「九一八」事變張學良為啥慫了？因為有前因！——下

蔣介石一再催促張學良執行武力收回，使得張學良誤以為，蔣介石決心「在所不惜」地幫助東北軍奪回中東鐵路控制權。次日，即1929年7月10日，張學良武力接管中東鐵路，「中東路事件」爆發。

當時的張學良認為「就蘇聯國內情勢及國際關係推測，其未必據敢宣戰」，而且在有中央支持的情況下，必然穩操勝券。但蔣介石隨後的行動卻讓張學良傻了眼。

「中東路事件」爆發以後，蘇聯隨即向南京中央政府提出了強烈的抗議。7月13日，蘇聯外長加拉罕向中方發出了嚴正的抗議，而蔣介石依然貫徹強硬的態度，說道「我們當然要抵抗到底，誓死要達到我們收回主權的目的」，「取消我國對中東路處置，殊屬荒謬，中央絕對不為所動」。這種強硬的態度使得蘇聯極為不滿，並在中蘇邊境發起了小規模的軍事騷擾。

蘇聯的軍事行動使得張學良心中無底，亟欲求得南京政府的承諾。7月22日，張學良致電蔣介石，稱「倘不幸引起戰事，牽涉甚大，誠有不可思議者」，同時又於三日後在接受《芝加哥時報》及《大公報》記者的採訪時表示，「是以萬一發生戰事，乃俄人迫我而戰，吾人不負破壞和平之責」，企圖拉得南京政府及英美等國的援助，以「中方業已武力掌控中東鐵路」作為籌碼，試圖將蘇聯拉到談判桌上，並拿回握在蘇聯手中的中東鐵路的權益。7月24日，張作相由瀋陽趕向長春，與蘇聯領事梅利尼科夫會晤，並說明中國無收回中東鐵路全部權益的意思。

蔣介石此時「抗俄」的態度可謂異常「堅定」。他發布了一系列聲明，先對張學良承諾「中央對蘇俄作戰及軍隊調遣事，已由參謀部負責調製全盤計劃，如有必要，全國軍隊可以隨時增援也」，又於8月10日發布戰爭動員說：「吾東北將士，捍衛邊防，積有勤勞。值茲赤色帝國主義者協以謀我，邊防日急之際，其益當奮發，枕戈以待，服從中央之命令，以謀有以盡其捍衛邊陲之責任。」

然而國民政府的這些「軍事支援」的承諾基本只是空談，並沒有付諸行動。幾個月的武裝對峙中，蔣介石只是增派代表政府的這三十餘人，卻沒有派出任何一人進行軍事增援。他僅僅是發布了《蔣致全國將士電》、《慰勞東北前線將士書》以及《中宣部為中東路事告東北將士書》這些文書，對東北軍將士進行了「強有力的鼓勵」。

至於戰爭經費和之前承諾的兩百萬軍費也僅僅是編遣庫券而非現款。正如張學良所說，「南京只叫我們打，什麼也不管。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叫我管和的事，這簡直是整我們呀！」

實際上蔣介石並無心支援東北軍，這是顯而易見之事。對於蔣介石的種種行動，我們可以做以下猜測：首先，對張學良許下空口白諾，誘使張學良武力控制中東鐵路；然後，不斷挑釁蘇聯，誘使其發動對東北軍的軍事行動，同時否決東北當局求和的意願；在戰爭爆發後，並不對東北軍加以施援，而是在全國範圍內傳播「抗擊侵略，保全家園」的觀念，將張學良及東北軍推至「毋為瓦全，寧為玉碎」的「愛國高台」之上，試圖斷絕張學良與蘇聯和談的可能。 蔣介石所為，完全意在削弱東北軍之實力，其用心昭昭可見。

中東路事件發生之後，日本對蘇聯示好，拒絕向中國軍隊開放南滿鐵路，並向蘇聯提供糧食等援助。同時，中蘇關係因為中東路事件而惡化，使得中蘇無法在東北結成利益共同體，結果不論是中國抑或是蘇聯，只能獨自面對日軍。「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蘇俄政府公然對日侵華問題表示「採取嚴正不干涉的政策」，乃至於次年一月日軍攻打哈爾濱之時，蘇聯竟為日方調撥車輛協助其運輸，可見中蘇關係之惡化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中東路事件也使中國遭受了巨大損失。東北軍被殲一萬多人，大量中、高級軍官被俘被殺，大批物資、武器和裝備被繳獲。中東路沿線許多重要城鎮被佔領，經濟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尤其，此次事件中東北軍的種種缺陷暴露無遺，中國中央與地方的相互猜忌乃至於坑害也展現於日軍之前，這又促使日本策劃並執行「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時，張學良並非無心抗日，他曾說日本「全國的兵力可以源源而來，絕非我一個人及東北一隅之力所能應付」。鑒於兩年前中東路事件的教訓，張學良在沒有得到蔣介石的實質性援助前，是斷沒有堅持抗擊日本的決心的。甚至他認為以蔣介石的作風，和日軍合作夾擊東北軍，徹底剷除掉他這個當時中國實力最強的軍閥，也不是不可能的。在沒有得到蔣介石任何實質性的援助後，張學良決定保存實力，不主動迎戰日軍，並說道「我們只應速報中央，聽候指示」，並最終執行了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但最後，張學良又再一次申明，「我們是主張抗戰的，但須全國抗戰；如能全國抗戰，東北軍在最前線作戰，是義不容辭的。」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協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逼迫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便是為他這一思想所作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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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25(精選推薦文章)

文/積玉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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