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極雙年展亮相威尼斯：參與者日記再現奇幻探險的藝術之旅

搭載藝術家的考察船挺進南極

我聽說，一場典型南極半島之旅，是一次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一趟穿梭在冰凍苔原、座頭鯨和史詩般風光間的壯遊。

不過，作為南極雙年展項目的一部分，我上個月（2017年3月）乘坐117米長的極地探索者號進行的一次南極探險，就沒有那麼典型了。這趟旅程充滿了藝術裝置、研討沙龍以及一群形色各異且國際化的人物——藝術家、科學家和哲學家——最棒的是，這種活動以前沒人搞過。

過度興奮看來是不可避免了。當雙年展的10天航行在3月28號結束，活動組織者、藝術家Alexander Ponomarev策劃多年的南極點「藝術探險」之夢終於實現的那一刻，我確實感到超級興奮。

此行對我來說實在太容易。我既非那些需要對付Ponomarev的年輕員工，也不是「同一片海洋」考察隊的成員，不用應對那些焦慮的藝術家們的需求。我的工作僅僅是聽和看。

3月20日

我非常確定，此行最深刻的記憶開始於啟航兩天後，在即將穿過南極圈時。大家紛紛湧上船頭，圍觀穿越南極圈。光線很暗，海水冷冰冰的。德雷克海峽的巨浪已被甩在身後，極地探索者號繼續向前推進，我看到的第一座冰山，在與我們擦身而過後慢慢隱入霧中。

甲板上的氛圍十分歡快；有人迫不及待地拍照，一面南極雙年展的旗子掛了起來。但在我看來，周邊的環境卻適合一種更陰鬱的聚會。兇險的大海和刺骨的寒風帶來令人畏懼的預感，一種我不會拿任何東西交換的特殊感覺。

企鵝。南極雙年展供圖

3月21日

首次登岸，太陽也出來了，兩者都很受歡迎。第一件藝術品在彼得曼島玫瑰粉色的積雪上升起。最一開始，一位特殊的旅客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瘦得像一根杆子，穿著皮夾克，留著木偶一樣亂糟糟的頭髮，經常跟一堆同樣自足的俄羅斯人在吸煙區抽煙。這位有趣的人物原來是位哲學家——一定是位令人尊敬的哲學家，我推測——名叫Alexander Se-katsky。本次旅程最有趣的行為之一，就是在這次登陸中，他作了有關「沉思的樂趣」的簡短演講，聽眾是一隻企鵝。

乘客中只有一對夫婦見證了演講，這對刻意安排的觀眾給大家帶來了傳聞，儘管事件過程已經被錄影（像旅程中大多數活動一樣）。我是當晚從一位做月球實驗室的奧地利科學家口中聽說這次演講的。她說企鵝講座是她見過的最美妙的事之一。

置身彼得曼島永恆的標誌物之間：一座時運不濟的探險隊員的墳墓、一間歸阿根廷所有的空空如也的小屋、一片逗趣的巴布亞企鵝殖民地——相當典型的組合，它證明，我們登陸了南極半島。

在沃爾納德斯基研究基地（Vernadsky Research Base）我們嘗到了南極人類生活的滋味。該基地是一座烏克蘭工作站，生活著12名科學家。一位叫Boris的英俊年輕氣象學家帶領我們在這座復古基地觀光，他長著藍色的眼睛、漆黑的頭髮和足以讓拉斯普廷[1]相形見絀的美髯，如同一位在世界盡頭隱姓埋名的斯拉夫王子。

晚餐時他選了些比以往輕鬆的話題。藝術家和科學家輪流談論自己頭兩天的工作，在一場半即興的沙龍討論中，還觸及了「烏托邦」理念。稍後，談到了探險中變化的大自然和團隊怎樣保證南極雙年展有持久的衝擊力。

南極雙年展現場

3月22日

早餐過後，我們衝上右側甲板，去看船下游過的座頭鯨。當時我們還不知道，這只是熱身而已；在艾瑞拉海峽看到的鯨魚秀，才讓人嘆為觀止：一隻座頭鯨浮出水面進入視線，然後抬頭看，就會看到超過半打的鯨魚，在不遠處甩動尾巴，將一縷縷水花撒向地平線。

即使是考察隊員，大多也沒有在這個時候來過南極，他們對此也很震驚。鯨魚的活動頻率一般隨著冬天的到來而上升。接下來的日子裡，南極的吸引力，被這場表演搞的暗淡無光。

3月23日

看到豹斑海豹打死一隻企鵝——與昨天一臉和平的座頭鯨相去太遠了。這種殘暴行為在庫佛維爾島上繼續著。在島上，藝術家Gustav Düsing打算設立一個以歐內斯特·沙克爾頓[2]時代的極地小屋為設計靈感的棉帳篷，並在裡面舉辦宴會。不幸的是，天氣一直不夠冷，沒法支持安裝所必需的冷凍塗層。

同時，南極雙年展完成了本大陸首個戶外攝影展：俄羅斯藝術家Ponomarev和建築師Alexey Koz在船上拍攝並列印的黑白照片，放置在盛著淺水的有機玻璃盒子里。和帳篷一樣，作品引來了一堆好奇的企鵝。

許多藝術家發現自己受制於旅行中的生產條件和環境。但這對Ponomarev來說都不成問題，他是這次探險英勇無畏的帶頭人。他策劃南極項目多年，當天下午，他推出的超大裝置是唯一全體參與的項目。

基於列奧納多·達芬奇的繪畫作品和榮格學派關於黑暗與光明的理論，這件作品由三個懸在水下的地球儀組成，每個裡面有一個被照亮的球體。藝術家的創意是它們三個像水晶燈一樣掛在水中，反射月光，就像在傾聽黑暗頭腦中明晰一刻的到來。不過只有鯨魚才能看到作品完成時的樣子了。

Tomás Saraceno作品。 南極雙年展供圖

3月24日

一整天都是藍天。我們在阿爾米蘭泰·布朗工作站登岸，在這裡Tomás Saraceno的太陽能Aerocene氣球最終飛上了天。這些幾乎無重量的作品需要太陽和相對靜止的空氣，那天早上這兩者都具備，使得這些黑色尼龍四面體得以飄浮在冰山上。它們的大體量和慢節奏讓我們想到之前看到的鯨魚。

不遠處，藝術家Paul Rosero Contreras在雪地上放置了一棵封裝在管子里的可可樹。他在早餐時就開始進行這一作品了，當時他一邊分發巧克力條，一邊在餐廳播放叢林音樂。

Paul Rosero Contreras作品。南極雙年展供圖

當天下午，全體成員在天堂灣靜默了半個小時，在那裡，純白無暇的冰川鑲嵌在一片鮮明得無法想像，近乎全然的藍色陰影中。

3月25日

早早起來（6：30），看輪船通過南設得蘭群島中奇幻島狹窄的捕鯨人灣。這是個令人回味的地方，有一堆遺迹——一座挪威捕鯨站，一座廢棄的英國軍事基地——慢慢湮沒在無人的黑沙灘上。有人帶了泳裝，期待著來一次極地之泳。不過海里有數十隻興奮的海狗，「同一片海洋」的人阻止了我們下水。

大部分人都同意我說的：捕鯨人灣讓人念念不忘。某種程度上說，它是藝術家Yasuaki Igarashi（五十嵐靖晃）進行風箏項目的完美場所。它的繫繩是編織而成的，整個航程中他都在編，別的乘客也幫他一起編。最終，繩子沒有編完，剩下散落的線頭。現在，這麼做的原因揭曉了，Igarashi請其他協助者過來每人拿住一條線頭——這一團隊協作行為使貫穿整個旅途的藝術製作有了一個可愛的結尾。

下午，我們作了最後一次登陸，拜訪了小教堂里的一位俄羅斯東正教神甫，還去海軍救援站拜訪了幾位智利軍人。這裡是麥斯威爾灣，有一些汽車和一座機場。那個令人失望的熟悉世界已經近在眼前。

張恩利作品。南極雙年展供圖

3月26日

回程時的德雷克海峽平靜多了：是反思過去一周經歷的好機會。在本次旅程中展現出強大表達能力的倫敦策展人Carlo Rizzo，組織了一次關於此次旅行潛在遺產的討論。Rizzo使人理解了如果在接下來的幾周沒有持續的關注和協作，整件事情就會像雲雀一樣消失無影。

雙年展的合作策展人Nadim Samman也鼓勵大家在路上進行一定的反思。與他謹慎、理論化的方法不同，Ponomarev熱情洋溢地抒發了南極地區如何「凈化雙眼」——並且開始討論在格林蘭島也組織這麼一次航行。

3月27日

在船上的最後一夜，船長也加入了我們的晚餐。完航證書的頒發讓今晚有點像畢業典禮。最熱烈的歡呼給予了一位整個旅程一言不發的攝影師——他對一個抓住任何機會找麻煩的俄羅斯電視記者給予了斯多葛式的忍耐。

（「就是因為這樣的人我們才革命的，」另一位俄羅斯人在那位記者向每個離她最近的人發號施令時對我嘟囔。）考察隊員小心地叫她「壞女人蒂瓦莉」（Cruella DeVille）。[3]

在將我們與這塊大陸的敵對現實隔離開來的舒適船艙中，衝突一點也沒有減少。

這樣的說法對某些人可能過於誇張。藝術家Juliana Cerqueira Leite辯論說我們周圍環境的特質應該是「最後的荒野」，她的多媒體裝置對高度受控的環境下的錯位這一觀念進行了探索。這件作品沒有離開過船艙，它自己就是這一觀念的絕佳說明。

在小論文的末尾，Sekatsky引用了尼采哲學，並且（非常戲劇化地，通過他並不需要的翻譯）描述南極大陸是「一個平台，它的一切基本法則都是虛構的，因此仍然可以被修改，被重新選擇，從一塊白板開始。」

的確，要創造新東西，要重新開始，就必須挑戰藝術和探險的英雄傳統。不過，如果沒有某種意義上的無所顧忌和自我欣賞，像這樣一次旅行——從不斷縮小的地理邊界中去找尋新的藝術領域——會發生嗎？

註：

[1]譯者註：格利高里·拉斯普廷（1869—1916），原是俄國的一名鄉村醫生，傳聞他懂得催眠術並有預言的神力。因當時成功預言生病垂危的俄國皇太子無事而入朝為官，藉助他預言的神力而控制了皇權，後因其荒淫無度、過度控制朝政而觸怒貴族遭謀殺。

[2] 譯者註：歐內斯特·沙克爾頓（Ernest Shackleton，1874—1922），又譯薛克頓，英國南極探險家，以帶領「獵人號」船（1907—1909）向南極進發和帶領「持久號」船（1914—1916）的南極探險經歷而聞名於世。

[3] 譯者註：電影《101忠狗》里的反派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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