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詩的光榮與夢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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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百年新詩；光榮；夢想；本土經驗；世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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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新詩的光榮與夢想

選自譚五昌《百年新詩的光榮與夢想》第四部分

與上述兩批詩人的藝術風格與價值取向呈現差異，戴望舒、余光中、任洪淵、舒婷等幾位詩人在美學趣味上又顯示出兼取西方現代詩與民族傳統詩之神韻的共同傾向，因而在作品風貌上呈現出現代美與古典美的疊合特徵。

戴望舒是1930年代詩壇上「現代派」的領袖人物，但他的精神氣質並不「現代」。戴望舒的作品中常常流溢著一股具有中年人滄桑氣息的濃濃傷感（如《雨巷》），這種「傷感」正是綿延數千年的中國古典文學最典型的情感特徵與情感模式（這種情感模式與中國儒家文化的長期熏染有關）。

戴望舒在作品中採用的意象語彙幾乎都是傳統的、古典的，諸如「丁香」「少女」「蝴蝶」「彩翼」之類，所傳達的思想情緒也是民族化的、中國化的（例如《我的記憶》中的懷舊情緒，《我用殘損的手掌》中的愛國主義）。真正體現戴望舒作品「現代派」特徵的，是其象徵、暗示手法的嫻熟運用，以及朦朧氣氛的精心營造。戴望舒的主要貢獻表現在他善於把西方現代派表現手法加以中國化改造，用以傳達符合民族審美趣味的思想內容，為西方現代詩的本土化轉換提供了一大批成功的典範性文本。

跟羅門、洛夫一起被並稱為「台灣詩壇三巨柱」之一的余光中，在1950年代台灣詩壇現代主義詩潮風起雲湧的時候並未表現出非常先鋒的姿態，而是選擇將傳統與現代融合起來進行穩健的藝術創造。余光中在思想上接受過現代主義的洗禮，但他深受中國傳統詩詞的熏陶，在美學趣味上傾向於古典。余光中創作上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對「文化鄉愁」（「中國情結」）這一人文主題的深入開拓與藝術表現上。他沒有一般性地表達家國之思，而常常由家國之思導向對光輝燦爛的民族歷史文化的追慕與讚美（如《白玉苦瓜》《尋李白》），這使得余光中的「文化鄉愁」獲得了歷史的深度而更具普遍意義。此外，余光中善於運用通俗明朗的傳統意象、易誦易背的民謠式語言，來對「文化鄉愁」的主題給予生動有力的傳達，從而具有雅俗共賞的藝術效果（如《鄉愁》《民歌》）。余光中的成功充分說明了現代詩的本土化所擁有的良好前景。

任洪淵是一位長期遭受詩壇漠視與忽略的出色詩人。弔詭的是，任洪淵被詩壇邊緣化的遭際，恰恰是由於詩人超前的詩歌意識與創作實踐所導致。在1980年代後期，當人們的審美閱讀趣味還普遍被「第三代」詩歌中的日常生活敘事流所淹沒時，任洪淵已經創作出了《漢字，2000》這樣表達其先進母語詩學理念的超前性詩歌文本，但讀者與作者巨大的認知差異與趣味鴻溝決定了任洪淵的前衛性詩歌文本流布不廣的必然結局。通常說來，任洪淵的詩歌文本集中呈現了優異的詞語想像力，文本中每一個詞語的組合與搭配以及位置互換，都產生了美妙的藝術張力效果，令人回味無窮（如《永遠的十八歲》《文字一個接一個燦爛成智慧的黑洞》）。從當下全球化語境的角度來看，任洪淵詩歌文本最重要的價值在於詩人對於漢語寫作（母語寫作）的美學特質的藝術性揭示與理論召喚，他充滿理論敏感性的漢語寫作（母語寫作）實踐行為，有力地維護了漢語寫作（母語寫作）的藝術魅力與尊嚴。

舒婷，女，原名龔佩瑜，1952年出生於福建石碼鎮，中國當代女詩人，朦朧詩派的代表人物。

我如果愛你——

絕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愛你——

絕不學痴情的鳥兒，

為綠蔭重複單調的歌曲；

——《致橡樹》

作為「朦朧詩」重要代表詩人，舒婷的詩風迥異於北島、顧城，卻與戴望舒、何其芳這兩位詩壇前輩表現出較大的相似性。不過，舒婷詩的取材範圍與精神視野要比戴、何兩位前輩詩人開闊得多，她不是一味沉浸於自我的情感世界裡，而是將自我與時代自覺或不自覺地結合起來，從時代的發展趨勢提升自我的情感要求，以詩的方式呼喚人性的尊嚴。她的《致橡樹》《神女峰》《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等作品，因為具備時代精神的高度而受到人們的讚譽。舒婷詩的藝術特色也極其鮮明，她對象徵、隱喻、意象、蒙太奇等手法運用得非常熟練，但真正能夠打動讀者心靈的，還是舒婷詩中那種清新優雅的語言、款款起伏的旋律、溫柔憂傷的古典情調、充滿南國色彩的意象符號與經驗體系。舒婷的詩擁有非常廣大的讀者群，這一事實再次證明了現代詩的本土化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戴望舒、余光中、任洪淵、舒婷等幾位詩人各自以其成功的創作實踐印證了中國新詩現代化與民族化（本土化）所存在的互為成就與補充的關係，充分顯示了他們在新詩發展的某一特定階段所做出的貢獻。

上述這批傑出的詩人均以其不可替代的創作風格、個體價值與藝術魅力為20世紀的中國新詩史書寫了輝煌的篇章。然而從史實的角度觀之，要全面展示出20世紀中國新詩的繁榮面貌，更離不開數量眾多的詩壇中堅分子的持續加盟、前後相繼與傾心奉獻。

其中，聞一多、臧克家、蘇金傘、林庚、覃子豪、辛笛、陳敬容、杭約赫、蔡其矯、杜運燮、郭小川、賀敬之、曾卓、綠原、牛漢、公劉、蓉子、向明、商禽、瘂弦、管管、鄭愁予、楊牧、黃翔、杜國清、淡瑩、江河、林莽、韓作榮、葉延濱、芒克、曾凡華、程步濤、黃亞洲、傅天虹、伊蕾、傅天琳、李小雨、嚴力、梁小斌、陸健、王小妮、柏樺、周倫佑、白靈、潞潞、童蔚、雨田、宋琳、莫非、陳東東、張棗、鄭單衣、唐亞平、尚仲敏、瀟瀟、潘洗塵、潘維、李亞偉、默默、郭力家、蘇歷銘、張小波、馮晏、黃燦然、趙野、樹才、西渡、戈麥等新詩各個歷史發展階段湧現出來的眾多傑出詩人都貢獻了他們的才華和心力，由他們各自提供的風格多姿的出色詩歌文本所集合起來的光芒，交相輝映成20世紀中國新詩氣勢雄渾的華彩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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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新詩的光榮與夢想

選自譚五昌《百年新詩的光榮與夢想》第五部分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社會多元文化格局的生成與定型，加上網路詩歌的出現，特別是近些年新媒體詩歌的流行，對傳統紙媒詩歌造成巨大的衝擊，傳統的詩歌格局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與重組，既有的權威秩序被打破了，新的秩序尚在建構之中。於是，當下的詩歌寫作在語言風格、表現手法、題材取向、美學形態等方面也相應呈現出極為鮮明的豐富性與駁雜性。一句話，多元化格局已經成為新世紀中國新詩的美學主潮。從語言角度來看，「書面語寫作」「口語寫作」以及「書面語」加「口語」的「複合型寫作」並行不悖，且持各種語言寫作向度的詩人人數眾多，蔚為大觀。同時，在「書面語寫作」內部還可以分成兩種寫作傾向：「學院化寫作」（它通常被指稱為「知識分子寫作」）與 「生命寫作」。

「知識分子寫作」詩人

左上起：王家新、西川、歐陽江河、臧棣

王家新、歐陽江河、西川、臧棣、肖開愚、孫文波、西渡、張曙光、姜濤、周瓚、森子等「知識分子」詩人延續著1990年代的寫作方向，在詩藝與思想層面不斷拓展，收穫頗豐。例如，西川創作出了《蚊子志》等一系列充滿思想文化智慧的跨文體詩歌文本，臧棣創作出了一系列以「叢書」命名的充滿知識與技術含量的詩篇，歐陽江河則創作出了構思宏大、氣勢磅礴、彰顯出色修辭能力的長篇巨制《鳳凰》，受到詩壇的廣泛關注與好評。而在所有持「生命寫作」價值取向的書面語寫作的詩人當中，

「生命寫作」詩人

左起：龔學敏、樹才、瀟瀟、劉立雲、藍藍

樹才、藍藍、瀟瀟、劉立雲、馬莉、林雪、周慶榮、庄偉傑、胡弦、李少君、龔學敏、華清、高興、祁人、北塔、梅爾、四月、藍紫、李永才、陳小平、楊廷成、熊國華等一批較具代表性的詩人，為讀者陸續貢獻了《雅歌》（樹才）、《我生如草芥》（藍藍）、《債主致海子》（瀟瀟）、《父親是一隻罈子》（劉立雲）、《沉默的磚頭》（周慶榮）、《為碎玉祭禮》（庄偉傑）、《傍晚》（李少君）、《在九寨溝叢林中穿行》（龔學敏）、《蝴蝶蘭》（華清）、《兄弟》（高興）、《和田玉》（祁人）等藝術感覺靈動曼妙、生命體驗獨到深刻、意境優美生動的詩歌文本，以其情感的純度與深度而光芒獨具，贏得讀者的喜愛。

「口語寫作」作為一種相對新穎的寫作向度，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濫殤，進入21世紀則形成一股寫作潮流。它在藝術方法上主要致力於對「語感」的營造，在內容上則強調對日常生活經驗的表現與提升。其中，

於 堅

伊 沙

嚴 力

侯 馬

于堅、嚴力、伊沙、侯馬、中島、徐江、唐欣、沈浩波、馬非、趙思運、陳衍強、冰峰、伍遷、斯如、陳琦、溫暖的石頭、龍俊、張二棍等一大批詩人在「口語寫作」上表現較為突出，為詩壇提供了《純棉的母親》（于堅）、《黑暗之歌》（嚴力）、《他手記》（侯馬）等一系列外表形式單純、實質思想情感厚實深刻的出色口語詩文本。

「書面語」加「口語」的「複合型寫作」綜合了「書面語寫作」和「口語寫作」所具有的藝術優點，因而持這一寫作傾向的詩人在數量上更為可觀。其中，葉延濱、陸健、莫非、梁平、車延高、駱英、姚風、高凱、田禾、商震、谷禾、謝克強、唐詩、周占林、高作余、張民、西可、胡建文、陳泰灸、楊北城等一大批詩人較具代表性，

左上起：葉延濱、陸健、梁平、車延高

他們為詩壇奉獻出了《恩仇》（葉延濱）、《夏娃》（陸健）、《寒了心》（莫非）、《提心弔膽的愛你》（車延高）、《與麻雀對話》（駱英）、《耳邊風》（姚風）、《村小：識字課》（高凱）、《喊故鄉》（田禾）、《結局》（商震）、《虛無的藍》（谷禾）、《青藏鐵路》（謝克強）等一大批藝術形式與思想情感內容俱佳的詩歌文本。

上述三種寫作傾向形成了一種既對立、疏離又互補、互滲的複雜情勢，多元化的詩歌寫作格局得以徹底彰顯，並呈現出某種繁榮的態勢，進入21世紀以來，諸多 「詩歌流派運動」現象便是有力表徵。其中，由青年詩人黃禮孩精心策劃，由劉川、呂約、蔣浩、劉春、江非、泉子、宇向、夢亦非、謝湘南、沈浩波、朵漁、徐南鵬、尹麗川、王琪、黃海等青年詩人參與推動的「70後」詩歌運動，以及由福建女詩人安琪發起，由趙麗華、沈葦、古馬、余怒、路也、楊子、劉潔岷、老刀、世賓、馬策、黃梵、林茶居、雷平陽等一大批1960年代出生的詩人參與的「中間代」詩歌運動，可以視為頗具代表性的「詩歌流派運動」現象。

與此同時，新世紀十多年來頗令詩界矚目的「民間詩刊熱」及「網路詩歌熱」現象也可視為新世紀詩歌寫作活躍態勢的有力表徵。置身於互聯網時代，網路對詩歌生產的影響與作用是巨大的、不容迴避的。總之，傳統詩歌與新媒體詩歌如今形成了並駕齊驅、互為補充、互相促進的局面與態勢。

在新世紀（21世紀）十多年來活躍紛繁的詩歌寫作中，陸續出現了如下幾個主要的詩歌寫作向度與藝術「增長點」。

其一：「先鋒性寫作」。在「先鋒性寫作」向度上，伊沙、沈浩波、朵漁、呂約、余怒、安琪、趙麗華、尹麗川、巫昂、徐慢、王晟、丁成等詩人表現搶眼。伊沙在1990年代以充滿解構精神的先鋒詩歌文本《餓死詩人》《車過黃河》而受到詩壇矚目，口語加反諷是伊沙先鋒詩歌文本兩個基本元素，新世紀以來伊沙的創作一直保持旺盛的狀態，數量可觀，也時有佳作問世。相對年輕的沈浩波從早期對身體敘述的迷戀成功轉型為對靈魂探索與獨立精神品格的維護，凸顯了一個真正先鋒詩人的形象，他的《文樓村記事》《奏鳴曲》《蝴蝶》等均是具有頗高思想藝術水準的先鋒詩歌文本。

作為女性詩人，呂約詩歌寫作的先鋒品質主要體現在她對男權文化秩序的犀利解構姿態與對女性精神立場的堅定持守上。在《老子》《歡愛時閉上的眼睛》《兒童節的代價》等代表性文本中，我們既能感受到女詩人對於女性經驗深入到位的體察能力，也能體驗到女詩人語言簡潔、生動、尖銳，意象鮮明，思想睿智的創作風格。

其二：「神性寫作」。簡言之，「神性寫作」就是具有宗教性體驗的寫作向度，它以崇高感作為自身最高的美學準則。在文化詩學層面，「神性寫作」就是對於「口語寫作」有效且必要的審美反撥。吉狄馬加、大解、寒煙、李南、姚輝、徐俊國、沙光、楊鍵、譚延桐、劉以林、魯娟、徐柏堅、楚天舒、曹有雲等詩人可以視為「神性寫作」的主要代表性詩人。最能體現吉狄馬加「神性寫作」詩學風格的作品，

吉狄馬加

《我，雪豹》

當屬他最近推出的兩部長詩《我，雪豹》（2014年）與《致馬雅可夫斯基》（2016年）。這兩部長詩是詩人吉狄馬加分別與純潔精神家園象徵之物「雪豹」和崇高精神信仰化身的偉大詩人馬雅可夫斯基一次想像中的心靈對話，作品的高邁立意與莊嚴氣象對讀者而言是一種精神的洗禮。

其三：地域性寫作。近些年來，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地域性寫作（或地方主義寫作）在詩歌界已達成了一種共識，已有不少詩人自覺地進行著寫作實踐並進行理論建構（如譚克修）。在地域性寫作詩歌文本中，地域文化與民族文化元素構成文本獨特的審美價值。例如，來自大涼山的彝族詩人阿庫烏霧，來自小涼山的普米族詩人魯若迪基，來自新疆的詩人李東海 、南子、綠野、堆雪等，來自山西長治的詩人郭新民、姚江平、金所軍等，均為讀者帶來了具有鮮明地域色彩與民族風情的詩歌作品，給人留下深刻的閱讀印象。

其四：「長詩寫作熱」現象。自新世紀伊始，許多詩人便投入大量精力與心血進行著長詩的創作，意圖通過營造在結構上較具規模與難度的詩歌文本來實現自己宏大的藝術追求。其中，洛夫的《漂木》、林莽的《記憶》、大解的《悲歌》、梁平的《重慶書》《三星堆之門》、胡丘陵的《2001年，9月11日》、趙紅塵的《酒神醉了》、伊沙的《唐》、陸健的《田樓、田樓》、洪燭的《我的西域》、黃亞洲的《重走長征路》、路雲的《彼岸》、鄭小瓊的《完整的黑暗》、侯馬的《他手記》、閻志的《輓歌與紀念》、海嘯的《海嘯三部曲》、董迎春的《水書》、高凱的《百姓中國》、阿爾丁夫·翼人的《沉船》、湯松波的《東方星座》、南方狼的《青銅調》、雁西的《致愛神》、張紹民的《自由百科全書》、張況的《中華史詩》、翟永明的《隨黃公望游富春山》等長詩均是在藝術上各有特點並引起詩壇關注的詩歌文本，較大程度上代表著新世紀以來長詩寫作領域所取得的最新成果，有力彰顯出新世紀中國新詩的繁榮局面。

語

結

從1917年初胡適在《新青年》雜誌發表白話詩算起，中國新詩迄今已走過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歷程。百年中國新詩所走過的歷程可謂一條光榮的荊棘之路，因為它所付出的代價與它所收穫的掌聲與鮮花還遠不成比例。除了百年來中華民族不斷遭逢的內憂外患、時局動蕩等各種外部力量與因素的強大幹擾，中國傳統詩歌觀念與審美趣味對於大多數人的有力牽制和規範，使得人們對於新詩始終存在不小誤解，普遍評價不是很高。其實，這是有失偏頗的。

主要理由可陳述兩條：其一，新詩畢竟只有百年的歷史，動輒就拿唐詩宋詞的標準來對照衡量，顯然是過於苛刻了些，也欠公允；其二，在讀者當中，大多數人的審美觀念、審美趣味尚嫌傳統、保守，因此不能真正欣賞新詩的好處。實際上，新詩百年，名篇迭出，佳作如林，出現過人們爭相傳誦一首好詩或詩中精彩片斷的動人情景（如艾青的《我愛這土地》、余光中的《鄉愁》、北島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樹》、食指的《相信未來》、顧城的《一代人》、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等等）。新時期以來，隨著中國對外文化藝術交流局面的初步形成與規模的日漸擴大，眾多傑出的中國詩人通過作品譯介或其他交流途徑先後為西方詩界及文學界所熟悉，並獲得高度讚譽。例如，自1980年代以來，艾青、北島、洛夫等傑出的現代漢語詩人屢次獲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提名，這無疑是屬於中國現代漢語詩人與中國新詩的光榮與驕傲！

百年新詩

毋庸諱言，已屆百年華誕的中國新詩整體上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從新詩園地眾多辛勤耕耘者的內心愿望來衡量，新詩的現狀與它的理想目標之間仍存在較大的距離，除了經歷過幾個短暫的輝煌時刻，百年新詩在絕大多數時期仍然遭受到大眾的普遍淡漠。嚴格說來，在百年新詩發展史上，我們的詩壇上還沒有出現過像艾略特、龐德、葉芝、里爾克、瓦雷里、奧登、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聶魯達、博爾赫斯、帕斯等那樣的具有廣泛國際影響的大師級詩人，也沒有產生出像《荒原》《比薩詩章》《海濱墓園》《杜伊諾哀歌》《太陽石》等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師級文本。大師級詩人及大師級文本的相對匱乏，引發了中國當代詩人的普遍焦慮與內在不滿。在當下，新詩由於商品經濟與娛樂浪潮的衝擊正處於邊緣化，而且又由於相對規範的詩之標準的缺失，情形有些不容樂觀，能夠扭轉新詩局面的只有寄希望於大師級詩人及大師級文本的出現。

不過令我們感到欣慰的是，當下詩壇形成了老、中、青幾代人「同台競技」的動人景觀。鄭敏、李瑛、屠岸、成幼殊、灰娃、任洪淵等老一輩詩人詩思活躍，寶刀不老；中青年詩人們出手不凡，藝術功力日趨深厚；而鄭小瓊、阿斐、熊焱、盛華厚、李浩、羅鋮、曹誰、呂達、馬慧聰、戴濰娜、張琳、張元、高粲、玉珍等一大批出生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詩歌新人又在「悄悄」地湧現和成長，在詩歌寫作中顯露了良好的藝術潛質，很快將成為21世紀中國新詩舞台上的生力軍，發展前景不可估量，值得期待。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眾多的中國當代詩人奮發圖強、精益求精，拋掉於藝術探索不利的浮躁和虛榮心態，最大限度地爭取關心新詩前途的人們的理解與支持，積極進取，不斷創造出融本土經驗與世界眼光於一體的出色詩歌文本，那麼，已經迎來百年華誕的中國新詩必有一天會再現輝煌，重新贏得令世人稱羨不已的盛唐氣象！

（文中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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