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這個樣子（上）

去年底，正午在北大做了一場活動，宣傳《正午3》。我們每個人都分享了自己的畢業故事，以及為什麼選擇正午這份工作。現在，是真到了畢業季。我們趁假期把這些故事翻出來，看著玩。

主持人郭玉潔的話：

大家下午好，感謝大家來參加正午故事的沙龍。我們是一個所謂的新媒體，網路媒體，但是我們對於出版還是有很深的熱情，大概每過半年，就會把最近精選的文章做一個文集。每次借著出版我們也會做一些活動，希望能跟讀者多些交流。這是很特別的一次，正午團隊所有的采編人員都在這裡跟大家見面，以前從來沒有這樣過。所以我先介紹一下我們在座的同事。

我叫郭玉潔，在正午主要做編輯工作，這段時間主要工作是主持人。

我身邊這位是李純，很多人都喜歡她寫的文章，關於詩人，音樂人，很有自己風格的一個年輕記者。

黃昕宇，主要關注的領域是青年亞文化，我們這些中老年人都不太關注到的領域，她寫這些也非常有自己的特色。

中間這位淡豹，我不用介紹了，可能在座很多人都是她的粉絲。

朱墨是我們的視覺編輯，也是一個攝影師。

旁邊是謝丁，正午的主編，正午到現在有這樣的風格和這樣的成績，謝丁負主要的責任。

旁邊是張瑩瑩，她是正午歷史上最大爆款，《我穿牆過去》的作者。

葉三老師，我也不用介紹了。

我們還有兩位同事，一位是羅潔琪，一個是陳曉舒，她們兩個人都剛好生完孩子，都在家裡休息，不能來這次活動，希望下次有機會能邀請她們一起出現。

這次活動的另外一個特別之處，是我們來到校園，尤其是來到北大。我們當時就在想講些什麼能夠和大家有連接、有溝通，後來想，我們反正也都上過學，也都畢過業，要不然我們就來講講我們在校園和畢業的事情，就有這個主題——我們畢業那一年。

關於這一點，我們也再三考慮了，因為給年輕人做忠告和建議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年輕人最可貴的地方也是最悲哀的地方，就是不聽勸。我自己曾經採訪過一個香港的學者，叫何式凝，她是一個研究性和親密關係的學者，她把她大半輩子痛苦的情感經歷，寫成了一個非常深刻的自傳，叫《我係何式凝，我五十五歲》。我採訪她的時候，她說，香港的女孩子一直到大學畢業之前都是很順利的，沒有碰到過所謂的性別歧視，所以她們都不相信她說的很多問題。她說，我故意跟他們說，你們的男朋友以後會劈腿，她們說怎麼可能？你們以後會離婚，她們也說怎麼可能，那是別人選錯了，我的肯定不會。我就問她，若干年以後真的發生了嗎？她說當然發生了，她們後來都來找我，說我原來不相信。何式凝說，我知道她們不會相信我，但是我想告訴他們，很多人也曾經發生過類似的故事，所以有一天這些事發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時候，你不要絕望，你不要以為全天下只有你才會碰到這樣的事情，不要去自殺。

我兜這麼大一個圈子，其實是想說，我們這些人坐在這，不是想要告訴大家一些人生的道理，或者說做青年導師，而是想分享一些我們的經驗，有一天當你們也碰到困難或者挫折的時候，你們會突然想到，有一些人其實曾經也碰到過這樣的問題，或許能給你們一點點幫助和支持，這是我們今天講座的很基本的想法。

我們的故事從葉三開始吧。

葉三

隨波逐流的人

我第一次是本科畢業，在2000年，你們可能大部分人還沒有上大學我就已經畢業了。要講這個畢業的故事，可能先要講我是怎麼考上這個學校的，這個我也講了很多次，但是有的同學不知道。我們那個時候考大學是先報志願後考試，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能考多少分，就隨便報了一個。這個中間比較曲折，但是最終我上了一個理科系，其實我數學非常差。當時我們高考數學滿分是150分，我考了75分，考到了經濟數學系，所以我的大學四年過得是很痛苦的。我從入學的第一年就想退學，但是一直到畢業我也沒退成，一個是我這個人比較不努力，二是我是一個挺隨波逐流的人。結果在畢業那年我想轉專業。

我在上大學的時候是一個純正的文藝青年，非常喜歡電影，當時的文藝青年也沒有什麼選擇，除了文學好像只能喜歡電影，我當時想考的是電影學院的西方電影史的研究生，然後我就去考了，當然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它不考數學，因為它是一個藝術系。我大概準備了半年時間，就去參加考試。當年那個系招兩個學生，報考的人數是11名，但是考完第一門之後就有兩個人再也沒有參加後面的考試。第一門大概是考政治或是英語。進入面試的應該是四個人，所以是四個人裡面選兩個。面試之後我就知道我應該是考不上的。當時的電影學院是一個學術性很還強的氛圍，我自己的感覺是面試老師不太喜歡我，後來我覺得可能結果也是，他們確實不太喜歡我，所以我的考研是失敗的，在2000年。

我差不多是在6月份開始找工作，那個時候我的大部分同學都找到了工作，因為我們那個系雖然叫經濟數學系，但在我考上大學那年改名叫信息管理系，這也是為什麼我報這個系，如果要是經濟數學我肯定不會報的。那一年，你們可能不知道，那是中國的第一次互聯網爆發的年度，差不多在那一年的4月份，我所有的同學都找到了工作，基本上都是互聯網公司，而且都是很年輕的互聯網公司。我的同學他們在畢業那年拿的工資是很高的，但是在第二年很多人就失業了，他們工作的單位再也沒有在地球上出現過。當然這個是後話。

我6月份開始找工作，9月份我去了一家台灣的電腦公司，這個也說明我是一個挺隨波逐流的人，如果是意志堅定的人可能會想明年再考一年，或者去其他的學校，比如藝術研究院這樣的學校，我沒有想過，直接去工作了。但是工作的時候，我當時任務是給這個電腦公司做一個網站，當然是和其他的同事一起。我這個網站主要的功能當然是宣傳這個公司的產品，他們有軟體部門、硬體部門，我就說我要做一個電影欄目，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我的主管就同意了，他說你做一個電影欄目，你的工作量有點少。我說那我再做一個音樂欄目。所以我在一家電腦公司做了他們網站的音樂和電影頻道，這樣做了兩年，我已經記不太清當時我的想法了，因為離現在太遠了。

差不多工作到一年半左右，我覺得那種生活是我不喜歡的，因為是很枯燥的生活，我記得當時我是7點半起床，8點鐘出門，騎車到地鐵站，坐地鐵上班，晚上五六點鐘下班，我很不喜歡那樣的生活，我就想出國，但是去哪兒我也沒有概念。我爸爸是一個老師，他平生第一次出國，在大概四五十歲的高齡，他去了澳大利亞，他是做職業教育的，回國之後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天晚上我們坐在飯桌前吃飯，我爸夾起一片綠葉跟我說，澳大利亞就是這個樣子，你去那兒上學吧，我就覺得他說的特別有道理。然後我開始準備去留學，這個程序你們應該很清楚，就是考英文，那個時候澳大利亞還是認托福成績，我一邊上班一邊去新東方學習英語，學了大概兩三個月，考了一次。我總是覺得在這個過程中我沒有什麼選擇，因為我爸當時認為澳大利亞是那樣的，他希望我去了之後不要回來，那個時候澳大利亞的移民政策是有一些緊缺職業，你如果在這個職業列表中念到碩士畢業就可以直接申請移民，非常容易，不需要有工作經驗。我爸就給我選了這樣一個專業，這個專業翻譯過來叫互聯網與網路編程，它是一個理工科的專業，我就這樣出了國。

出國之後，其實我是在人生的第二次求學生涯中仍然選了一個我既不擅長又不喜歡的專業，我倒沒有想退學，因為學費很貴。但是我在整個學習的過程中不斷加深自己的信念，就是我畢業之後一定不要干這個活兒。這個學位差不多念了一年半，我在2003年9月份畢業，畢業之後我的想法是第一我不要當程序員，我覺得那樣我會早死而且會猝死。其實我就是沖著移民去的，我就開始辦移民，那個移民也辦得很順利，因為當時的規定是半年內辦下來，這時候我就開始醞釀再去念一個學校，這是第三次畢業的前兆。那也是有很多的客觀元素，因為我移民之後就可以貸款去念我喜歡的專業，於是我申請了第三個學位，就是電影學位。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是很幸運的一件事，我終於在念了七八年完全不感興趣的專業後可以念一個我喜歡的專業。

我最後一個學位念的是電影研究，畢業那年是2008年，那個學位是我念得最開心的，雖然它比編程更難。

我在念書的時候有一個老師對我影響很深，就是我念的最後一門課，叫人類學與紀錄片研究。這個老師跟我說了一句話，她說沒有什麼事情是跟政治無關的，這句話我以前沒有想過。我畢業的時候也是這門課結業的，它是我最後一門課，這個老師在最後一節課沒有講課，而是讓所有的學生坐在一起，說一說你們畢業之後想幹嘛。我是最後一個說的，因為我是唯一的一個非英語母語的學生。我當時很緊張，我就在想畢業之後到底要幹嘛，結果輪到我的時候，我脫口而出說回國去當記者，但實際上我當時是沒有這個想法的，我覺得可能是沒話找話。

我當時只有確定的兩個想法，一個是我肯定要回國，我當時已經在澳洲呆了六年，我覺得實在太無聊了，但是那是一個留學的好地方，因為你在那兒只有兩件事可干，一個是上學，還有一個是賭博，我又沒有錢，我在墨爾本，墨爾本人比悉尼更少，我當時下定決心畢業後一定要回國。還明確的一點是我可能這輩子只能寫字了，因為編程肯定不行，搞學術我沒有那麼有耐心，我比他們還要不自信，我覺得我沒有天賦，那時候我已經將近30歲了，我再讀一個博士需要六到八年，我覺得這輩子就廢了。所以當時只有確定的這兩個想法。

回國之後，我先是做了兩年的自由撰稿人，因為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寫東西，不斷地就開始有時尚雜誌的編輯找我寫各種各樣的人。我跟他們不太一樣的是，我沒有經過任何新聞寫作訓練，也完全不關心，所以我寫東西，在一般的記者或者編輯看來就是野路子，我怎麼理解這個人我就怎麼寫，我可能能把故事講得漂亮。跟現在的記者面對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是，那時候沒有人看，起碼作者不知道有誰在看，比如現在正午發的每一篇文章，下面有閱讀量，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在看，還有評論，你可以看到大家的反饋。我們當時無論是報紙還是雜誌上寫東西，發上去就完了，除了主編和校對沒有人看，所以我們當時是非常輕鬆，一個稿子到交稿為止這件事就結束了。但是我那兩年，做到第二年自由撰稿人的時候也很痛苦，因為我每天都在寫一些小明星或者大明星，或者中明星，就是各種明星，因為那時候畢竟來找我的還是時尚雜誌，很少有百年大報，他們不會來找我的。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有一個編輯誇我，說葉老師你能把一坨屎寫成花兒，我後來覺得這不是一句好話，就很想轉行。通過某種機遇，我就去了時尚雜誌，我發現還是在寫明星，但是比我當撰稿人的時候有更大的自由度，我起碼可以挑寫什麼明星。在我大概到雜誌社三個月到半年之後，我寫了第一篇長稿，我當時不知道那個叫非虛構。那個稿子寫的是汶川地震兩年後的重建家庭。那是我寫的第一篇超過六千字的長文，當時是寫了一萬多字。我是過了好久才知道這個東西原來叫非虛構寫作，所以我覺得當時的媒體環境對於記者來說是更輕鬆的，我很同情以及很擔心現在的小記者，因為他們面臨的東西比我們當時殘酷得多。

差不多就是這樣，因為我隨波逐流，我是只要日子還能過下去就不會想著改變。我這樣一直呆了五年左右，中間有換過工作單位，但基本上就是這樣。

到正午很大的因素是因為謝丁。我從一開始就處於和朋友一起工作的氣氛中，中間也換過工作，但幾乎每次辭職都是覺得沒法再跟這個團隊合作。我沒有辦法跟我無法當做朋友的人一起工作。和謝丁一起做正午，完全是出自我對他的信任，因為平時除了我自己的稿子，我要交，我要改錯字，我必須得看，其他的稿我幾乎是不看的。正午最早叫界面長篇，界面長篇出來之後我也是不看的，我只知道謝丁做了個這樣的東西。在我換工作的時候，謝丁很仁慈地提出這個邀請，我幾乎沒有考慮，直接就過去了。

我覺得在正午學到的東西，一個是我從顯意識的層面真正考慮寫作這個事情，以及它跟我生活的關係，還有就是從技術層面上使我真正學會當一個編輯。之前在時尚雜誌是采編一體，我自己的稿子自己編，所以我沒辦法從編輯那學到什麼，因為我是自己的編輯。我會慢慢學習怎樣幫助記者，把這個題材寫得更好，而且讓他們能有自己的風格，我覺得這個是挺難的一件事，因為好的編輯非常非常不容易，對於一個媒體來說。郭玉潔和謝丁都是很好的編輯，這是我在正午學到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其他的，另外兩個記者已經說得很清楚，我希望我們有相同的價值觀，包括對生活。還有就是自由度，我當時在時尚雜誌，我的主編脾氣很好，他不太管我們，也是我們愛寫什麼就寫什麼，但是到正午這個特點好像更明顯，不僅是我們愛寫什麼就寫什麼，還有一個是我們愛怎麼寫就怎麼寫，這個對於記者來說是很可貴的。到目前我只能這樣說，正午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如果有一天離開正午，我可能就不工作了。

張瑩瑩：

畢業後兩年，我換了六份工作

大家好，我2007年從北京一個二本院校的廣告學專業畢業。在我高考報專業的時候，我看到了某個雜誌上一篇二分之一頁的文章，上面寫著報考廣告學專業，你之後可能會成為一個文案，你會過著激情飛揚充滿想像力的生活，我因此報了這個專業。但是等到我真正開始上課的時候，我發現它能夠給我這個實際上是想寫字的人自我表達的空間太小了，所以從大一下半學期開始，我決定不幹這行，但是幹什麼呢？我一點想法都沒有。

基本上大學四年都在一種無知無識的狀態。一直到2007年上半年，當時畢業在即，而我茫然無措，也是在那個時候，我發現了一本雜誌叫《南方人物周刊》，我大概把它從2004年創刊到2007年所有的雜誌全部買了一遍，去看它上面所有的文章。當時我覺得，這個事兒我可以干，我也想干，就是成為一個人物類記者。

我對自己畢業的要求是不再花家裡一分錢，所以畢業之後，需要解決的最根本問題是生存。我的第一份工作是CNKI的編輯，在西三旗上班，那一整條街上只有那個地方是一個完整的大院，其他全部都是賣建材的商店，塵土飛揚。每天我從學校去那裡上班，在那裡吃飯，每天給一萬條年鑒打上圖書館分類編碼。幹了三個多月，我真的覺得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辭了職，到了一個連刊號都沒有的報紙上班。在這家報紙半年，我始終沒能轉正，它不願意給我轉正，這樣我才能維持每個月1500塊的實習生工資。2007年過去，到2008年春節的時候，我很榮幸地被開除了，接下來它也就破產了。

2008年，過了年，我回到北京面對的第一件事情依然是生存。那個時候我就想，也許我只能去到一個廣告公司做一個文案，賺一點錢。這個時候我投了一份簡歷，居然是一個在小湯山地區的房地產公司，它只賣別墅。我每天從天壇東門附近坐5號線到天通苑站，再從那兒坐班車到小湯山，在一片據說是劉亦菲等很多著名演藝圈人士都住的別墅區里的一個環境優美的辦公室裡面寫文案，嘗試了非常多的諸如「地產盛惠」、「頂級巨獻」這樣的詞語。三個月之後，我依然覺得這不是我想乾的，然後我就失業了。

後來我覺得，畢業後的兩年是我人生中最為跌宕的兩年，我換了六份工作，最長的時間是半年，因為各種原因被開除，或者是自己選擇離開。有一段時間我覺得失業這件事就像我的鄰居，它隨時可能來敲門。然後我回到我租的那個小房間里，接一些稿來養活自己。大概有一段時間，我每天吃一頓飯，但總在我絕望的時候，沒有任何錢的時候，到第二天早上就會有一筆800塊錢的稿費打進來，我覺得非常神奇，這樣的情況發生了大概三次，而這種情況會讓我覺得，永遠不會比這更糟，永遠能夠活下去。

一直到2009年下半年，我擁有了第一次穩定的工作。後來我覺得感謝那兩年，感謝那兩年自己那種對跌宕或者不安定的承受能力。之後我曾經從2014年到2016年初做了兩年的自由撰稿人，我依然覺得這是一種值得享受的狀態，有不安定感，但是依然可以樂在其中。

我在進入正午之前已經認識了葉三，也知道謝丁。我知道葉三很早，因為我看到她在《時尚先生》發表一篇關於芙蓉姐姐的稿子，那篇稿子的結尾我至今還記得，「她的助理又給她夾了一個韭菜雞蛋餡的餃子」，就這樣結尾了。我沒有經過任何專門的新聞訓練，關於作為記者的寫作規範，都是我通過之前的媒體報道學習的，做了五六年的時間，也慢慢形成了一種套路。我看到葉三文章的時候覺得，這是特別新鮮的，也特別接近於我想表達但是還沒有找到途徑讓自己表達出來的東西。之後我又看到謝丁的《困死局外》，那是起碼在某一個時間段之內，我特別希望自己能夠寫出來的東西。

我跟正午的第一次接觸發生在去年年初，關於馮遠征老師的那篇報道。當時我們一塊做了採訪，一塊把這篇稿子完成。有一個細節我印象很深。稿子出來之後，我把它發給馮遠征老師確認，其中有幾個段落，馮老師說他希望能夠刪掉。我當時有點猶豫，因為在我之前的媒體經驗中，我所接受到的編輯給我傳達的信息都是說，當採訪對象跟你提出要求的時候，你一定要據理力爭，你如果能夠維持住自己媒體的立場，才能夠顯得你是一個努力工作的、有態度、有立場的記者。而當我把馮遠征老師的想法告訴葉三的時候，她直接說沒問題，我們可以去掉。因為馮老師也給出了事關他朋友的隱私的理由。

我突然覺得，這跟我之前所想像的那種記者和他的採訪對象的關係太不一樣了。採訪對象不是一個純粹客體，而是你真正把自己當成擁有獨立人格的人，把對方也當成擁有獨立人格的人，你們兩個能夠一塊完成某件事，並且達成人與人之間的某種諒解，這個對我來說是特別重要的一課。

在我進入正午之前，我大部分時間是在時尚雜誌工作。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沒有進步，這種停滯的感覺持續一年到兩年，就像是你坐在某個地方，身邊都很柔軟，但是你沒有辦法行動，沒有辦法起身。我嘗試過很多辦法離開這種感覺，比如出去玩兒，找朋友傾訴，但是到最後我發現我缺少的是在業務上的領路人，通俗地說我缺少一個好的編輯，我太想要一個好的編輯了。

到正午之後，最幸運的就是，我終於有了自己非常認可、非常尊重，也真正能夠給我特別多寫作建議的編輯，我開始知道如何用腦子而不是用感觸寫作，如何去安排，如何將技巧和情感的表達結合起來，正午也會給記者空間，可以更自信、打破關於傳統報道的所有限制，去實現內心自由地寫作。所以今年對我來說是悲喜交集的一年，我開始重新用寫作的角度審視自己的天賦和能力，也能夠特別快樂地發現自己在進步，這種豐富是正午帶給我的。

朱墨：

他們說程序員害怕光，我卻選擇了攝影

我高中的時候比較傻，也沒啥想法，唯一的想法是必須得離開我的家。但是我高考也沒有考好，當年比分數線超出二三十分，不敢填。我是長沙人，湖南高考都挺難的。不敢填外面，只能填湖南的大學，湖南師範大學。我當時學的專業，也是最紅的，就像葉三說的，那時候開始信息爆炸，我學的是計算機。一開始學得還是挺帶勁的，可是大三的時候，因為某些變故，我就覺得應該有些改變，就開始翹課。翹課幹嘛呢？干其他的，心理會比較愧疚，那就去圖書館吧。圖書館的書，又覺得看上去太多太難看，於是就看圖比較多的書，就把藝術類的書基本都看了。看完之後，發現應該學攝影，然後開始走上攝影這條不歸之路。

畢業之後，我基本延續了當時的想法，直接來北京，準備找跟攝影相關的工作。我大部分時間都是特別知道自己想要什麼。除了第一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時，也是跟大家一樣，覺得畢業了不能靠家人養著，得自己掙錢。我只能讓找計算機相關的工作，當時我是做彙編，那個辦公室，別的不記得，印象最深的是窗戶永遠關著，因為說程序員害怕光（笑）。

當時跟著一幫人穿大褲衩、涼拖，那個涼拖可能就是天橋上5塊錢買的。跟那幫人聊天，發現他們看的都是我沒看過的電視，覺得沒話說，還是得換工作，然後開始潛下心來找。可是在北京，我也不認識人。當時特傻，我大三開始拍照攝影，拿著作品各個報社找他們的圖片總編，一個接一個的找，有家報社的圖片總監笑咪咪地接待我，然後狠狠的涮我。之後一直被各種媒體開除中，基本上沒過試用期就開除了。直到我去了《新京報》。

《新京報》對我比較好。隨後去了現代傳播，在那裡持續比較長。後來繼續這方面工作。再後來，覺得傳統媒體也沒啥意思，因為我們這一行，拍來拍去會發現，其實是個模式，而且容易有審美疲勞。所以當時想辭職，拍自己的作品。

我來正午特別簡單，之前跟葉三認識，葉三說有一個地方很適合你，然後就把我介紹給謝丁。我當時並不覺得我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謝丁說了兩句話。一個就是，「你怕不怕我們垮？」我覺得這個地方有點靠譜。但是真正讓我下定決心的是謝丁第二句話，說，「你不重要」。我覺得確定可以來這裡。

郭玉潔：

在未名湖邊抽煙喝酒

我自己是2000年北大中文系畢業。之前我們在討論這次活動的時候，謝丁說我們是不是要談點職業選擇，學生可能有擇業的壓力，淡豹說北大的學生沒有擇業的壓力，我心想怎麼可能，我那時候非常有擇業壓力。可能淡豹是好學生，學霸，我那時候應該算是北大的一個學渣。我當時和很多人一樣，覺得好不容易高考結束了，說什麼也不能再好好學習了，我特別喜歡逃課，好多時候都不去上課，只上自己很喜歡的老師的課。我有一堂課從來沒有去過，結束的時候交了一個論文，老師還給了我90多分，我更加覺得不應該去上課了。那時候沒事就跟同學一塊去未名湖邊抽煙喝酒，做一些形式上的反叛，覺得這樣大學生活才有意思。但是轉眼到了大四那一年，要考慮人生去向的問題，我當時是我們班成績倒數第幾，保研是肯定沒有希望。但是，雖然我這麼不愛上課，但我確實對北大有很深的感情，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容納你的個性、你的反叛、所有東西最好的地方。另外，我也像李純一樣，對學術還是有興趣的，也覺得自己有點做學術的天份，最重要的，現在想來，是馬上離開保護你的環境、要去面對社會的一種恐懼，好像不太願意離開這個學校。所以那時候我也準備開始考研。

我大概準備了一個學期之後考研，結果沒考上，完全比不上李純，全國第一。我考不上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政治不及格，因為我總想在政治的卷子上發表一點自己的觀點，難以克制。我覺得我寫的和課本上的是一個意思啊，結果就不及格了。

後來只好找工作了。那段時間是媒體快速發展的階段，新的媒體出來非常多，很長時間裡剛畢業的大學生立刻就能進入一個很好的媒體工作。我們畢業那年，《南方日報》集團、《廣州日報》集團都去學校裡面招聘，招了很多人。那時候他們在上升期，非常有光環，而且同學中間流傳，說他們的收入非常高，剛去一個月就有七八千——我後來的第一份工作，一個月只有1000多塊錢。所以我的很多同學都去報考《廣州日報》、《南方日報》。我因為考研，沒有去。而且我不要去南方，我要留在北京。

九十年代之前工作都是學校分配，我們那時候剛剛開始不包分配，大家要自己找工作。到我找工作的時候，已經沒有多少招聘機會了，剩下沒有找到工作的也就是五六個人，我們系的團委書記把我們幾個人叫到一起，說你們要趕快找工作，你們要再不找工作，我們就要把你們分配到醬油廠、襪子廠去。大家都覺得怎麼可能？他說是真的，以前你們有師哥、師姐最後就去了醬油廠、襪子廠。所以那時候大家開始恐慌地找工作，我也是有點隨波逐流。當時有一個建築公司去我們那招中文系的畢業生，他們有一個留京指標，我不知道你們現在還有沒有，我想留在北京，我就去吧，要一個北京戶口，然後我就去了建築公司。

這個建築公司剛剛從山東搬到北京，一開始沒有辦公的地方，只有工地，所以那年來的大學畢業生都去工地了。有的是學工程的，還有事情可以做，可是我去工地上到底有什麼用？我每天早上起來之後，先去跑步，跑完步回來戴上安全帽去工地轉一圈，回來之後坐在辦公室看書。我們當時睡也是睡在工棚，那種臨時建築。我跟另外一個剛去的女生住在同一個房間，有一天晚上，10月份，睡著睡著，突然工棚上面的頂掉下來了，掉在我們的床上，我們就在露天躺著一直挨到天亮。

那就是我剛畢業的情景，但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辦公樓終於修好了，我們搬到辦公樓裡面。大家都在講體制內，這個公司是國企，你的確能感受到體制內那種氛圍。單位分成兩派，一派以總經理為代表，他是湖北人，所以是湖北幫。另外一派是黨委書記領導的，陝西幫。我剛去的，第一次有一個北大畢業生去，兩方都要拉攏我進入他們的派系。如果是總經理那派我就去總經理辦公室，如果是黨委書記那派，我就進宣傳部。那時候我覺得太可怕了，我竟然會面臨這種選擇……剛好那時候，我的戶口辦下來了，然後我就離開了這個公司，不到一年時間。

當時在北京有一個新的報紙創刊，叫《京華時報》，它今年要收掉了。我投了一個簡歷，就進了《京華時報》。當時很多城市開始辦都市報，對市民來說是很新鮮的。我們當時副總編有一個定位，報紙是什麼？就是你上地鐵的時候一塊錢買一份，坐地鐵的時候看完就扔到垃圾筒里。你要了解的就是這些信息，昨天北京城發生什麼事情，你看這個報紙就夠了。我想，我們中文系四年讀的、追求的是寫的東西死了以後也有人看，結果現在，當天就要被扔掉。我覺得好像不太能接受這個事情，所以三個月以後去了另外一個雜誌，叫《財經》，就是今天的《財新》。

我在那裡呆了一段時間以後也覺得很難適應，這種適應是說，離開學校進入社會是很困難的，北大的同學更多的會碰到這個問題。岔開講一句，我一個很好的朋友，她原來在門戶網站做總編輯，手下有很多北大、清華的畢業生。她說北大的學生真的很有意思，你跟他說什麼，他都要問為什麼？你跟他說不要遲到，他說為什麼？永遠都會這樣。我想她可能是有點誇張了，但是我們是比較好高騖遠的，我覺得應該承認這一點，不太擅長做實際的事情，也很難接受從小事做起。但是你又怎麼開始做大事呢？社會上也沒有人吃你這一套，所以會碰到很多心理挫折。我那時候很難理解這一點，所以我又準備開始考研，但是我又沒考上，因為我政治又沒及格。

那是我最有挫折感的一段時間。我畢業之後，一直生活在東邊，但是我經常往北大跑，我覺得這是我的精神家園，我能得到所有精神上的支持。在學校的時候，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戴錦華老師——跟我們同一個時間，她正在做一個演講，我們其實都很想去她那個活動（笑）。她是在很多層面是我的啟蒙老師，我一直非常敬愛她。所以畢業以後，我還是經常回來聽她的課，也曾經拜訪她，跟她講我這些不順利、挫折，她講了一句話，她說人生不可能不走彎路，不可能不做無用功。我想對，好像是有點道理。這是我在當時的困境中記得的第一句話。

另外一句話是，第二次考研失敗之後，我有點絕望，我的一個同學聽到了就說，我要去安慰一下郭玉潔。是我們班的一個男生，我們平時不熟，他就來找我，講他畢業之後經歷了非常多的挫折，生了一場病，出了一場車禍。我那時候跟所有的年輕人一樣，覺得那是你的事情，我才不要關心，我現在關心的是我身上發生的事情。後來他有一句話我聽到了，他說後來我又想，我又不能去死，我只好好好活著。我想，對啊，儘管這麼絕望，我也只能好好活著，每一步都踏踏實實，做出當下最真誠的選擇，最終讓自己成為力量的來源，而不是一個學校，或者另外的一些人。

那個時候，雖然我仍然沒有在職業上找到一個出口，但是我想我已經做出了重要的內心決定，並且一直延續到今天。這就是我第一次畢業的故事。

我是2014年第二次畢業，從台灣回來，打算不工作了，呆在家裡面寫東西，那時候也在媒體工作了十多年，也非常厭惡了。謝丁找我說，有一個網站找我做特稿部，你要不要一起來。因為那時候實在找不到人，我們認識的媒體人，大部分都去創業了，我們這個年紀還在寫東西的已經很少很少。謝丁說他們什麼都不管，我們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我說那也行，先掙兩個月錢再說，垮了就垮了吧。一開始叫界面長篇，那時候有一種說法是網上只能看很短的東西，最好是一千字。我們不管，就一定要是長的，所以叫長篇，後來改名叫正午。

當時確實也沒有想到，第一是它能活到現在，第二它在現在的媒體也好，寫作平台也好，好像有了一個位置。我想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媒體衰落了，很少人認真做內容了，有經驗的、有理想的媒體人已經很少了。這是外部的原因。

從自身來說，每一個媒體、每一個單位都是由它所在的人塑造的，我們在座的這些人塑造了正午的性格。我後來在想，我們幾個都是媒體的邊緣人，或者是門外人，我們始終不是正典的媒體人，不是做時政或者調查……謝丁還做過一些，我跟葉三沒有做過這一類新聞。這當然始終是媒體特別重要的一個部分，但是，媒體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形成和塑造自身的規範，也產生了很大的問題。比如說我們都很厭惡的一點就是媒體很勢利，永遠都在追熱點、追名人，普通人的生活不重要，那些官員、企業家、明星是最重要的。另外在操作和寫作上都形成了一個既定的套路，好像大家覺得不應該去打破它，應該遵循這樣一個套路，這樣才是對的。其實形式和內容是不可分的，如果你的形式已經固定，那你思考問題的方式就已經是固定的。我們幾個，由於一直處於媒體的主流之外，一直試圖打破這樣的套路。所以，最後我們做出來的正午也是在這樣的一個主流之外，從選材、形式，包括我們的工作關係、組織上，能夠做一個新的樣子出來，一種新的可能性。這是我理解中的正午。

—— 待續 ——

明天我們會繼續刊登其他人的故事，包括謝丁、李純、淡豹、小黃。正午還有幾位同事沒有參加這次活動。我也不知道他們的故事，等下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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