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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丁戊奇荒」餓死千萬人,為何沒發生農民起義?

短史記微信號:tengxun_lishi

文 | 諶旭彬

這是一場被清廷官員稱之為「此千古奇災,是鐵石心腸亦當淚下」的大饑荒:從1876年到1879午,整整持續四年;囊括山西、河南、陝西、直隸、山東五省,波及蘇北、皖北、隴東、川北;上億人受災,至少1千萬人餓死。尤以1877、1878年為最烈,因這兩年的干支紀年分別為丁丑、戊寅,故而史稱「丁戊奇荒」。

這場饑荒,對囊空如洗的晚清政權而言,是一場巨大的考驗——傳統農業帝國下的「荒政」早已在天國之亂後支離破碎,近代社會救濟和保障體系又遠未建立。但弔詭的是,如此慘烈的饑荒,前後四年,雖有不計其數的小規模民眾暴動,但最終竟沒有一起暴動發展成值得史冊一提的「農民起義」。在政府控制力無法深入底層社會的晚清時代,這簡直是個「奇蹟」。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奇蹟」?

李提摩太之問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於1870年來到中國。1876年,丁戊奇荒由山東發端,李提摩太恰在山東傳教。

1、山東:饑民請求李提摩太做他們的領袖

災荒到來的那個夏天,李提摩太身處山東青州。災情在五月份已相當嚴重,平民已經開始群起「吃大戶」,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寫道:

「一群婦女蜂擁進一位富人家裡,佔領了它,在那兒生火做飯,然後又擁到另一家吃下一頓。男人們看到這種辦法很不錯,便組成五百餘人的群體。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劫掠取食。」

李提摩太在日記里留下這些搶大戶及賣兒鬻女的記載的同時,自身也未能置身饑荒之外,其洋人身份,成了饑民們努力爭取的「寶貴資源」:

「六月三十日這天,兩位學者來拜訪我,他們都是秀才,年齡在三十到四十歲之間,一個來自壽光,另一個來自益都。我太忙了,沒空接待,他們約定第二天再來。第二天,他們一進門就跪下了,請求做我的弟子。交談後,我弄明白了,他們兩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們的首領,舉行暴動,因為當局不能提供食物,他們活不下去了。他們已經安排好了房子,並且有數不清的人準備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訴那兩位民眾代表說,我從來沒想到要幹這種事情,因為那只會加重民眾所遭受的苦難。暴動一旦開始了,沒有人知道會如何收場,但毫無疑問會造成大規模流血。我建議他們採取建設性的方式,而不是通過破壞來改善人們的處境。」

類似的情節不止一次發生。比如,七月三日晚上,青州東面某個村鎮也派了代表前來,邀請李提摩太去做他們的起義軍領袖。

出現這種現象是有原因的——官府鎮壓饑民搶大戶,饑民則認為官府害怕洋人,由洋人出面帶領他們搶大戶,可以抗衡來自官府的鎮壓——只是李提摩太自己沒有意識到,或者說,他不願意在日記里正視「洋人擁有特殊政治地位」這種原因。

李提摩太沒有答應成為饑民們的領袖,而是在山東做了一年多的賑災工作。直到1877年秋天,更嚴重的山西饑荒的消息傳來。

圖:李提摩太及其著作《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

2、山西:李提摩太「納悶為什麼沒有人搶劫富戶」

李提摩太日記所呈現出來的1878年的山西,是一個真正的人間地獄: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經過了四個躺在路上的死人。還有一個人四肢著地在爬行,已經沒有力氣站起來了;碰上一個葬禮:一位母親肩上扛著已經死去的大約十歲的兒子,她是惟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喪者,把孩子放在了城牆外的雪地里。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

路過兩個顯然剛剛斷氣的人。一個衣服鮮亮,但卻死於飢餓。往前走沒幾里路,發現一個大約四十歲的男人走在我們前面,搖搖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陣風吹倒後,再也沒有爬起來。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

看到路邊躺著四具屍體。其中一個只穿著襪子,看來已沒什麼分量,一隻狗正拖著移動。有兩個是女人,人們為她們舉行過葬禮,只是把臉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對其中的一個更仁慈一些,沒有把她的衣服剝去。第三具屍體成了一群烏鴉和喜鵲的盛宴。隨處可見肥胖的野雄、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卻找不到食物維持生命。當我緩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時,遇到一位老人,他異常傷心地告訴我說:「我們的騾子和驢都吃光了,壯勞力也都餓死了,我們造了什麼孽,招致上天這樣的懲罰?」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內就看見了六具屍體,其中四具是女屍。一具躺在一個敞開的棚子里,赤身裸體,腰上纏著一條帶子;一具躺在小河溝里;一具浸在水裡,由於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著破破爛爛的衣裳,躺在路邊的一個洞口旁;還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鳥獸撕碎,吃掉了一半、還碰上兩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手持拐杖蹣跚而行,看起來就像九十多歲的老翁。另一個年輕人背著他的母親——她已經沒力氣走路了,看見我盯著他們,年輕人便向我求助,這是我離開太原後首次有人向我乞討。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下一個城市是我所見過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門。門的一邊是一堆男裸屍,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揮在一起。門的另一邊同樣是一堆屍體,全是女屍。她們的衣服被扒走換吃的去了。有馬車把屍體運到兩個大坑旁,人們把男屍扔到一個坑裡,把女屍扔到另一個坑裡。

……

長期行走於飢餓和屍體之間的李提摩太,為一個問題所深深地困惑:為何社會仍然「秩序井然」?他自己最終提供給自己的解釋是——

我一直納悶為什麼沒有人搶劫富戶。今天這個疑問有了答案:每一個村中都貼了告示,宣布巡撫有令,任何人膽敢行兇搶劫,各村鎮首腦有權對搶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現象出奇地少。大家都聽天由命,我惟一看到人們流眼淚的場面是在母親們埋葬她們的孩子的時候。」

但是,李提摩太似乎忘了——山東巡撫衙門採取了同樣的鎮壓措施,但仍有民眾不斷地在搶大戶,而且還希望找一個洋人做他們的領袖,充當保護傘。

圖:上海義賑紳商編輯繪製的《河南饑荒鐵淚圖·樹皮草根剝掘充饑》

3、天災背後的人禍:遍地鴉片,導致山西無儲糧富戶可搶

李提摩太未能窺見山西民眾不搶大戶的真實原因,是因為他並不了解此次災荒真正的起因。持續的大旱固然是饑荒最重要的原因,但人禍的權重同樣不容忽視。

1859年,清廷頒布《徵收土葯稅厘條例》,國內鴉片種植合法化。短短十餘年之後,山西農民「棄田之半以種罌粟」。因為種罌粟比種糧食掙錢,「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種罌粟,而五穀反置諸磽瘠之區」。到光緒初年,山西已成為本土鴉片的重要產區。如據御史劉恩溥說,山西的狀況是「數十萬頃膏腴之田,幾無樹藝五穀之土」。時人估計:「自罌粟盛行,每縣之田種罌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計之,應佔十五萬頃」。張之洞也說:山西遍地種植鴉片,「幾於無縣無之」

大量的耕地和勞力轉移到鴉片種植的後果,是山西本省糧食產量迅速下降。對於「李提摩太之問」,當年的《申報》,其實已經給出了答案:

「山西自廣種罌粟以來,五穀所產漸少,民間毫無蓋藏,一遇旱荒立見奇拙,此尚謂害而不由於罌粟,其誰信之?」

鴉片種植的泛濫,雖以山西最烈,卻並不是山西特有的現象。同屬災區的河南、山東,也是本土鴉片的重要產區,惟種植規模略遜山西。

這種畸形的農村「經濟發展模式」,導致災荒時期民間難尋儲糧大戶。自然,李提摩太也就很難在山西看到他預期的搶大戶景象——而且,李提摩太抵達山西時,饑荒已發生了很長一段時間,山西境內屈指可數的有糧大戶,早已被搶光。

謝家福的「抗夷大業」

回到開篇的問題:一場波及上億人、覆蓋整個北中國、餓死千萬人的大饑荒,引發了無數的暴力事件(如山東、河南等地的搶大戶)。但卻沒有發展出任何值得史冊一提的「農民起義」,原因何在?

如果把「起義」的定義,簡化為「有政治訴求的針對當局的暴動」,區別於單純為充饑而針對富人的「搶大戶」,那麼,這個弔詭的問題,或許可以換一種角度來思考: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里,中國的鄉紳士大夫——傳統農業中國底層社會的直接整合者,他們在哪裡?他們和誰站在一起?

1、「管教壓倒慕惟連!」

1877年陰曆2月下旬,蘇州紳士謝家福剛剛完成一項艱巨的任務:押送一批饑民從南方返回他們的原籍。在歸途中,謝家福聽到了以李提摩太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在山東賑災的消息。一種似乎「與生俱來」的敏感性立刻讓謝家福緊張了起來,他後來在日記中補記道:

「(得知洋人賑災消息)深懼敵國沽恩,異端借肆,不能無動於衷。顧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懷,言難自己。」

在這樣一種「耿耿於懷」的情緒支配下,謝家福當即給自己熟識的一批江南士紳們集體寫信,強調必須對洋人在中國的賑災行為採取措施。謝認為:西人在山東賑災,打的是救災恤鄰的幌子,暗地裡乾的是收拾人心的陰謀。若不採取措施,恐怕會導致民心流失,異教橫行,終為中國之大患。

謝氏進而建議,應該在賑災問題上與洋人展開競爭戰鬥,「跟蹤濟賑」,追蹤洋人救災的路線,以賑災對抗賑災,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騙走國人的民心。謝認為,這件事情是所有有良知的愛國士大夫所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並為此慷慨賦詩一首:

大兵之後又凶年,

國計民生孰見憐?

安得賑錢三十萬,

管教壓倒慕惟連!

慕惟連和李提摩太一樣,是西方傳教士在山東賑災的代表人物。

2、「小孩餓死尚是小事」

在謝家福看來,抵抗洋人借賑災收買人心的首要之務,是與傳教士在收養饑荒受災兒童方面展開競爭。他在1877年5月4日給好友李金鏞的一封信中寫道:

「東省災後,子女流離者不可計數,為他族收養者,聞有數百名之多。竊恐人心外屬,異說橫行,為鄒魯之大患……」

「嚴峻」形勢下,謝氏主張「急則治標」。這個「標」就是兒童,理由是兒童智識未開,情竇未通,更容易被異族蠱惑。謝氏激動地寫道:眼看著這些兒童被洋人驅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氣者,「能無錐心肝、豎毛髮,亟圖補救哉!」

倡議在士大夫圈子裡獲得了普遍的認同。譬如,蘇州士紳袁遂給謝氏回信,說道:西人想要領養饑荒孤兒,那是萬萬不可。……我們若能多收養一名,則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再如,另一名叫做尤春畦的紳士,在聚會上發言道:

「小孩餓死尚是小事,為天主教誘去,則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卻甚好」。

圖:謝家福日記

3、「弟之此行為敵夷,不為賑濟」

有了士大夫們的支持,謝家福啟動了賑災行動。但謝本人不認為自己發起的是賑災活動。在給友人的信中,他鄭重聲明:

「弟之此行為敵夷,不為賑濟。賑濟則以仁存心,當念親親仁民之意,敵夷則惟知大義,雖捐麋踵頂,有所不辭。」

意即:我此行目的,是抵抗夷人,而不是賑災;賑災講究仁心;抗夷講究大義。為了大義,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這種表態,贏得了士大夫們的高度讚賞。譬如,上海的紳士王賡保來信,讚揚謝氏將眾多孤兒從黑暗的「禽獸之域」中拯救出來,這種行為是一種偉大的壯舉,謝的行動,證實了世事尚有可為。王賡保表示,自己願意與其謝一起並肩戰鬥,抵抗夷人。

工作中每遇到困難,謝氏也每每以「抗夷大業」自我鼓勵:

「生平滅夷之志,刻不能忘,……(如今得此機會)而交臂失之,則身存實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謝家不必有此子也」。

基於這樣一種「敵夷」而非「賑災」的理念,謝氏在山東地區,將活動經費高度側重於收容饑荒兒童。有人曾建議其將資金用來開設粥廠,以解青州災民的燃眉之急,結果被其拒絕。謝氏認為:青州原有的粥廠已停,災民情勢甚危;但兒童與大人不同。兒童無知,不懂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春秋夷夏大義,無法要求他們像成年人一樣有覺悟,願意為持節而慷慨赴死。故有限的資金,應該優先救濟兒童。

謝在日記中說:對上述決定,自己「理得心安」,並無愧疚。

4、士紳「抗夷大業」之成效

在各種不同場合,謝家福反覆闡釋「敵夷」重於「賑災」的理念。譬如,1877年6月22日夜間,謝氏前去訪問幾位上海紳士,力陳教堂收容中國兒童的危害。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籌集賑災經費的人士,替教堂辯解,認為不該把耶穌教和天主教混為一談,一棍子打死。隨即招來謝氏激烈的駁斥:

「某之所辦者,與教門的良莠無關,所關注的是中外之界限。山東災民受洋人賑恤,三月有餘,幾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國矣。諸君好善樂輸,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國家富強之元氣,則是大大的忠臣和義士。若還反過來替教堂籌集經費,豈非漢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賑濟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終不再是中國之民。最可憐的是,那些童子尚未開蒙,如何知道這些,眼看著他們淪陷於教堂之中,於心何忍?朱子說過,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淪陷在教堂里的兒童,遠比賑濟災民更重要。」(為便於閱讀,對這段日記略做了通俗化處理)

謝家福對洋人之賑災活動的抗拒,代表了當日中國士大夫們的主流意見。這一點從謝氏所獲得的廣泛支持中即可窺見。

這種抗拒態度,同樣流行於清廷高層。比如,1878年4月間,河南學政瞿鴻禨聽到洋人賑災的消息,立即上奏,指責洋人「其居心則險不可測」,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藉機「收拾人心」,以實現他們不可告人的陰謀。清廷接到奏摺後,隨即指示山西、河南兩省巡撫(此兩省因在內陸,洋人尚未來得及進入賑災,但災情已很嚴重),要他們但凡碰上外國人進入災區,必須「婉為開導,設法勸阻」。

在士紳的鼓動下,部分災民也懷有強烈的抗拒洋人賑濟的情緒。比如,光緒三年(1877),山東昌樂縣災民「弗受洋賑」;山東樂安縣災民「俱情願餓死,不受洋人之賑」。河南亦有災民不肯接受賑濟,還助力當局傳播傳教士「心懷叵測」之說。對此,西方人士曾經在《申報》上刊文如此描述:

「河南地方饑民大不解事,於教士所分給之銀,不肯領取,意謂西教士意在買服人心,誘人入教,故特給我等銀錢,慎勿墮其術中。彼此相戒,竟無一人肯領。且仿鐵淚圖之式,造作諸般惡狀,謂教士誘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貼多張,以冀煽惑人心,該省官憲無可如何。」

能夠仿照《鐵淚圖》製作宣傳畫,並廣為宣傳,這背後必然有知識分子、亦即河南本地鄉紳士大夫們的參與。

儘管如此,傳教士仍然多次嘗試派人進入河南賑災。但結果是:當地民眾和政府不允許他們逗留,更不許他們以任何方式涉足當地賑務;且聲稱,如果他們不離開河南,就會有生命危險。河南境內反教情緒之強烈,遠勝他省——開封居民聞知傳教士花國香等人到達,竟遍貼告白曰「寧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更有某書院罷課,宣稱「要與西人打仗」。最終,傳教士們不得不放棄了賑濟河南的打算。整個「丁戊奇荒」期間,河南居然差不多做到了不讓西人在其域內發放絲毫賑濟物資的程度,本土鄉紳與當局的鼎力配合,可謂居功至偉。

5、消弭「農民起義」,傳教士們「功不可沒」

西方傳教士投入到「丁戊奇荒」的賑災活動之中,自然有推動教會發展的意圖。當山東的賑災活動,給教會的發展帶來非常良好的影響之後,傳教士們決定將賑災活動擴展到河南、山西等地,是很自然的事情。

朝野對洋教的排斥,也不算意外。對朝廷而言,已有太多的教案讓清帝國焦頭爛額;對士紳而言,「華夷之防」乃是大義,賑濟災民不過小節。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最後居然沒有發生值得一提的針對當局的「農民起義」,傳教士們可謂「功不可沒」——不是因為他們的賑災活動弱化了社會矛盾,而是因為:他們和他們的賑濟活動的出現,全面轉移了災區、非災區士紳們的矛盾指向。他們取代了朝廷,成為了士紳們眼中的「頭號敵人」。失去了士紳參與的農民暴動,缺乏底層資源整合能力,也無力提出合理的利益訴求,其結局自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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