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下台」內幕揭秘

政治鬥爭與經濟鬥爭中總是包含著哲學鬥爭、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甚至戰爭的交互發生和發展。只要人類生存著，哲學鬥爭就存在著。只要有對立的階級存在著，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甚至戰爭就會隨時發生和發展著。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伴隨著國際敵對勢力的長期滲透，分別以鄧力群與鄧小平所主導的政治經濟鬥爭的言論和行為也就不可避免了。

中國今天的局面也必然是包含在政治經濟鬥爭中的哲學鬥爭、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過程和結果。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出席鄧力群遺體告別儀式說明：中央是清醒的。

附：鄧力群和鄧小平的激烈交鋒後是如何被趕下台的？

鄧力群同志生平

鄧力群和鄧小平的激烈交鋒後是如何被趕下台的？

作者：忠誠的駱駝

什麼是社會主義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時任中宣部長王忍之的長文《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文中提出一個日後引起激烈爭議的著名議題：「推行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還是推行社會主義改革？」

「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指什麼呢？文章說：「一個是取消公有製為主體，實現私有化；一個是取消計劃經濟，實現市場化。」

文章質問：「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有沒有經濟上的根源？有沒有一種經濟上的力量支持他們？」

北京《當代思潮》1990年第1期發表《用四項基本原則指導和規範改革開放》。文章說：「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如果任其自由發展，就會衝擊社會主義經濟。」

1990年6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多元化觀點》。文章說，「搞自由化」的人「企望從經濟的多元化中，自然生長出政治多元化和權力多元化」。

7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長文《誰說社會主義講不清》。文章說：「『社會主義不清楚論』是一種嘲弄馬克思主義，糟蹋共產主義政黨，向正在開拓通往社會主義之路和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廣大群眾大潑冷水的理論。」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

1990年10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兩個問題》。文章說：「社會主義的經濟是公有制的經濟，因而必然要求實行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即從整體上自覺實行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徵，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

10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長文《牢固樹立社會主義信念》。文章說：「資產階級自由化……集中攻擊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以及道德倫理方面的集體主義，竭力美化資本主義。」

1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會主義必定代替資本主義》。文章說：「市場經濟，就是取消公有制，這就是說，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

恰逢這一年，柏林牆倒塌，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接一個垮掉。幾代中國人熟悉的鐮刀和斧頭的紅旗從克里姆林宮降下，蘇聯共產黨解散。

鄧小平上海談話

1991年初，鄧小平來到上海。

他說：「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干啊！」「那一年確定四個經濟特區，主要是從地理條件考慮的……但是沒有考慮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優勢。」「上海人聰明、素質好，如果當時就確定在上海也設經濟特區，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浦東如果像深圳經濟特區那樣，早幾年開發就好了。」「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後也要這樣搞。」《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6頁。

他說：「當時提出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有許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還算社會主義嗎？嘴裡不說，心裡想不通，有的頂了兩年，我們等待。」他說：「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7頁。

他說：「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7頁。

2月15日，大年初一，羊年頭一天。《解放日報》頭版發表凌河執筆的評論《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署名皇甫平。文章說，要「突破任何一種僵滯的思維方式的束縛」，「敢冒風險，敢為天下先，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

3月2日，《解放日報》發表施芝鴻執筆的一篇評論《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也署名皇甫平。這篇文章把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提了出來。文章說：「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誌，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

針鋒相對

半個月之後，3月15日，《人民日報》與《解放日報》針鋒相對，發表《發展商品經濟不可否定計劃經濟》。文章說：「有些人總是……對計劃經濟任意加以否定。」「市場經濟原則很難真正做到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國40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充分說明了在我國實行計劃經濟的巨大優越性。」

《解放日報》不理會北京的責難。3月22日，《解放日報》發表老作者沈峻坡執筆的一篇評論《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發表時仍舊署名皇甫平。文章的要害在下面一句話：「如果我們仍舊囿於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只能坐失良機。」

4月20日出版的《當代思潮》第2期發表《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一文。文章說：「在自由化思潮嚴重泛濫的日子裡，曾有過一個時髦口號，叫做不問姓社姓資。」「結果呢？在不問姓社姓資的排斥下，有人確實把改革開放引向了資本主義化的邪路。」「在不問姓社姓資的口號流行時，主張經濟上私有化、市場化，政治上多黨制、議會制，意識形態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拖上絕路。」

北京出版的《高校理論戰線》6月出版的第3期發表《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一文。文章說：「實行改革開放必須區分姓社還是姓資，原因很簡單，因為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著姓社還是姓資兩種不同的改革觀。」

6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鄧力群的長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和防止和平演變》。這篇文章重新祭起了階級鬥爭這個「法寶」。文章說，全國人民面臨著「雙重任務——階級鬥爭與全面建設」。這就把基本路線規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變成了兩個中心，非但如此，階級鬥爭還排在經濟建設的前面。鄧力群說：「只有正確估量和進行階級鬥爭，才能保證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這豈不是要否定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拾「以階級鬥爭為綱」么？

鄧力群在這個敏感時刻提出這樣重大的理論修正，顯示了領軍人物的分量。

鄧力群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年的十三大上，由於他堅持左傾思想，得罪了鄧小平，鄧小平使出了一貫的伎倆，結果使鄧力群在中央委員差額選舉中落選，緊接著，又在中顧委常委選舉中落選。鄧小平終於拔除了眼中釘、肉中刺，悻悻然地說：承認選舉，不作變動。故此，鄧力群對鄧小平一直耿耿於懷。鄧力群所著回憶錄《十二個春秋》說，中委和中顧委常委落選，對我有刺激。

《真理的追求》7月號發表《重提姓社與姓資》。文章說：「改革要不要問姓社姓資，就是改革要不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通俗表達。」

《求是》1991年第16期發表《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文章說：「我們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的界限，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關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則問題上，看看是否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通俗的說法，就是問一問姓社姓資。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改革開放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避免重大錯誤。」

8月20日出版的《當代思潮》鄧力群又發表《為何不能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直接批判皇甫平。文章說：「我們不應該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時，一聽到群眾要問姓社還是姓資，就認為是『新的思想僵滯』……如果把群眾的革命本能，輕率地歸之為『新的思想僵滯』，會不會壓抑群眾對資本主義復辟的警惕性和愛國主義感情呢？」

9月2日，鄧力群又在《人民日報》發表《當前改革的三個問題》。文章說：「我們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殺兩種改革觀的分野，忌言姓資姓社。」「在改革問題上的兩種主張、兩個方向即兩條道路的鬥爭，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繼續。」

10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掌握處理矛盾的主動權》。文章重申鄧力群的觀點，說當前我國的階級鬥爭，「比建國以來任何時期都要鮮明、激烈、尖銳」。

11月出版的《求是》第22期發表《大力加強幹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培訓工作》。文章提醒各級幹部說：「我們有些同志，對改革的正確方向認識模糊，不能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來對待改革，劃不清兩種改革觀的基本界限，甚至連姓社姓資都不管不顧了，這是十分危險的。」

形勢變化

入秋，形勢開始有了微妙的變化，鄧力群的思想在黨內引起很大反響。鄧小平有些氣急敗壞，先是對媒介上出現的築起反和平演變的鋼鐵長城等提法提出批評，說不要再這樣提了。

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談話前一刻，鄧力群還是強硬之極，再度出面高調反對鄧小平。

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論動態》刊出他以「華之俏」為筆名撰寫的《反和平演變三論》。文章說：「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焦點、中心，還是個政權問題。」「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階級矛盾還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鬥爭還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鬥爭還存在，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來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資產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頑強地表現自己……我們要進行反對和平演變的鬥爭，要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

鄧小平出手

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鄧小平不能不出手了。

1992年1月到2月，南方談話的聲音再一次震動了全國。

鄧小平說：「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5頁。

鄧小平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

他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

鄧力群被迫退出了中國的政治舞台，中國從此開始了一次特色資本主義的洋躍進，從而一發而不可收，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鄧力群同志生平

新華社北京2月17日電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思想理論宣傳戰線的傑出領導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5年2月10日16時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鄧力群同志，原名鄧聲喈，1915年11月出生於湖南省桂東縣。青少年時期，他熱愛祖國，勤奮好學，追求進步。1929年至1931年在長沙兌澤中學讀書，開始接受進步思想。1931年到北京匯文中學讀書，多次參加愛國學生運動。「一二·九」運動中，被推選為匯文中學學生自治會主席，帶頭參加「一二·一六」大遊行，參加南下宣傳團。1935年12月參加革命工作。193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歷任北平學生聯合會執委會委員、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隊組織部部長、中共北平東城區委幹事等職。這一時期，他秘密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積極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是北平學生運動領導人之一。

1937年4月，經黨組織批准，鄧力群同志奔赴延安，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和工作，任中央黨校教務處秘書、教員。1938年5月，被選派到延安馬列學院，先後擔任學院教務處處長、院黨總支副書記。1941年9月，調任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局政治研究室政治組組長，1944年7月，任中共中央研究局材料室主任、研究員。其間，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

抗日戰爭勝利後，根據東北形勢需要，中央選派大批幹部奔赴東北，鄧力群同志也被選派前往。1946年2月，任中共吉北地委宣傳部部長，同年4月，任中共榆樹中心縣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他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關於建立和鞏固東北根據地的指示，走屯串戶，訪貧問苦，發動群眾，清匪除霸，組織領導群眾開展土地改革，極大地調動了當地人民支前參軍熱情，為保證前線戰鬥的勝利、鞏固南滿根據地作出了積極貢獻。1948年8月，調任中共中央東北局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在張聞天同志直接領導下，組織起草了《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發展農村供銷合作社問題的決議草案》、《東北農村合作社組織大綱》等文件，為推動東北農村經濟發展、鞏固基層政權作出了貢獻。

1949年7月，鄧力群同志隨劉少奇同志秘密訪問蘇聯。不久，任中共中央在新疆三區的聯絡員，奔赴新疆工作。他認真貫徹執行中央指示，以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多方奔走，促成了陶峙岳和包爾漢的和平起義，粉碎了國內外反動勢力妄圖把新疆從祖國分裂出去的陰謀。他組織各族群眾積極籌備糧食被服、解決交通問題，為解放軍順利進疆和穩定新疆局勢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書長、宣傳部部長、青委書記，新疆日報社社長，新疆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等職，為新疆的穩定發展和社會進步作出了貢獻。

1952年10月至1958年4月，鄧力群同志歷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一辦、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組長，1958年6月任紅旗雜誌社常務編委、秘書長，1959年6月至1966年5月任紅旗雜誌社副總編輯，為黨中央機關刊的成功創辦和順利出版付出了辛勤勞動。1955年，參與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起草。1959年起，參加整理毛澤東同志部分重要講話、談話和批示，為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宣傳毛澤東思想付出了大量心血。1961年，參加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的廣州調查，參與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和《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工業七十條」）等重要文件。負責《劉少奇選集》的編輯工作，參加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修改完善。參與起草《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關於市場和物價問題報告》、《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等中央文件，為調整國民經濟，克服上世紀60年代初期經濟困難作出了貢獻。

1965年9月，鄧力群同志到廣西桂林參加「四清」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嚴重衝擊和迫害。1969年秋，被下放「五七」幹校勞動。他堅守理想信念，堅持讀書思考，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歷史、文化書籍。

1975年7月，鄧力群同志到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為負責人之一。當時，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主要承擔代表國務院管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等職責。同年7月至9月，鄧力群同志參加了《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彙報提綱）》（後來修改為《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簡稱「工業二十條」）和《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簡稱《論總綱》）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由於這三個文件反映了鄧小平同志的思想主張和全面整頓的工作路線，被「四人幫」稱為「三株大毒草」，誣陷為「右傾翻案風」的綱領，鄧力群同志因此多次受到批判，並在事實上被停止了工作。

粉碎「四人幫」後，鄧力群同志於1977年6月擔任國務院財貿小組副組長。他積極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理論，分析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性質，提出必須在我國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等觀點，對破除當時的思想禁錮、推動思想解放起到了積極作用。

1977年11月至1982年5月，鄧力群同志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其間，1978年9月起任院黨委常委、黨組副書記。1980年4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次黨代會上，他明確提出，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的四年多時間裡，他積極貫徹中央的正確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為恢復和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78年5月，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迅速發展成為全黨和全社會廣泛參與的思想解放運動。作為理論工作者和思想理論戰線的重要領導幹部，鄧力群同志積極投身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撰寫文章闡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觀點，為我們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1979年1月至1982年4月，鄧力群同志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黨委副書記兼中央辦公廳研究室主任，分管中央文件起草和調查研究工作。他認真貫徹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為新的歷史時期中央決策提供了正確政治服務。在撥亂反正中，他多次發表理論文章，正確闡釋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思想政治領域、經濟領域以及其他領域的調整整頓、撥亂反正提供了重要理論支持。特別是在農村改革中，他積極向中央反映實際情況，領導起草中央有關重要文件，倡導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推動我國農村改革進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1981年1月至1987年9月，鄧力群同志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參與組織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的通過，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1982年4月至1985年7月，鄧力群同志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82年9月至1987年10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分管黨的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這一時期，隨著對歷史經驗的深入總結和改革開放實踐的探索，鄧小平同志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對我國新時期現代化建設的根本方向和發展道路作出了高度概括，為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指明了方向。鄧力群同志積極宣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組織選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參與選編《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高度重視《鄧小平文選》的宣傳和學習工作，組織理論研究部門開展研究，撰寫了一大批高質量的理論文章。組織選編《陳雲文選》。他積極宣傳黨的基本路線。他十分重視精神文明建設工作，組織了「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推動形成了城鄉精神文明建設的熱潮，有力增強了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理想信念，推動了社會風氣的改善。

1983年10月至1987年夏，鄧力群同志任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參與整黨工作。1990年以後，任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組建當代中國研究所，主持編撰《當代中國》叢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

鄧力群同志是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在中共十三大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鄧力群同志退出領導崗位後，仍然關心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擁護、支持黨中央的領導，關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和偉大事業堅貞不渝，對黨和人民無限熱愛，始終以黨和人民事業為重，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奉獻了全部精力。他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終生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兢兢業業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工作奮鬥。他遵守紀律，嚴於律己，生活儉樸，廉潔奉公，嚴格要求親屬，始終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鄧力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一生。

鄧力群同志永垂不朽！（來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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