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時期「明於法理」的司法重臣高柔

三國時期英雄輩出，但說起高柔，也許很多人並不熟悉。然而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曾評價：「孟德智有所窮，則荀彧、郭嘉、荀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算無遺策。」這裡將高柔與荀彧、郭嘉、荀攸等曹魏著名的謀臣並列，可見高柔的地位並不一般。事實上，高柔歷經了從曹操到曹奐六代曹魏掌權者的交接，可謂是見證了曹魏由盛轉衰的全過程，以此將其和曹魏初期的著名謀臣並列亦不稀奇。不過，在筆者看來，高柔又與上述人物不同，他活躍的範圍既不在為曹魏劃定宏觀藍圖上，也不在各大戰場之間，而更多的是關於曹魏的律法和制度的建設之中。

高柔（174—263年），字文惠，陳留圉地人。父親高靖，是當時蜀郡的都尉，從兄高幹（又一說為從父），是袁紹的外甥，少年時期的高柔就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和極高的品性。在歷經了東漢末年軍事混戰和北方統一之後，高柔選擇在曹操帳下任職，歷任曹魏法曹掾、治書執法、廷尉等職，最後官至三公。值得一提的是，高柔在廷尉一職上任職達二十三年，長年從事的職務又多與司法有關，故，高柔可以說是曹魏司法的重臣。高柔擔任曹魏司法官時期，為人審慎，敢於直言並多有建樹，《三國志 魏書 高柔傳》記載了其諸多主張和相關文書。

一、冷靜審慎，秉公斷獄

曹魏的掌權者出身庶族，其早期的統治指導思想偏向法家，主張重刑。但是，任意加大刑罰的力度，一則容易導致政令的不穩定，二則容易帶來極度緊張的社會效應。這體現在曹魏的軍事、言論和農業生產等方面。在這個問題上，高柔始終保持著審慎的態度，他認為不應當濫用刑罰，並指出不能以統治者的好惡來頒布法令和妨礙法令的執行。我們可以通過以下的例子來證明這一點。

首先是軍事上，《三國志·魏書·高柔傳》記載：魏國剛剛建立時，軍隊之中將士逃亡的情況十分嚴重。按照漢末的舊法，將士在服役期間逃亡的，要牽連到他的親屬。曹操認為，這樣的刑罰仍然不能夠阻止軍隊人員的流失，想要進一步加重刑罰。當時有一個叫宋金的人在合肥服役時逃亡，主事官上報曹操，要求株連宋金的母親、妻兒和兩個兄弟。高柔認為：連坐親屬、加重刑罰的辦法不但不能夠遏制逃亡的現象，反倒會使得剩下的將士心生恐懼而增加逃亡的人數，起到適得其反的不良後果。因此，高柔建議放棄重刑的做法，改為寬貸逃亡將士的親屬，這樣就不僅能夠讓逃亡在外的將士心生悔意，也能夠有效阻止逃亡進一步蔓延。曹操最後採納了高柔的建議，寬赦了宋金的親屬。而高柔阻止加重刑罰的提議，也使得諸多無辜將士的親屬得以存續。

其次是言論上，魏文帝曹丕即位時，民間誹謗妖言四起，謠言抨擊朝政、蠱惑人心。曹丕對此十分憎恨，下令：誅殺誹謗妖言的製造、傳播者，鼓勵臣民互相告發製造、傳播誹謗妖言之人。高柔認為：雖然妖言誹謗必須要制止，但是鼓勵臣民相互告奸這一項並不妥當。此項政令一下，必定會矯枉過正，導致誣告之風盛行，造成大量的錯案。一開始，曹丕並未理會高柔，然而政令一下，誣告之風果然席捲曹魏境內，曹丕不得以才又下令：禁止誣告，如有發現誣告者，以誣告的罪名治罪。

此外在農業生產上，魏明帝時期朝廷大興土木，禁獵之法甚為嚴峻。禁獵之法就是禁止百姓和官員在皇家苑囿捕獵、狩獵的法令。按照當時的法令：獵殺禁地內麋鹿的人，處以死刑，財產充公，並鼓勵臣民告發在禁地內狩獵的人。高柔上書提出異議，他指出農業生產是國家的根本，現在的情況卻是百姓需要服沉重的徭役無暇耕種，而皇家的苑囿不斷擴張，導致農田的大量減少。而苑囿內的鹿群數量增多，四處破壞田地，造成了百姓耕種更加困難的局面。如今天下百姓賴以生產的渠道變少，苑囿內麋鹿數量的增加又造成了諸多農業損失。因此，應當放寬禁獵之法，允許百姓捕獵麋鹿並給予百姓生產休息的場所。

高柔不僅對於法令的修改頒行持審慎的態度，同時，也反對統治者根據自身好惡妨礙司法的執行。魏文帝曹丕時期，曹丕因為私怨想要枉法處死治書執法鮑勛。當時身為司法官的高柔堅決不從，曹丕無奈，只得採取調離高柔崗位的方式來完成自己的意願。魏明帝曹叡時期，曹叡包庇秘密告發典農劉龜有罪的功曹張京，高柔執法時希望曹叡能告知告發者的姓名，曹叡大怒不從，高柔言道：「廷尉，是最講究天下公正的官員，怎麼能夠憑藉您個人的喜怒來毀壞法律呢？」並且多次上書說明該問題，曹叡深感後悔，於是告知了告發者的姓名。高柔隨後審理，使得雙方各當其罪。

二、明於法理，處事允當

陳壽在《三國志》中評價高柔「明於法理」。在筆者看來，高柔不僅擁有審慎對待司法的態度，同時在擔任司法官吏的過程中，對其他一些有關於司法問題的看法也頗有見解。

第一是關於校事的認識。曹操晚年，設立校事以監察官員。關於「校事」一官，可謂是三國時期特有，魏、吳兩國均設校事官。《中國歷代職官大辭典》中有記錄「校事」的條目，並說明其功能是「掌刺探軍民言行，為皇帝和執政者的耳目。」清人俞正燮在其《癸巳存稿》中指出:「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廠衛。」而呂思勉先生在《三國史話》中也指出校事具有特務屬性，金性堯先生形象地將吳魏的校事稱為「吳魏血滴子」。可見，「校事」是一個特務類型的監察官職，其設立並非按照正常的職官選任，而多是從統治者的耳目中進行拔擢。因此，在曹魏校事設立伊始，高柔就懷疑校事的地位，就對曹操說：「朝廷設有各級官員，大家各盡其責，這樣使得整個體制能夠正常運轉。現在出現了校事，他們既不處於百官之上，也不隸屬於百官，監察百官的方法也不是通過正常的法令和程序，而是憑藉個人的好惡。校事官趙達多次以此欺凌官員、作威作福，現在應該對此作出檢討。」而曹操認為只要能夠揭發檢舉官員的奸惡之事，提高辦事的效率，其他的無可非議。因此校事的設立並沒有什麼不妥。到了文帝朝，因為校事劉慈等人誣告揭發誹謗罪的罪犯數以萬計，高柔深知校事之害，對於這類案件，他每一個都認真地查核清楚，稍稍犯法的，只做輕微罰金處罰。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高柔認為，司法或是監察不應有其他不當因素的干擾，司法、監察乃至整個行政體系，原本都有自己運作的方式，不當因素的介入極易將個人的情感帶入司法、監察進而導致冤獄和錯案的產生。這不僅在當時，在現代也具有一定的思考價值。事實上，校事的負面影響在曹魏政權中十分嚴重，但是直到嘉平年間，程昱之孫程曉力主廢除校事，該制度才被禁止，這也側面說明了高柔對校事制度認識的正確性。

第二是告訴統治者案件的處斷要清晰，不要讓人有所懷疑。典型的例子是公孫晃案。魏明帝時期，公孫淵欲在遼東掀起叛亂，公孫晃是公孫淵之兄，據說，他很早就看出這個苗頭，並多次向曹叡說明。等到公孫淵正式起兵反叛，公孫晃作為親族受到株連，魏明帝不忍心在街市上當眾處死公孫晃，想把他投在監獄中殺死。高柔得知後，上書魏明帝指出：公孫晃雖為叛亂的公孫淵的親族，但是聽說他曾經主動向朝廷說明公孫淵準備反叛的情況，雖然是主事者的親族，還是可以得到寬赦的。如果公孫晃真的有陳述類似的情況，那麼就應該將其赦免，如果沒有則應當按照法令處死。現在進不發布赦免其罪的命令，退又不公布其罪行，只是把他投入監獄，讓他自殺，這樣容易讓周圍的人產生疑惑。魏明帝沒有聽取高柔的意見，最終還是在獄中讓公孫晃吞下金粉自盡，這也給後世留下了諸多猜想。在此例中，高柔表達了案件的處理需要明晰而不留疑點的觀點，在當時雖然飽受爭議，但時至今日，仍能夠給予司法透明建設一定的思路。

曹魏政權雖然時間並不長久，但筆者看來其司法特點經歷過變化。在曹操掃平北方到曹魏立國伊始，其主要的司法理念是「撥亂之政，以刑為先」，重點放在刑罰的制定和執行上。這樣表明了這一時期的執政官敢於突破「德主刑輔」的成說，以積極務實的精神，面對社會現實，調整治國策略。然而，嚴刑峻法雖然能夠起到治亂的作用，但是過度嚴苛的法律只是特殊環境下的權益之計，長期實行必定會使得社會緊張程度提升，也不利於百姓的治產和休養生息。因此，到了魏明帝曹叡時期，天下的局勢趨於穩定，曹魏政權中士家大族開始重新回到「德主刑輔」的軌道上，主持和制定符合歷史傳統的法令，將嚴法轉向教化。可是，在此期間也出現了不少保護特權階層的制度。典型代表即「八議」入律，「八議」源於西周時期的「八辟」，即八種人（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觸犯刑律，必須交由皇帝裁決或減輕處罰的一種特權。這種制度雖然溯源於周禮，但縱容了統治者包庇親貴犯法，不利於法令的執行，是中國古代司法反面制度的典型。高柔居於曹魏政權的始終，經歷了曹魏司法變化的這一過程，在此過程中他既能夠認識到嚴法的弊端，也敢於指出統治者越過法令肆意妄為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可謂是「明於法理」。

三、恪盡職守，勸諫獻計

高柔為人以身作則、恪盡職守，早年擔任菅縣縣令，由於良好的名聲，使得縣內數名奸吏因羞愧而主動辭官，高柔聽聞後卻主動挽留他們，包容他們以往的過錯，勸說他們向善，最終使這些官吏都變成了良吏。在刺奸令史任上，高柔處法允當，獄中沒有滯留未判的犯人，他每晚都仔細查看文書，甚至於抱著文書睡著，曹操因此都十分感動。

此外，高柔斷獄也頗有章法，史載軍士竇禮無故失蹤，時人誤以為其逃亡，按照軍營的法令，逃亡者其家屬受牽連。竇禮之妻多方申訴無果，最後拚死求見高柔。高柔首先詢問其妻：「你為何能肯定你的丈夫不是逃亡？」竇禮之妻回答：「竇禮為人謹慎孝順，年少時期失去親長，由一位老婦人撫養成人，在他成年後一直恭謹地供養著這位老婦人，而且對家裡的子女都很愛護，對家庭的成員不離不棄，不是那種輕薄寡義的人，不會無緣無故出走而沒有留下一句話的。」高柔又問：「你的丈夫和別人有仇嗎？」竇禮之妻答道：「丈夫為人善良，沒有與人結仇。」高柔繼續問：「你的丈夫有借給別人錢財嗎？」竇禮之妻回答：「曾經有借錢給同營的焦子文，之後向焦討要，但是焦一直沒有歸還。」適逢焦子文因為小罪羈押在獄，高柔便先詢問了焦子文因何罪羈押在獄，在詢問多時之後，高柔突然話鋒一轉，輕描淡寫地問道：「你曾經借過別人錢財嗎？」焦子文心中一驚，臉上變色，過了片刻才支吾道：「我因為孤單貧窮，並未敢向他人借錢。」高柔察覺了焦子文神色的異樣便正色道：「你曾經借過竇禮的錢，為什麼不承認呢？」焦子文聽罷，知事敗露，更加支吾。最終，焦子文在高柔的質問和相關證據下承認了因錢財殺害竇禮的經過。可見，高柔既有忠於職守的態度，更擁有高超的斷獄技巧。

高柔不僅為曹魏的司法制度建設做出了極多貢獻，同時也提出了不少其他有益的建議。例如：魏國建立初期，三公幾乎不參與朝政，高柔認為，應當積極發揮三公這類高級官員的作用，讓他們多參與朝政、提出意見，這樣有利於廣開言路和弘揚教化（見《三公與朝政上疏》）。又如魏明帝朝，知識分子的上升空間有限，高柔主張應當大力拔擢知識分子以勉勵學者積极參与國家建設（見《請待博士以不次之位疏》）。再如魏明帝朝，皇帝好大喜功，多次大興土木、廣納嬪妃，高柔勸諫，認為不應當過度奢侈，而應當厲行勤儉、與民休息（見《諫大興殿舍廣采眾女疏》）。無論是積極發揮閑置官員的作用，還是強調大力選拔知識分子，抑或是禁止奢侈、厲行勤儉。這些建議不僅在當時，對於當下仍然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高柔作為古代的司法官吏，其思想受到儒、道、法三家的影響，其中法家不必言，高柔關於恤刑、輕刑、不濫用刑罰的主張是受到儒家學說的影響，而與民休息的態度則和道家的觀點相契合，可以說其在曹魏司法任職期間的表現雜糅了諸多學說，也體現了「外儒內法濟之以道」的中國法制史的特點。時值今日，高柔作為封建司法官的思想已不再適應當前的法律制度建設。但是他在司法實踐中的一些主張如審慎對待司法、不濫用刑罰、反對不當干預司法等卻仍然值得我們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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