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歷史口音，康熙和趙本山說話一樣嗎？

文︱陳事美

歷史人物說話用方言，那會是怎樣一種場景？反正想起來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遠的不知道，但近一百年還是很清楚的。相信大家不會忘記，至少十年前，影視劇中的毛澤東、蔣介石等角色基本都是操家鄉口音的。儘管如今熒幕中的領袖人物已經在使用普通話，但他們的口音大家早已非常熟悉。其實，在各種歷史影像記錄中，他們真實的口音才更原汁原味。不僅能聽到毛澤東、蔣介石，還有孫中山、張學良。年輕的張學良用東北話在演講，蔣介石用濃重的寧波奉化口音發表抗戰演說。如果沒有字幕，相信很多人根本聽不懂老蔣在說什麼。

很顯然，方言與口音問題歷史上一直存在。侯寶林曾有段著名的相聲《戲劇與方言》，就是讓歷史人物講自己家鄉方言，諸葛亮說山東話、關羽講山西話。如此一來你會發現，以往的歷史人物形象徹底被顛覆。其實歷史人物講方言，有口音才是真實的歷史。但愛迪生髮明留聲機也不過150年的時間，所以對歷史人物方言口音的記錄很短暫，年代久遠的歷史人物，我們只能依據史料來推測。

古代通訊交通均不發達，也沒有廣播電視，人們很少有學習通用語言的渠道，因此，各地方言的存在異常頑固，口音也非常濃重。所謂的「十里不同音」即是如此，翻過一座山可能彼此說話都無法聽懂。方言口音各異，便導致各種溝通交流的不便，還會鬧出諸多誤會，甚至會影響到升學當官。

柳宗元要靠翻譯

自古以來，中國官場便有一種不得在籍貫、出生地為官的規定。此種規定也帶來了一個重要問題，即古代官員與當地百姓常常因語言不通而無法正常開展工作。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在廣西柳州做刺史時，對此就頗有感嘆。他在《柳州峒氓》中寫道「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廣西是一個多民族的地區，他在柳州時，必須與當地少數民族打交道。柳宗元發現，雖然城市四通八達，但與當地的百姓卻因方言各異而無法產生親近感。以至於「愁向公庭問重譯」，重譯也就是翻譯，柳宗元為了正常開展工作，不得不在辦公室內另設翻譯一職。

山西運城人柳宗元

不僅柳宗元無法聽懂當地方言，當地人也聽不懂柳宗元講話。柳宗元到了柳州，就如同身處異國他鄉，如果沒有翻譯，根本無法與當地人對話，就相當於雞同鴨講，有些事情用手比劃也說不清。說話用翻譯，效率便大減。有時柳宗元審個案子，正常用一個時辰，用了翻譯後，得審一天，柳宗元別提多鬱悶了。

說起來，柳宗元的老家本是山西運城，而他本人則是出生在京城長安，並長期在長安學習工作。可以看出，柳宗元既懂山西話，又會當時的官話，也就是當時的普通話。按說，柳宗元的普通話應該很標準，頂多有些山西口音而已。但廣西那時屬煙瘴之地，極其封閉落後，很多少數民族連漢字都不認識，語言不通，用文字也無法溝通，搞得柳宗元常常抓耳撓腮，以頭撞牆。

康熙不說北京話

關於清朝的宮廷影視劇實在太多，作為執政時間最長的皇帝，康熙無疑是熒幕上最重要的角色。人們熟悉的只是康熙作為政治家的謀略，完全是一個高大威猛的帝王形象。人們根本想不到，真實的康熙講的是滿語，與東北話並不相同。

清軍入關十年後，康熙在北京出生，此時康熙的周圍，也就是宮廷內都是說滿語的。這些人全部是從遼寧遷移過來的，雖然滿語不同於東北話，但仍有個別相似度。而北京話在此時還沒有真正形成，或是還沒有真正產生影響力。可以想像，康熙的東北滿語口音有多濃重。

康熙的祖籍在如今遼寧省新賓縣，這個地方屬於撫順，距離趙本山的老家鐵嶺，直線距離只有100公里。但康熙的滿語口音不會與趙本山相同，但仍有極個別的相似之詞。從康熙批閱的奏摺上也可看出一二。如「專治瘧疾……連吃兩服，可以出根。」這其中，「可以出根」實為「可以除根」，而東北話講「除」就是第二聲的「出」。還有諸如「解京又費一凡事，不如存庫……」，這其中「費一凡事」，實為「費一番事」，用東北話講「番」正是第二聲的「凡」。

隨著滿漢語言的快速融合以及漢臣的大幅增加，此時在民間形成的北京話慢慢成為宮廷中的主要語言。但康熙年事已高，畢竟又是皇帝，不可能再學北京話。在電視劇《康熙王朝》中，最經典的一個情節就是康熙晚年訓斥大臣，如果康熙滿口東北話指點江山，想起來是不是很搞笑。

曾國藩讓人很鬱悶

作為晚清重臣，曾國藩對大清國的貢獻可謂杠杠的。無論是謀略、學問，還是治軍，或是做人，曾國藩都堪稱傑出典範。但老曾的湖南口音過於濃重，很多與他打交道的人都有些犯怵，尤其是他的弟子部下，領導的講話聽不清，又不敢多問，但不搞懂又恐辦事有誤，麻煩更大，搞得下屬備受煎熬。李鴻章是曾國藩非常賞識的弟子，有時二人也無話不談，或是一同說笑。談話間，老曾說了一句「冒得卵味啊」，李鴻章大驚，「卵味」？這不是下流的語言嗎？老師怎麼突然冒出這麼一句。李鴻章不明白，大膽求解，老曾哈哈大笑。原來，「冒得卵味」是湘鄉話方言，翻譯成普通話就是「沒意思」。

曾國藩是湖南湘鄉人，湘鄉話在中國方言里極其難懂，甚至難過潮汕話和閩南話。他一直到23歲都沒離開過湖南，可見他的口音會有多麼重。吃辣椒的飲食習慣也造就了曾國藩敢言的性格。洪秀全起事後，曾國藩大膽上書咸豐皇帝，對年輕的咸豐不是批評就是抨擊。為了達到情真意切的效果，老曾不僅寫奏摺，還要在上朝時說給咸豐聽。這是誠心不給皇帝面子。

當著滿朝文武的面，曾國藩也不管皇帝愛聽不愛聽，對著咸豐就是一頓猛批。老曾太激動，語速有點快，平時聽慣北京話的咸豐很不習慣，要不斷叫停，因為根本聽不懂這個湖南蠻子在說什麼。滿朝文武想笑又不敢笑。曾國藩沒辦法，放慢語速，一字一句地說給咸豐聽。結果，咸豐聽懂了，也怒了，大聲斥責曾國藩狂悖，非要軍機處給老曾治罪。要不是大臣攔著，老曾腦袋非搬家不可。

康梁事業很吃虧

民間有句話，說千不怕萬不怕，就怕廣東人說普通話。在調侃之餘，也確實道出了廣東人普通話水平差的現實。清末有兩位維新派領袖康有為與梁啟超，這兩位廣東老鄉普通話也都不咋地，可謂半斤八兩，兩人在事業發展上也吃過普通話不好的虧。

雍正年間，清政府開始向全國推廣「正音書館」，尤其是在福建、廣東地區，要重點推廣北京官話，也就是所謂的普通話。不會說普通話就不能參加科舉考試。如果康梁二人生在此時，想必普通話水平還是沒有問題的。但康梁恰恰生於晚清，此時以北京官話正音的問題早已被荒廢。

康有為是廣東南海人，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都是珠三角地區，兩地直線距離只有七八十公里。兩人既是老鄉，又是師徒，還是政治同盟，平時兩人交流，用粵語酣暢淋漓。但二人走南闖北，傳播先進思想，只能自學普通話，兩人廣東味的普通話也是一大鮮明特色。

最麻煩的是見皇帝。康有為到處講，說光緒接見自己時，兩人會談了很久。這說法連《清史稿》都被忽悠了。不過，當時的刑部主事張元濟又另有說法。他說，當時各大臣在外等候皇帝接見，康有為與榮祿大談變法，榮祿聽著直皺眉頭，有些話根本聽不懂。光緒單獨接見大臣，其他人都有很長時間，唯獨接見康有為，不到十分鐘就結束了。到底談了什麼，別人無從知道，但光緒後來還接見了梁啟超，完全可以做個參照。

梁啟超見到光緒，也是推銷自己的變法，但無奈光緒聽著很費勁，只因梁啟超說話發音嚴重不準，如將「考」說成「好」，將「高」說成「古」。有時梁啟超講一句，光緒還要問一句，甚至梁啟超還要用手比劃，或者還要用翻譯。這情景，光緒的興緻早沒了。但凡被皇帝接見後，按說都要賞個四品官，而梁啟超只得到個六品頂戴。

可見，變法也要學好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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