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版史大事記：清朝

1646年

修成並刊版《大清律》，次年頒行全國。這是清朝第一部成文法典，也是內府最早的刻書之一。此後多次修訂，乾隆五年（1740）又重修律例，編成了一部較殘缺的《大清律例》47卷。《大清律例》內有禁止坊肆印賣淫詞小說的條款：

「民坊肆市賣一切淫詞小說，在內交與八旗都統、都察院、順天府，在內政督撫等，轉行所屬官弁嚴禁，務搜板書，盡行銷毀。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買看者杖一百。該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與該部按次數分別議處。仍不準借端出首訛詐。」

所謂淫詞小說，從此後執行情況看，包括《水滸傳》、《西廂記》等。此外，《大清律例》還禁止演唱雜劇，不許「妝扮歷代帝王后妃及先聖先賢奸臣烈士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一家，容令妝扮者與同罪。」又對普通演劇工夫作出限制：「城市鄉村，如有當街搭台懸燈唱夜戲者，將為首之人，照違制律杖一百，枷號一月。不行查拿之地方保甲，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不實力奉行之文武各官，交部議處。」此後，屢有類似禁令，理由是「傷風化」。

1652年

據魏晉錫《學政全書?書坊禁例》：「題准：坊間書賈，止許刊行理學政治有益文業諸書，其他瑣語淫詞，及一切濫刻窗藝社稿，通行嚴禁，違者從重究治。」這是記載朝廷下令禁止印賣「淫詞小說」。從順治開始，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諸朝均多次重申對刻印「淫詞小說」、「小說戲曲」的禁令。同治七年（1868），江蘇巡撫丁日昌開列查禁「淫詞小說」書目，書目達267種，包括《水滸傳》、《西廂記》、《金瓶梅》、《牡丹亭》、《笑林廣記》以及一批彈詞等。

1663年

康熙二年五月，庄廷鑨《明史輯略》案被裁處。因書中不尊清室先祖，不奉清正朔，痛斥投誠清朝的明朝將領，被告為大逆大道。主犯庄廷鑨已死，被開棺戮屍，弟廷鉞和出書資助人朱佑明均凌遲處死。兩家子侄15歲以上者斬決，15歲以下者充軍。參加校訂者18人，均為江浙名士，全部凌遲處死。刻書、印書、訂書、送版者一應俱斬。賣書、買書、藏書者皆斬。計全案斬決72人，其中凌遲處死者18人，被殺者在1000人左右。這是古代出版史上直接殃及刻工、印工、售書和買書者的大案。明代以前，雕版書籍的刻工、印工多在刻本上留下姓名，以便考核勞動，計算工錢。後人可以利用刻工鑒定版本。自庄案發生後，清代前期因懼怕文字獄，許多刻工不敢在書版上留名。

1671年

蘇州書坊業為了維護同行利益，成立行會組織「崇德公所」，刻字業則於乾隆四年（1739）成立「剞劂公所」。這是清代最早成立的刻書業行會組織。

1719年

據清金填《不下帶編》：「康熙五十六七年，泰安州人能鍛膠泥成字，為活字板。」山東泰安徐志定用磁板印成張爾岐的《周易說略》與《蒿庵閑話》二書。前者封面上有「泰山磁板」四字，後者書末有「真合齋磁板」五字。真合齋是徐氏書齋名，磁板是將泥字上釉再燒成的。

1726年

開始用銅活字排印《古今圖書集成》。康熙時為印造此書，開始澆鑄銅活字，雍正初已澆鑄銅活字若干萬，到是年印造64部。這是中國銅活字印字規模最大的一次，字體秀麗，紙墨精美。這副銅活字藏於武英殿，乾隆初被毀鑄錢。

1736年-1820年

福建長灑四堡（今屬連城）刻書業繁盛。從事刻書者以鄒、馬兩大姓為主，集中於霧閣和馬屋兩村。據族譜統計，有清一代，四堡先後有書坊123家，其中業主可考的有112家。這些書坊多是由小家族運營的家庭作坊，祖輩相傳。書版來源大部分在當地刊刻，一部分從外地購進或在別處請人鏤版，然後帶回印刷。所刻書以科舉應試用書、童蒙課本、醫藥讀物和日用雜書為主，能迎合社會中下層需求。據不完全統計，四堡各書坊刻書總數達400多種。印數較大，行銷全國各地。其運營特點是依託家族力量，從事長途販運，在外地銷售，或沿途販賣，或設點坐售，舉族投入，分工合作，長途奔波，寄籍客地，互通訊息，調劑貨源，步步延伸，互相照應。這種舉族參加圖書銷售的景象在古代是不多見的。

1740年

繼康熙、雍正兩朝修訂《大清律集解附例》之後，修成《大清律例》。共47卷、436條，附例1409條。其後各朝又有所增改。光緒二十七年（1901）刊印《大清律例增修統纂集成》。在刑律內有「造妖書妖言」條例，規定：「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若公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凡坊肆市賣一應淫詞小說……務搜板書，盡行銷毀」。戊戌維新當前，清政府又相繼頒布《大清印刷物專律》、《大清報律》，規定書報管理辦法。

1769年

李文藻撰《琉璃廠書肆記》。記述作者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北京琉璃廠訪書、購書情況，對當時琉璃廠各書肆名稱、營業及善本書運營等均有引見，具有史料價值。其後繆荃孫在民國初年追想晚清時在該地訪書印象，作《琉璃廠書肆後記》。這是反映明清時期琉璃廠書肆運營情況的珍貴材料。

1772年

正月，乾隆帝以編撰《四庫全書》的名義，下詔各省徵集圖書。至第二年，在各地呈繳之書逐漸增多的情況下，設四庫全書館，敕修大型叢書《四庫全書》。同時，開始進行全國性的禁書運動，將不利於清朝統治的書籍進行銷毀以致毀版。銷毀的辦法是分類處理，分別進行全毀、抽毀和改竄。全毀即將某書全部銷毀；抽毀即將書中觸及清朝忌諱的部分抽出毀掉，剩下的仍予保留；改竄即將書中某些忌諱的字句加以改換。

據陳乃乾《禁書總目》考證，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月止，全國被禁毀數字，計全毀書2454種，抽毀書402種，銷毀書版50種，銷毀石刻24種。這種損失是空前的，也是無可補救的。

《四庫全書》的開館纂修，直接促成了北京琉璃廠書市的興盛。當時江浙等地書賈利用朝廷征書、纂書的有利機遇，紛紛輦書至京城琉璃廠一帶售賣，在此地開設書肆。據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載，當時沿街東西二里許有書肆多家，如廠東門外路北為銷售殘破舊書的聲遙堂，廠門內路北為唐氏嵩口堂、李氏名盛堂，西路南為鄭氏帶草堂、李氏同升閣，再西路北有曾氏宗聖堂、李氏二經堂，路南有二酉堂、文錦堂等等。四庫館的編修文士經常「各以所校閱某書應考某典，詳列書目，至琉璃書肆訪之。」文人也常匯聚於這一帶，訪書題詠，使琉璃廠一條街成為真正的文明街。

1773年

金簡撰《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內容包括按《佩文韻府》用字頻率設字刻字、設貯活字設備的格式、書頁行款式樣、擺版、補刻缺字、校勘、刷印方法、置備預算及工價計算等，是反映當時活字刻制工藝程度的重要文獻。

1777年

江西舉人王錫侯刪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被舉報。結果，王錫侯被斬。江西巡撫海成以審案過寬獲罪，並牽連到兩江的次要官員，包括兩江總督高晉，以失察罪，降兩級運用；按察使馮廷丞因閱看《字貫》而未能發現「悖逆」詞字而被革職治罪。《東華錄》載有乾隆上諭，內云：「……及閱其進到之書，第一本序文後凡例，竟有一篇，將聖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開列，深堪髮指！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大逆律問擬，以伸國法而快人心。乃海成僅請革去舉人審擬，是何言耶？」

1787年

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鑲白旗察干烏拉廟，在大喇嘛察哈爾格布希?羅布藏楚勒特木掌管下，建立藏文印書館，世稱察干烏拉廟印書館。刻印有《宗喀巴聖傳十一章》等藏文佛教經典，以及《育民甘露》等書。

1807年

據龔顯曾《亦園脞牘》卷一載，滿洲將軍武隆阿在台灣鎮總兵官任上鑄造漢文銅活字，印成《聖諭廣訓注》等書。這是清代台灣地區初次出現銅活字印書。

1815年

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由他的助手米憐擔任院長。英華書院附設印刷所，出版中文《聖經》和中西文書刊。同年8月，該院出版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由馬禮遜、米憐、麥都思和中國教徒梁發編印，至1821年復刊，共出80多期。內容除宗教事務外，還有舊事和新知識引見。復刊當前，傳教士又陸續在南洋、港澳和廣州等地出版了一批以中國人為對象的中文報刊，包括在馬六甲出版的《天下舊事》（1828-1829），在廣州和新加坡出版的《東西洋每月統記傳》（1833-1837）等。此外還有傳教士辦的英文刊物，最著名的是美國傳教士在廣州所辦的《中國叢報》（1832-1853），以搜集中國情報，提供侵華材料為目的。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期間，組織翻譯外文報刊材料，編為《澳門舊事紙》每月抄報一次，以了解本國人在華動態。

1825年

福州侯官林春祺捐資興工刻造銅活字，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竣工，歷時20年，共鐫刻大小銅字40餘萬個。林春祺字怡齋，福清人，早年曾隨父宦遊洛陽、廣東，並在蘇、杭讀書。為了完成其祖父夙願，18歲就捐資20萬兩，耗費巨大財力，刻成楷書銅字大小各20餘萬字，在全國乃至世界都罕有其匹。林氏客籍為福清龍田，因名其銅板為「福田書海」。所印有顧炎武《音學五書》和《軍中醫方備要》等，在《音學五書》的《音論》封面題「福田書海銅活字板福建侯官林氏收藏」4行16字。卷首有林春祺所撰的《銅板敘》，為中國僅有的銅活字文獻。

林春祺《銅板敘》：「……為之實難，成更不易，兩頭幾成而不成者屢矣。半生心血，消磨殆盡，岌岌乎黽勉成此。……歲乙酉捐資興工鐫刊，時春祺年十八，至丙午而銅字板告成。」

1821年左右

台灣府六品銜職員盧崇玉在台南創立松雲軒刻印坊。這是台灣第一家印刷機構。松雲軒刻印坊次要刊印善書、神佛像、詩文集。

1833年

來華普魯士牧師郭士立在廣州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這是在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家中文雜誌。封面印有格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題「愛漢者纂」。共發行7卷，內容除宣傳宗教外，兼登一些政治舊事和西洋知識。此後，外商出版的中文報刊有香港的《香港舊事》，上海的《六合叢談》、《上海新報》等。《六合叢談》創刊於咸豐七年（1857），封面書「江蘇松江上海墨海書館印」，每月一冊。次年遷日本，不久復刊。《上海新報》為英商所辦《字林西報》（「NorthChinaDailyNews」）的中文版，同治元年（1862）出版，為上海第一家中文報紙，每兩日出一次，後改為日報。

1834年

在廣州的一些英美傳教士及商人成立中國益知學會。宗旨是「出版能啟迪中國人民智力的一類書籍，把東方的學藝和科學教授給他們」。這個組織出版了一些翻譯書籍，在當時是一家較有影響的翻譯出版機構。

同年，涿州盧坤刻印《杜工部集》，將王世貞、王慎中、王士禎、邵長蘅、宋犖等5人的評語分別用紫、藍、朱、綠、黃等色套印上版，加上注釋所用的墨色，共有6種顏色，這是古代印刷史上用色最多的套印書籍。

1838年

英國傳教士麥都思（1796-1857）在廣州主編中文刊物《各國音訊》，月刊，以刊載舊事商情為主，石印，每冊8頁，只出了數期。這是現存最早在中國印製的石印品。倫敦博物館有藏本。最早學會石印技術的華人是在巴達維亞傳教士印刷所的印工梁發和他的徒弟屈亞昂。石印技術於鴉片和平後在中國國內迅速推行，從單色印刷發展為彩色印刷。光緒三十（1904），上海文明書局僱用日本技師，從事彩色石印。次年，商務印書館也聘請日本彩色石印技師從事彩印。珂?版（即玻璃版）印刷也於光緒年間傳入。最早為光緒初年，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刷所用珂?版印製聖母像。光緒三十三年（1907），商務印刷館開始有珂?版印刷。

1843年

11月，上海開埠。年底，英國傳教士麥都思（1796-1857）從馬六甲帶來他在馬六甲所設印刷廠的印刷設備，在上海創辦墨海書館，次年開始出書。這是鴉片和平當前本國資本最早在上海開設的鉛印出版機構，也是當時著名的翻譯出版機構。道光二十九年（1849）聘王韜為編輯。內設編輯、印刷兩部。印刷設備有英文活字7種，漢文活字2種。印刷機用牛力轉動。出書甚多，從宗教書籍到科學書籍，包括翻譯出版《幾何原理》後9卷、《代數學》、《重學》，以及《六合叢談》月刊等，影響較大。同治二年（1863），墨海書館開業。

1844年

浙江湖州知府禁淫詞小說，開列禁毀書目，計有120種，包括《紅樓夢》、《紅樓夢補》、《綠牡丹》等。此後各地方政府屢有禁書命令。據統計，清代禁毀的小說、戲曲、唱片（即唱本）總計687部。

美國長老會在澳門開設花華聖經書房。次年遷往寧波，改名為美華書館，設有印刷所。咸豐八年（1858），該會派姜別利來華，掌管寧波美華書館印刷所。姜別利帶來活字字模和鑄字機，採用電鍍法形成華文宋體鉛字7種，開創了鉛字排印書籍。並創製元寶式字架（俗稱三角架），排字工立於兩頭，可以就架取字，進步了排印效率。咸豐九年（1859）遷往上海，實行編輯、出版、發行三位一體，成為當時上海最大的舊式出版機構。所出書籍以宗教類為主，兼出數學、物理、化學等科學書籍。光緒五年（1879）出版的《英字指南》是近代最早的英語讀本。民國十七年（1928）開業。

同年，安徽涇縣翟金生經過30多年努力，燒煉了10多萬個泥活字，大小5種規格，先後印成《泥版試印初編》、《水東翟氏宗譜》、《仙屏書屋初集》等書。翟金生字西園，秀才出身，教書為業。《泥版試印初編》是他的詩集，為中國現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書籍。《仙屏書屋初集》是他的朋友黃爵滋的詩集，封面上有「涇翟西園泥字排印」字樣。北京圖書館有藏本。道光二十八年（1848），翟金生的弟弟借用這套泥活字，印成其所著《修業堂初集肄雅詩鈔》4卷，3冊。書中有《題兄西園泥活字板》長詩一首，稱：「朝思檢檢羅生徒，暮有成篇不模糊。」以詩歌題詠古代印刷，在這以前，只要五代福建詩人徐寅的「拙賦偏聞鐫印賣」，都是難得的文字。

1851年

1月，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領導起義，建號太平天國。次年3月，建都天京（今南京）。開科取士，標題出自《舊約》聖經，不用四書命題，並開女科，准婦女應試。同時下令：「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準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凡一切妖書……靜候刪改鐫刻頒行之後，始准讀習」。並成立刪書衙，刪改四書五經，「將其中一切鬼話、妖怪話、妖語、邪說一概刪除凈盡。」

同年，廣東佛山鎮唐姓書商造錫活字，印製馬端臨《文獻通考》348卷，共19348頁，訂成120冊。字大順眼，黑白分明。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錫活字印書。從道光三十年（1850）起，這位唐姓書商即出資1萬元鑄造錫活字，一年後鑄成大小錫活字20多萬人。由於錫版難沾水墨，印刷不易，所以未能推行。

1853年

9月，香港英華書院創辦《遐邇貫珍》月刊，先後由麥都思、奚禮爾、理雅谷主編，中英文對照。這是香港最早出版的中文期刊，竹紙印刷。咸豐六年（1856）復刊。

同年，太平天國於南京成立刻書機構「鐫刻館」和「刷書館」。設「典鐫刻」官4人，從事圖書刊刻。先後刊印《太平詔書》、《天命詔旨書》、《天朝田畝制度》、《太平天規》、《太平刑律》、《天情道理書》、《資政新篇》等29種。所刻書均於書前加上「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字樣。另有400人印製《舊約》聖經，80人印製《新約》聖經。對於傳統的四書五經，起初目為「妖書」，嚴加禁止，後來經過刪改，印製流通，如《孟子》稱為《改本孟子》等。現存最早的是太平天國辛開元年（1851）所刻的《幼學詩》，最晚的是壬戌十二年（1862）刊印洪仁玕的《太平天日》。除《太平天日》為銅版外，其餘為木刻本，線裝。所用文字或改簡體，或稱辛亥為辛開、癸丑為癸好、乙卯為乙榮等。

1854年

太平天國洪秀全在南京發布《刪改詩韻詔》：「今特詔左史右史，將朕發出《詩韻》一部，遵朕所改，將其中一切鬼話、怪話、邪話一概刪除凈盡，只留真話、正話，抄得好好繳進，候朕披閱，刊刻頒行。」

同年，美國舊金山華僑創辦《金山舊事》（GoldenHillsNews）中文周刊，是美洲最早出版的中文期刊。

同年，美國浸禮會在寧波創辦《中外舊事》中文半月刊，後改為月刊。先後由瑪高溫、應思理主編。木刻，竹紙印刷。咸豐十年（1860）復刊。

1857年

1月，上海墨海書館創辦《六合叢談》月刊，偉烈亞力主編。這是上海最早出版的中文期刊。次年2月復刊。

1858年

英國教會在福州創辦英文刊物「TheFoochowCourier」，中文譯名《福州府差報》，以外僑為對象，引見福州、廈門的風土民情和省內外音訊。這是近代較早在中國出版的外文刊物。

1859年

湖北巡撫在武昌創設湖北官書局，由汪其鐸掌管。先後出版《讀史兵略》、《大清一統輿圖》等書。

1860年

英法聯軍攻佔北京，悍然搶掠併火燒圓明園，縱火二晝夜，圓明園毀於一炬，園內貯藏《四庫全書》的文源閣也被焚毀。文源閣本是最早被毀的一部。

1864年

曾國藩奏請在江浙等地設立書局，刊印古籍。接著在南京成立金陵官書局（又名江南書局），相繼設立的官書局有：江楚官書局、浙江官書局、淮南書局、蘇州書局、江西書局、湖南官書局、四川書局、濬文書局、廣雅書局、福建書局、湖北官書局、山東官書局、雲南官書局等10餘家。這些書局都採用傳統雕印技術，質量上乘，刻印經史書籍，多少不等。光緒年間，官書局達到鼎盛時期。據《官書局書目彙編》不完全統計，到清末，官書局刻書達千餘種。官書局至清末相繼開辦。

1866年

閩浙總督左宗棠在福州創辦福建官書局，亦稱正誼書局。設總校官1人，復校、分校等138人。聘任名儒楊浚為總校官。正誼書局訂有編校人員管理的規章，從中可見當時官書局內部的管理情況。

《正誼書局規章》：「復校、分校值日必到局，不得頂替。日讀二十頁，校一千字，方為中程。其有才力過人，有增無減，記勤一次。年力就衰者，分校字數多少，隨時酌定。不到者，記惰一次。勤惰不相抵。記惰十次者出局。頂替者即日出局。均停膏伙。每日提調設立課功勤惰冊，以罰課程。」

1867年

浙江巡撫馬新貽在杭州創設浙江書局。這是繼金陵書局之後成立的另一個官書局。初創時曾得到藏書家丁丙襄助，此後刻書多以丁氏八千卷樓所藏善本進行校刊，質量甚佳。該書局還常用減少版式、添加行數的技術來降低成本和書價，以便讀者購買。至光緒十一年（1885），先後刻書約200餘種。所刊刻的書以《二十二子》、《十三經古注》、《九通》等最為有名。辛亥革命後併入浙江圖書館。

1872年

4月，英國商人美查在上海創辦《申報》。這是中國最早的日報。該報設印刷部，兼營出版事業，是規模較大的報刊鉛印機構。最後以申報館名義，後又分設申昌書局、點石齋石印書局、圖書集成局等，專營出版業。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開辦。據胡道靜《申報六十六年史》統計，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申報館共刊印書籍160餘種，蔚為大觀。出書數量多，重要緣由之一是採用鉛活字機械印刷。申報館在中國近代推行鉛活字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中國是最早發明金屬活字印書的國家。就鉛活字而言，早在明代弘治、正德間就有鉛活字印書的記載。明陸深《金台紀聞》：「近日昆陵人用銅、鉛為活字，視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尤易」可證。但鉛活字本未能傳上去。至清嘉慶間，英國傳教士馬禮遜來華，帶來了東方的鉛活字印刷術。凈雨《清代印刷史小記》載：「嘉慶十二年春，倫敦佈道會遣馬禮遜來華傳教。……是役，雖事敗受損，而華文改用西式字模鑄鉛，當以此為嚆矢矣。」鉛字排印經申報館採用後，逐漸取代了傳統的雕印，成為中國近代出版印刷的次要方法。

1874年

為了協調出版界內部糾紛，爭取出版界合理權益，蘇州出版界金國琛、席威、吳壽朋等組織成立書業崇德公所。不久，朱槐廬、黃熙庭等復在上海組織書業崇德公所會議辦事處。蘇州和上海都是出版業比較集中的地區，這種組織帶有書業公會的性質，可以說是近代書業公會的萌芽。其後，上海資本主義出版企業先後成立了上海書業公所和書業商會，作為協調內部糾紛、爭取合理權益的聯合機構。在這以前，早在康熙七年（1668），蘇州地區就成立了崇德書院，用以處理書商之間在業務上的糾紛，後於咸豐十年（1860）因太平天國和平而解散。

1875年

湖北崇文書局輯印《百子全書》（又名《子書百家》）。全書分9類，共收書101種，是收書最多的一部諸子類叢書。自先秦迄於明代，基本上包括中國歷史上的次要子書，有不少為少見之書，如《屍子》、《計然子》、《子華子》、《於陵子》等。

1876年左右

英商美查設立圖書集成局，用特製的扁體鉛字印製《古今圖書集成》。這種活字被稱為「美查體」或「集成體」。這套書在發行中率先實行預定的辦法，當時稱為「股印」，即在印書之前先印發《股印啟》，言明每部定價360兩，欲購者先付定金180兩，待全書目錄印成後，登《申報》告訴取貨，並將餘下的180兩繳足，然後領取32張取書單，此後每出一典，即憑單取貨（全書共32典）。這樣，可以減少資金投入，效果較好，為此後《四部叢刊》、《四部備要》等大型書的發行所仿效。

1877年

在華基督教傳教士第一次大會在上海召開，決議成立基督教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從此開始有「教科書」的名稱。

1880年

蘇州席氏掃葉山房在上海綵衣街設分號。掃葉山房原在上海棋盤街設支店，後以上海棋盤街為總店，並設木版印刷所，繼又採用石印技術。印本很多，為上海名鋪之一。1955年開業。

1882年

徐鴻甫等在上海開設同文書局。這是繼點石齋印書局之後成立的一家著名的私營石印出版機構，也是由中國人本人集資創辦的第一家石印書局。開創初期備有石印機12架，僱用職工500名，專門翻印古籍。至光緒十一年（1885），先後共印出《康熙字典》、《子史精華》、《御批通鑒輯覽》、《佩文齋書畫譜》等55種。其出版工程最大的是翻印《古今圖書集成》和殿本《二十四史》。《古今圖書集成》1萬卷，因成本浩大，遂採取預定訂購的辦法，從光緒十一年（1885）起，兩年為期，認股訂購，每股先交半價銀180兩，共訂購1500部。光緒十七年（1891），清政府委託同文書局影印《古今圖書集成》，歷時3年，耗銀48萬兩，按原書大小影印101套。《二十四史》也是認股訂購，印1000部。後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遭火災後開業。

1885年

王韜在上海創設弢園印書局，以木刻活字印刷。

1887年

在華傳教士、本國領事和商人在上海組成出版機構，名廣學會，用漢文著書出版，標榜「以西國之學廣中國之學，以西國之新學廣中國之舊學」，次要傳播基督教和引見西學，翻譯、編著了許多自然科學、政治、宗教和其他方面的書籍。在北京、奉天（今瀋陽）、天津、西安、南京及煙台等地設專門機構，進行會務活動。鼓吹改良，對維新派有很大影響。據該會民國元年（1912）統計，自光緒十三年起的25年里，出書168種，其中宗教書籍48種，非宗教書籍120種。五四運動後，出版了《共產主義之研討》、《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等反共書刊。總計該會前後出書400餘種，其中科學書籍占很大比重。

同年，李盛鐸在上海開設石印出版機構蜚英館。規模很大，內部分工較細，備有當時先進的石印蒸汽機10餘部，館內分設總賬房、總校處、繪圖處、裱書處、抄書處、照相房、印機房、校書房、積書處等。出版過《正續資治通鑒》、《三希堂法帖》、《段氏說文》等，並大量印行科舉用書。後因科舉制度廢除、營業衰微而開業。

1894年

孫中山（1866-1925）和鄭士良、陳少白等人在美國檀香山組織革命集團興中會，大量刻印明末清初崇尚民族時令的書籍，並譯印東方宣傳革命的書，如彌勒?約翰的《自在原理》、斯賓塞的《干涉論》和各國革命史等。這是近代在美國最早出版的中文書籍。

同年，藏族格迪?洛桑稱勒（1849-1905）撰成藏族刻書規章《刻版規章》，支出《格迪?洛桑稱勒文集》。格迪?洛桑稱勒生於青海南部，清同治十二年（1873）為四川阿壩貢薩寺掌管。此書就選版標準、抄寫、校勘、鐫刻人員的職責和質量要求，以及質量檢查等均有具體規定，並提出書版刊刻要量體裁衣，刻印工夫為春季法會至藏曆八月一日等。其《刻版規章》是研討藏族刻書的重要參考文獻。

1896年

鄒代鈞在上海創設地圖公會，集資印行各國地圖。後遷武昌，改名輿地學會，先後出版各種地圖676種。

1897年

2月，夏瑞芳、鮑咸恩等人合資4000元，在上海創辦商務印書館。初創時以印刷業為主。光緒二十八年（1902）成立編譯所，蔡元培、張元濟相繼任所長，積極進行教科書的編輯工作。業務發展迅速，至民國二年（1913）資本已達150萬元。民國五年（1916）成立總管理處，由陳叔通掌管，一致管理編譯、印刷、發行3所。民國十年（1921）9月，王雲五接任編譯所所長，大加擴充，設總編譯所和國文、英文、史地、哲學教育、法制經濟、數學、博物、生理、物理化學、雜纂等9個編輯部，成立教科書、中西字典、百科全書等9個編輯委員會；成立《東方雜誌》、《小說月報》和教育、先生、婦女等雜誌的8個雜誌社。大量出版《萬有文庫》、《四部叢刊》、《叢書集成》等各類叢書。以發明、推行「四角號碼檢字法」而出名，集聚並扶植了許多著名文明人士。民國十三年（1924）開辦東方圖書館。企業規模不斷擴大，相繼在北京、天津、瀋陽、長沙、香港等全國各大城市設立分館，並在北京、香港設立印刷廠。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0）起，商務開始採用洋裝，即精裝和平裝，以區別於線裝。民國二十一年（1932）前，企業設備居遠東第一位。「一?二八」淞滬抗戰中，總廠及東方圖書館等被日軍轟炸，損失慘重。抗日和平迸發後，總管理處遷往長沙，並將部分機器運往香港和大後方，上海企業仍繼續營業。太平洋和平迸發後，上海和香港企業均被日軍劫占。抗打敗利後，總管理處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遷回上海、恢復營業。商務印書館是舊中國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民營出版機構，在傳播科學文明知識、促進教育文明事業發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經過公私合營收歸國有。

1898年

1月，康有為上《應詔統籌全局折》，提出變法主張。6月，清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決定變法。緊接著，頒布了一系列新政命令，如允許民間辦報等。8月，光緒帝批准梁啟超提出的「書籍報紙懇免納稅」的建議，宣布「書籍報紙一概免稅，均著照所請行」。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下諭禁毀維新派的著作：「已革工部主事康有為，學術乖謬，大悖聖教，其所著作，無非惑世誣民，離經叛道之言。著將該革員一切書籍板片，由地方官嚴查銷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光緒二十六年（1900），又下諭：康有為、梁啟超仍在沿海活動，「肆行簧鼓」，著各省督撫「逐處嚴查，如有購閱前項報章者，一體嚴拿懲辦」，「如尚有該逆等從前所著各逆書，並著嚴查銷毀，以伸國法而靖人心」。所禁之書，幾乎包括了康有為、梁啟超的全部著作，以及譚嗣同的《仁學》。

1899年

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出告示，宣布對東文學社翻譯印行的《支那通史》等數十種書給予版權保護。告示云：「以此示仰書賈坊鋪人等一體知悉，爾等不得將該學社前項譯印書籍及續印各書私行翻印，企圖漁利。敢故違，一經告發，定即提案，究罰不貸。」

1900年

商務印書館收買上海日商所辦的修文印刷局，在中國初次運用紙型，加速了印刷業的發展。

1901年

據傅增湘《嘉業堂善本書影序》載，版本學家楊敬刻印《留真譜》，開創了古籍版本記錄的新方式：書影留真。所謂書影，即經過影刻和影印，再現古籍善本的若干版式，顯示古籍的原貌，以便比較研討。

同年，上海文匯書局印陸鍾渭《四書五經義策論初編》，扉頁反面印有「書經稟請商務局存案翻刻必究」字樣。次年，少年中國學會銅印馬君武譯《女權篇》、《物競篇》合冊，書末有版權頁，上印「翻印必究」方框標誌。光緒三十年（1904），商務印書館出版嚴復翻譯《英文漢詁》，版權頁上印有「侯官嚴氏版權一切翻印必究」的版權印花。從此，書籍版權用語開始規範。光緒二十九年（1903），商務印書館出版嚴復譯《社會通詮》，單方簽訂版稅合約，規定：「此書版權系稿、印兩主公共產業。若此稿作廢，版權系稿主一切」，「此約未廢之先，稿主不得將此書另許別人刷印」，「此書出版發售每部收凈利墨洋五角」，「此書另頁須粘貼稿主印花」等。這是近代早期的稿件出版合同。

1902年

是年，著名出版家、古籍編校家張元濟（1867-1959）入商務印書館，任編譯所所長。張元濟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後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參與維新變法運動，失敗後被清政府處以革職永不敘用途分。入館後，歷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他認為：「出版之事可以提攜多數國民，似比教育多數英才尤為重要」。張元濟先後掌管編輯中國近代第一部小學教科書《最新初小國文教科書》，出版大批本國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名著，組織出版各科大中型工具書，注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編輯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續古逸叢書》，影印《四部叢刊》，參與編輯《叢書集成初編》。張元濟關懷圖書材料建設，多方訪求古籍善本，創辦涵芬樓和東方圖書館，注重利用圖書材料保證出版質量，開創了私營出版機構設立專職編輯和一系列的編輯制度；倡導、支持採用先進印刷技術，改進排印機，採用塔形輪轉圓盤，進步排印速度；注重出版愛國進步書刊和民眾教育，以出版扶助教育，以教育促進出版；注重編輯出版人才的發現和培養，以身作則，無私奉獻，對古代出版事業做出傑出貢獻。著有《校史隨筆》、《涵芬樓燼餘書錄》、《涉園序跋集錄》、《張元濟書札》等。

1903年

清政府公布「癸卯學制」。這是近代中國第一部全國一致的從小學到大學的殘缺學制。接著，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科舉制，設立學部，為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近代教育制度由此建立。新學制的確立和新學堂的創辦，由北京推行到全國，引發了大、中、小學教材和課本的大量編輯出版，這是教科書編印的嚴重變革的開端。

同年，編輯出版家高鳳謙(1869-1936)進入商務印書館，任編譯所國文部部長。高鳳謙號夢旦，福建長樂人。幼承家教，後隨伯兄高嘯桐習作文。清光緒十九年(1893)任浙江大學堂總教習。翌年學堂選派先生10人赴日留學，高任留學監督，率先生東渡，同時調查日本教育。光緒二十九年(1903)回國後，應張元濟之邀，任商務館編譯所國文部長，掌管國文教科書的編寫工作。他制定全面的編寫計劃，首先從小學教科書抓起。參加編寫的有張元濟、高鳳謙、蔣維喬、庄俞等，後又添加杜亞泉、伍光建、黎錦熙、任鴻雋、傅東華、周予同等人，都是學有專長的專家學者。從光緒三十年(1904)到民國元年(1912)，相繼編印了「最新」、「女子」、「簡明」、「共和國」等4種小學教科書，出版後非常暢銷。五年(1916)又進行修訂。光緒三十四年(1908)，高鳳謙與陸爾奎、方毅等開始編纂大型詞書《辭源》，歷時8年，於民國四年(1915)編成出版，開創了近代大型辭書的體例，不只銷行甚廣，而且影響很大。不久，高鳳謙接任編譯所所長。由於高鳳謙與林紓有同鄉同窗之誼，他大力支持林紓翻譯本國文學作品。林紓終身和別人(包括高鳳謙的表兄魏瀚)合作翻譯了184種文學作品，除未發表者外，絕大部分都是商務印書館在1901-1920年間出版的。民國三年(1914)，商務又集中出版了《林譯小說叢刊》(100種)，開創了翻譯世界文學作品的風氣，影響很大。五四運動當前，高鳳謙深感對新文明所知甚少，不能勝任編譯所所長重擔。民國十年(1921)，高鳳謙專程赴北京，約請胡適到上海，請胡適接任編譯所所長。後胡適引薦王雲五進商務館，高鳳謙請王出任編譯所長，本人退任出版部部長。十五年(1926)退休。二十五年(1936)在上海去世。

1904年

3月，商務印書館創辦《東方雜誌》，後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底出版至第44卷第12號後復刊，是近代中國刊行工夫最長的一份大型綜合性期刊。《東方雜誌》是一本大型綜合性雜誌，設有社說、諭旨、內務、軍事、內政、教育、財政、實業、交通、商務、宗教、雜俎、小說、叢談、舊書引見等欄目，並附有許多圖片。

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最新教科書》的第一種《最新初小國文教科書》第一冊，遭到教育界歡迎。此後又陸續出齊了《最新初小教科書》、《最新高小教科書》和《最新中學教科書》。這套教科書暢銷近10年，重印10多次。

同年，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著手籌建圖書館，名為涵芬樓。他努力網羅南北諸藏書家散出的圖書，經過20多年努力，使涵芬樓成為出名於世的圖書館，民國十八年(1929)5月3日開館，藏書達20餘萬冊。除古籍舊書外，日本歐美名家著作和每年出版的舊書也為數不少。藏書區按千字文分為八門：「天」字為舊書，「地」字為教科書及參考書，「元」字為東文書，「黃」字為英文書，「宇」字為日報、雜誌，「宙」字為地圖、挂圖、雜畫，「洪」字為照片、明信片，「荒」字為碑帖。民國十三年(1924)商務印書館決定將涵芬樓改名為東方圖書館，同時聘王雲五為館長，總理館務。在新館三樓專辟一室儲藏善本，仍用涵芬樓舊稱。民國二十一年(1932)「一·二八』』事故，東方圖書館被焚，損失殆盡。

1905年

清政府根據軍機處五月八日(6月10日)函文發布《查禁悖逆各書令》。內稱：「近聞南中各省，書坊報館有寄售悖逆各書，如《支那革命運動》、《革命軍》、《新廣東》、《新湖南》、《浙江潮》……種種名目，駭人聽聞。……務希密飭各屬，體察情形，嚴行查禁。」「自示之後，倘敢再售前項悖逆各書，一經查出，即飭提嚴辦。其各學堂諸生及士民人等，務各束身自愛，不得購閱，致干咎戾。」同時查禁《革命軍》、《支那革命運動》、《新廣東》、《新湖南》、《浙江潮》、《自在書》、《中國魂》、《黃帝魂》、《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新民叢報》、《熱血》、《新小說》、《新中國》和《支那活歷史》等書刊。

1906年

1月，《民報》第二期刊載朱執信（蟄伸）的《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引見馬爾克（即馬克思）的生平及學說，並引見《共產黨宣言》的十點綱領。這是最早用中文引見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3月，學部公布《學部第一次審定教科書凡例》。其中規定審定各書局所編教科書須經學部審定，初小教科圖書送審皆須有著者姓名、出版年月、價格、印刷、發行所等，學部改正之處，必須照改後寄呈複核，審定後可標明『『學部審定」字樣，並通用5年，5年後再呈部審定。高小教科書除通用期為4年外，余同初小教科書。同時公布經審定的小學和中學暫用書目表各一，列入文明書局、商務印書館、南洋官書局、普及書局、昌明書局等10餘家各種教科書百餘種，列人應予批示及無須審定表的有20餘種。

7月，清政府商部、巡警部與學部共同擬訂頒布《大清印刷物專律》。此律分大綱、印刷人等、記載物件等、毀謗、教唆、時限等6章41款，規定：「凡以出版、印刷或發賣各種印刷物件為主」者，均須到「所在營業地方巡警衙門呈請註冊」，「凡未經註冊之印刷人，不論承印何種文字圖畫，均以犯法論」；印刷物均應「明白印明印刷人姓名及印刷所所在」；印刷物對皇帝、皇族、政府有毀謗性言論即「訕謗」者，從重從嚴處罰等。從此律開始，清政府制定頒布了一系列法規，加強對印刷出版的管理。

1908年

1月，清政府頒布《大清報律》，對報業的辦理髮行進行了規定和限制。

同年，清政府接受約請，委派駐柏林的代辦和商務參贊，以觀察員身份參加國際版權公約——《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成員國在柏林修訂公約的大會。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次參加此類國際會議。

同年，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辭典部部長高鳳謙組織編纂大型中文詞書《辭源》。此書由陸爾奎(煒士)主編，參與編寫的從幾個人逐漸添加到50多人，歷時8年，民國四年(1915)完成正編。民國二十年(1931)又編印了方毅主編的續印本，民國二十八年(1939)出版正續篇合訂本。全書收詞目98994條，其中單字11204條，複詞87790條，共約680萬字。此書以中國舊式字書、類書、韻書為基礎，兼取本國詞書的長處，打破了舊詞書內容分類的框框，擺脫了經傳註疏的約束，開創了以單字為詞頭、下列詞語的新體例。為順應「研討舊學，博採新知」的要求，既收古語，也錄新詞，表現了內容上的革新。出版後深受歡迎，到1949年，重印達400萬冊。同時，商務印書館順應各種讀者的需求，先後出版了多種辭書。民國八年(1919)出版《國音先生辭彙》，30年間重印500萬冊。民國十九年(1930)出版《四角號碼詞典》，發行數達200萬冊。中國開始構成了注重出版工具書的傳統。

同年，上海文益書局出版連環畫《三國志》。這是近代最早出版的連環圖畫。此後，這種編輯方式迅速發展。民國五年(1916)，上海出版了諷刺袁世凱做皇帝的連環畫《猿政府畫史》，遭到查禁。民國十年(1921)當前，上海世界書局出版了大量連環圖畫，內容最後多根據京劇及淺顯小說改編，後來出現了民間故事、武俠神怪等各種題材的連環畫。上海、廣州等地街頭巷尾出現了有數租賃連環圖畫的小書攤，銷路很好。

1909年

商務印書館出版孫毓修編譯《童話》一、二集，是中國最早出版的童話。

同年，商務印書館請徐錫祥鐫刻字模，創製出二號楷書鉛活字，並以此為起點，進行了一系列印刷技術的改進。較重要的是：民國三年(1914)，商務館引進「湯姆生自動字爐」，每日可鑄字15000餘枚，每字出爐即可運用，毋須進行鏟邊、磨身、刨底等工作；民國四年(1915)，商務印書館請陶子麟鐫刻古體活字，創製一號及三號古體鉛活字各一副；民國十年(1921)，商務館購進舊式紙型機，用強力高壓紙型原紙即可完成；民國十二年(1923)，張元濟創製舊式排字機，既節省地面，又可減少排字勞動強度。商務印書館所進行的印刷技術改進，對其他出版企業的印刷技術改進起了促進作用。

12月，清政府頒布第一部版權法《大清著作權律》。分通例、權利、期限、呈報義務、權利限制、附則等5章55條。規定：「著作權歸著作者終身有之；又著作者身故，得由其承繼人繼續至三十年」。並規定有些著作物通行已久者，或者年限已滿、著者亡故無承繼人的著作物，可以任人翻印。同時，對侵犯版權者也作了具體的處罰規定。這是近代中國第一部版權法。有些條文為民國初年頒布的《出版法》、《著作權法》所沿用。

1911年

同年，民政部批准公布實行由上海書業公所制定的《著作權章程》，共四章一附則。其中規定：一切著作物一概歸民政部註冊後即享用版權，個人著作者終身享有著作權，身故後可由其承繼人享有30年，以官署、學堂、公司、寺院等名義發行之著作，其著作權得專有30年；對合著、彙編別人著作、出資聘人所成之著作，以及講義、翻譯著作、法令等的著作權歸屬亦作明確規定。凡假冒、割裂別人之著作者，分別處以40元至400元和20元至200元罰金。這是中國第一部關於著作物版權的具體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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