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救國，死於黨爭：在夾縫中求生的「洋務中興」

洋務運動時期，清朝政府呈現出「中興」氣象，恰逢同治、光緒兩朝，因而也常被稱之為「同光中興」。洋務運動成為了「中興」的重要標誌之一。然而，「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洋務運動在實施的過程中屢陷困境，局限性明顯。

洋務運動飽受後世史家詬病者，源於其難以克服的不徹底性。如蔣廷黻所言：「自強運動的領袖們並不是事前預料到各種需要而訂一個建設計劃，他們起初只知道國防近代化的需要。但是他們在這條路上每前進一步以後，就發現必須再進一步；再進一步以後，又必須更進一步。其實必須走到盡頭然後能生效。近代化的國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經濟，並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國民，半新半舊是不中用的。」

儘管洋務派對西方的認識逐漸深入，然而這並不能讓他們對整個改革事業做通盤的規劃。京師同文館從屬於總理衙門，上海廣方言館和翻譯館從屬於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學堂從屬於福州船政局。同一時期，日本正在進行的明治維新卻是另外一番景象。日本學者井上清認為，儘管時代相同，日本的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卻是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改革事業。明治維新是日本的一項本國策，而推動洋務運動的洋務派只是清朝政府內部的一個政治派別；明治維新是一個涉及政治制度、社會經濟結構、學術、技術、文化、教育所有領域的系統性改革，而洋務運動僅在軍事和經濟的某些方面採用西方的科學技術，毫不觸及政治制度和經濟結構本身；明治維新與民眾聯繫緊密，在政府與人民相互作用、滲透中得以發展，而洋務運動與民眾的直接關係甚小。兩相比較，不難看出中日兩國改革事業的高下優劣。

拋開改革理念的固有缺陷不談，在具體的實踐活動中，洋務運動的失誤也顯而易見。如洋務派開辦的各類企業，管理方式落後，效率低下。那些採用官督商辦模式的企業，其產權界定也十分模糊，官場不良習氣難以避免，還時常引發官商之間的矛盾衝突。如唐廷樞、徐潤任職招商局期間，在人員任命上常常任人唯親，擅自挪用招商局公款，遭到盛宣懷彈劾，紛紛去職。事實上，盛宣懷也時常因「濫用濫支」、「鑽營私利」、「侵吞公款，剝削商民」而屢遭彈劾。清朝政府官場腐敗的風氣無孔不入，而熱心洋務的各界人士又因種種利益衝突而不能維持長久的合作關係。留美幼童事業的夭折，就暗含著複雜的內部權力爭鬥。洋務派內部的權力之爭，也是洋務運動遭受挫折的原因之一。

由於洋務派官員對西方了解程度有限，所以不得不在許多方面依賴外國人。許多受聘而來的外國專家具備良好的素養和技術專長，洋務派在與他們交往的過程中，也時常會上當受騙。許多購自外國的機器、原料和燃料，由於外國人以次充好，以至於價格昂貴，弊端叢生，浪費驚人，腐敗嚴重。清朝政府為組建北洋海軍，曾從英國購買了超勇、揚威兩艘洋艦，在海軍任職的一位洋員發現其質量存在問題，明言這兩艘船是「騙人的東西」。事後證明，此言非虛。李鴻章創辦金陵製造局後，交由英國人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督辦造炮。但此人的專業實為醫生，所制產品質量低劣，時常發生爆炸事故。

除了洋務派自身的失誤，洋務運動無法順利、深入開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時常受到國內保守派官僚的阻撓與破壞。在洋務運動期間，洋務派與保守派曾展開多次激烈爭論。

如1866—1867年就曾圍繞京師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之事發生過爭論。奕基於西方自然科學技術「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的認識，奏請在同文館內增設天文算學館，聘請洋人為教習，招收「科甲正途」人員和五品以下官員入館學習。此議一出，立即遭到保守派官僚的反對。監察御史張盛藻率先發難，大學士倭仁隨後批評：「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奕不得不奮力反擊：「該大學士既以此舉為窒礙，自必別有良圖，如果實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臣等自當追隨該大學士之後，竭其檮昧，悉心商辦，用示和衷共濟，上慰宸廑。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櫓等詞，謂可折衝樽俎，足以制敵之命，臣等實未敢信。」

一時間，雙方各不相讓。由於洋務派在辯論中佔據優勢，奕等人的建議最終得以採納並實行。不過，由於保守派官僚的阻撓，天文算學館的招生並不順利，勉強從72名應試者中錄取30人。半年後又淘汰20名學生，僅剩10人，被併入英、法、俄三館學習外文。

繼同文館風波之後，又發生關於鐵路修建問題的爭論。1880年，前直隸提督劉銘傳奏請修築兩條鐵路，一由清江經山東至北京，一由漢口經河南達北京。他認為「鐵路之利於漕務、賑務、商務、礦務、厘捐、行旅者不可殫述，而於用兵一道尤為急不可緩之圖」。劉銘傳的提議遭到保守派官僚的反對，侍讀學士張家驤上奏指斥鐵路有「三大弊」，

一是洋人可乘鐵路到處往來，引來禍端；

二是毀壞田畝、房屋、墳墓、橋樑，滋擾民間；

三是勞民傷財，增加國家負擔。

原駐英副使劉錫鴻甚至提出了不能修造鐵路的25條意見。在保守派官僚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清朝政府否定了劉銘傳的提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便利開平煤礦所產煤炭的運輸，中國第一條自建鐵路——唐胥鐵路在李鴻章的授意與保護下順利修築完成。鐵路最初以騾馬拖載，後正式改用蒸汽機車。總之，洋務事業就是在洋務派與保守派官僚的拉鋸戰中緩步前行的。可以說，洋務運動幾乎每前進一步，都會遭到保守派官僚和傳統勢力的掣肘。

洋務派與保守派官僚的爭端，造成了清朝政府官僚群體內部的分裂。他們彼此之間的矛盾有時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駐英公使郭嵩燾的個人遭遇更是令人唏噓不已。起初，清朝政府命郭嵩燾擔任中國駐英公使。這在許多人眼中是一件有失體面的事。因此，郭嵩的朋友、同僚紛紛勸他推卻此事以保全聲名。然而他卻毅然受命，不僅同鄉的「湖南人至恥為伍」，京師文人甚至編了一副對聯諷刺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對此，郭嵩燾依然不為所動。

郭嵩燾出使英國，途經香港、新加坡、錫蘭等地，遊覽各地名勝，並參觀了學校、官署、監獄等，對各地的政教、軍備、民俗有所了解。他將這些見聞結合自己的感受逐日記下，寫成《使西紀程》一書，到倫敦後寄回總理衙門刊印。在書中，他指出：「西洋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他對西方國家的文明成果大加讚賞，對中國的現狀也有批評。

此書一出，立刻招致保守派官僚的猛烈抨擊。大學士李鴻藻「大為不平，逢人詆毀」。王闓運說他「殆已中洋毒，無可采者」。李慈銘在《越漫堂日記》中記載道：《使西紀程》「記道里所見，極意誇飾，大率謂其法度修明，仁義兼全，富強未艾，寰海歸心……迨此書出，而通商衙門為之刊行，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嵩燾之為此言，誠不知是何肺肝，而刻之者又何心也」。

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對郭嵩燾大加彈劾：「有二心於英國」，「大清無此臣子」。在一片謾罵聲中，清朝政府下詔申斥郭嵩燾，並將《使西紀程》毀版。此後不久，郭嵩燾即被撤職歸鄉，在無限憤懣中度過餘生。在他死後，李鴻章曾奏請清朝政府為郭嵩燾立傳賜謚，竟不準行。義和團運動期間，甚至還有京官提請「戮郭嵩燾之屍以謝天下」。趨新與守舊官僚之間的爭鬥，竟然發展到如此程度。

洋務運動既得不到中國人的通力合作，日益險惡的外部環境也讓這一事業的未來蒙上了陰影。19世紀下半葉，歐美主要國家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列強為爭奪商品市場、原料產地和資本輸出場所，加緊進行瘋狂的掠奪和擴張，瓜分世界的爭鬥逐步升級。

待非洲、拉丁美洲被瓜分完畢後，列強開始將目光移至亞洲，中國及其鄰國再度成為侵略的主要目標。英國侵略雲南、西藏，沙俄入侵新疆，法國吞併越南，趁勢侵入雲南、廣西。正當清朝政府在沿海、內陸邊疆與列強周旋、疲於奔命之時，東方近鄰日本也開始大肆對外侵略擴張。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轉年又出兵琉球，並於1879年將其吞併。與此同時，日本還闖入朝鮮，謀求擁有更多的控制權。

其實，早在1864年，李鴻章就預見了日本是中國潛在的威脅。他曾對奕等人說：「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並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蔽。」不料這一預言後竟應驗，成為悲慘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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