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傑·克勞利：只拿你能帶走的東西，1923年希臘土耳其2百萬人強制大交換

撰文/羅傑·克勞利

翻譯/卷耳

2016年，對於難民來說是另一個可怕的年頭。在世界各地，人們流離失所的影像佔據了電視屏幕和報紙：敘利亞被轟炸的城市，臨時的帳篷安置點，超載的船隻，排起長長的隊伍的、等待穿越邊界的人群。在歐洲和北美，移民仍然是本國政治中極為重要的因素。這一因素已助力唐納德·特朗普入主白宮：因為他誇下海口，要建造一堵牆，將墨西哥人阻隔在外。這一因素也在英國投票脫離歐盟時發揮了重要作用，並鼓勵了丹麥和瑞典這樣自由主義的國家中的極右黨派。人們擔心來自其他文化的大量人口湧入，會破壞社會的穩定或求索高額的經濟支持；而ISIS恐怖分子也可能加入邊防排起的長隊，混進西歐，這種可能無疑加劇了人們的恐懼。

全球範圍內的難民，數目巨大。 截至2015年底，全世界有六千五百萬人被迫流離失所，或在本國流離，或亡命國外。全球每二百名兒童中，就有一個是難民。去年，有十萬名無人陪伴的兒童在本國以外的地方申請庇護。最近的流離失所者大多來自三個令人不安的地方：阿富汗，敘利亞和索馬利亞。迄今為止肯接受他們的國家，並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而是這些國家附近那些所謂的發展中國家。它們肩負了沉重的負擔。土耳其接納了三百萬人，而本國人口非常少的黎巴嫩和約旦，則分別接收了一百五十萬和二百七十萬人。現在，約旦人口中的五分之一，是來自別國的難民：主要來源是敘利亞，僅2016年，就有五百萬人逃離被轟炸的城市。

約旦的難民營

回顧2016年，我想起另一次中東地區的大規模人口遷移：距離那次大移民的開始，正好是一百年的時間。那次人口遷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奧斯曼帝國緩慢崩潰造成的。那個從巴爾幹到尼羅河，從波斯邊界到摩洛哥的帝國，七百年來一直有著多文化和多民族的傳統。希臘人、亞美尼亞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基督徒、猶太人和穆斯林人，基本都和睦相處。所有人都是蘇丹的臣民，信仰的自由得到保障。社會穩定，是奧斯曼帝國長壽的原因之一。

其中許多人都在這些土地上有著悠久的歷史。公元前800年左右，希臘人定居在現代土耳其所在的地中海沿岸，並進入黑海。他們最初只是來貿易，後來定居在海邊的安置點。在近3000年的時間裡，他們生活在這裡，成為商人、水手、農民、中間商、手工匠、製造商和銀行家。在土耳其，他們的城鎮、寺廟、教堂和港口留下的遺迹，形成了地中海世界最美麗最動人的歷史遺存。在如今的喬治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烏克蘭、俄羅斯和土耳其，希臘人服務於拜占庭皇帝、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和俄羅斯沙皇。人數最多的是所謂的黑海希臘人，他們居住在土耳其的山區和黑海沿岸。同樣地，在帝國的希臘語地區，如塞普勒斯群島和克里特島，以及在希臘本土，也有許多說土耳其語的穆斯林。土耳其共和國創始人凱末爾凱末爾·阿塔圖爾克（Kemal Ataturk），就在希臘北部的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出生並長大。許多希臘人和土耳其人都會說對方的語言。

希臘城市以弗所（Epheseus），坐落於土耳其海岸，是古代世界的奇蹟之一

隨著民族國家思想的發展，所有這一切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開始解體。希臘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進行了獨立戰爭，脫離了奧斯曼帝國。接著，民族主義精神傳播到巴爾幹地區。保加利亞人想要一個獨立的、基督教的保加利亞。塞爾維亞人想要自己的塞爾維亞。在此過程中，人們也開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基督徒對作蘇丹的忠實臣民更持懷疑態度。最後，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奧斯曼帝國的崩潰，幾個世紀以來將不同信仰的鄰邦聯結在一起的紐帶斷裂了。亞美尼亞和黑海希臘人被懷疑支持基督教俄羅斯。於是，大約在1915年左右，驅逐出境和種族清洗開始了。多達一百五十萬亞美尼亞基督徒在屠殺和死亡行軍中死亡，而這場災難至今仍是人們激烈爭論的對象。土耳其政客激烈地否認了死亡人數，也否認奧斯曼帝國政府犯下了組織種族滅絕的罪行；這個話題，在該國幾乎是無法討論的。

關於土耳其希臘人的命運，記載則要少得多。他們被強制驅逐出生活了三千年的家園。他們的村莊被清空。他們的修道院和教堂，或被遺棄，或被摧毀。當時下達的命令是：「只拿你能帶走的東西」。他們最後一次離開了自己的村莊。在1915年至1923年間，他們的世界坍塌了。在這個過程中，被殺或因飢餓死亡的人數，可能達到七十五萬人，具體數字未知。

強制驅逐黑海希臘人的情景

最後一幕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奧斯曼帝國戰敗之後。希臘政府在英國的鼓勵下，作出了一個災難性的決定；他們入侵了土耳其，旨在重建一個拜占庭的希臘家園。希臘-土耳其戰爭從1919延續到1922年，以希臘人的完敗告終，擊敗他們的是由凱末爾·阿塔圖爾克新成立的土耳其軍隊。希臘人被趕回大海。 最後的戰鬥發生在國際大都會港口城市士麥那（Smyrna，今伊茲米爾 Izmir），在那裡，大量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被屠殺或驅趕到水中淹死。 該城被放火焚毀。這是一個象徵性的死亡時刻，幾個世紀以來奧斯曼帝國保持的多元文化世界，至此結束。希臘人則簡單地將這些事件稱為災難。

1922年，士麥那的毀滅

在這之後，希臘人和土耳其人顯然再不能共同生活了。1923年，在國際聯盟組織下，雙方進行了正式的人口交換，根據宗教和種族劃分了民族。近二百萬人——來自黑海和地中海沿岸的一百三十萬希臘基督徒，以及來自希臘本土和克里特島的、約四十萬土耳其穆斯林，被強制性地連根拔起，遣返其民族國家。1906年，居住在現今土耳其的人口中，有近百分之二十的非穆斯林人；到1927年，這個數字已不到百分之三。從土耳其、希臘和克里特島，兩邊的人們都從他們居住了幾個世紀甚至幾千年的地方驅除，回到他們中大多數人從未到過的本族的國家。兩邊的人們都留下了流動的口頭報告，記錄著他們的離去與失落，一如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最後回顧，路上最後的轉彎，逃亡中的痛苦和死亡，對一個地方消亡的痛心。

在黑海沿岸的山村，黑海希臘人埋葬了聖像、宗教手稿和無法攜帶的貴重物品，把家門鑰匙放在口袋裡。「黑暗日子到來了」，Miltiadis Tsalouchidis回憶道。他是六歲時離開自己村莊的。 「當時是冬天，下著雪。我們跟婦女和孩子一起，走上了這條漂泊之路。我們留下了自己的產業……以為我們有一天還會回來……我們的孩子在我們懷裡死去，我的心中充滿了淚水。」在希臘北部，類似的驅逐穆斯林的行動也正在進行。雙方關於離開的故事，都充滿苦難、搶劫和謀殺，穿插著遺憾的回憶和眼看他們離開的人們的小小善意。 「我記得他們離開的那天，」一位希臘婦女如此記錄她的土耳其穆斯林鄰居，「有些人親吻了土地，有些人則用碗裝起泥土帶走。他們是體面人；他們的男人曾參加我們的葬禮，我們還會在彼此的節日中交換食物。他們離開我們時哭了起來。」

抵達往往像離開一樣苦澀。說土耳其語的希臘人和說希臘語的土耳其人，只是新的家園中的陌客；他們的習俗，他們的宗教行為，他們的舞蹈和母語的方言，與當地人格格不入。他們往往不受歡迎。「在特拉比松（Trebizond，臨黑海），我們曾像國王一樣生活，」一個希臘女子回憶道。「在希臘？他們對待我們像對土耳其人，穆斯林人。」

1923年，雅典的希臘難民安置點

在他們的敘述中，懷舊與痛苦交織在一起。 「在每一段痛苦經歷中」，一個男人回憶說，「一直支撐我的都是對我長大之處的回憶：那些樹木，堅固的石頭房子和馨香的空氣。」在世界各地，黑海希臘人保持著他們的文化活力，也保存著他們的悲傷。他們將5月19日定為黑海希臘人種族滅絕紀念日。也仍有還記得他們土耳其語的希臘家庭，和希望有機會講克里特島希臘方言的、年邁的土耳其婦女。

最近，人們為通向共同的過去建起了小小的、個人的橋樑。我一位希臘朋友的母親在士麥那長大，講希臘語和土耳其語兩種語言。她的家族一直很富有。他們逃離被焚燒的士麥那時，幾乎沒有帶任何東西。很多年後，她回去尋找當時的房子；發現它時不禁淚流滿面。房子現在的主人，一位土耳其女士，出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於是便邀請她進來。他們一起喝了咖啡，友好地聊了很久。這是人們共享人性的時刻。

另一名希臘人尼古拉迪斯（Kokkos Nikolaidis），全家在人口交換之前都住在土耳其。在母親去世之前，他許諾，一定要回到土耳其，找到他們從前的房子——母親曾生動地向他描述這所房子。當他來到這裡時，一切都沒有改變。他手中的門鑰匙，仍然能打開門鎖。現任房主開始並不信任他，但當他說起土耳其語時，緊張的氣氛化解了。「他們跟我們一樣！」房子的女主人驚訝地說。「我們呆了四個小時。密度特別大的四個小時。」尼古拉迪斯回憶說。當他準備離開時，女主人突然衝出來 。「她剪下一朵小花，說：「帶回家送給你母親。」我告訴她，我母親四年前就去世了。她接著說：「那就替我把它放在她墓上」。

沒有進行人口交換的地方是塞普勒斯島。兩族人民在英國統治下繼續共處。當英國人離開時，兩個民族社區之間的緊張局勢緩慢上升。1974年，面對希臘佔領的威脅，土耳其軍隊登陸，以保護島上的少數民族。如今，塞普勒斯島上有一道柵欄，隔開了兩族人口。迄今為止，所有解決塞普勒斯問題的努力都失敗了。

這些歷史的遺產往往非常苦痛，儘管如此，希臘人和土耳其人仍有很多共同點——食物，音樂，被民族主義的興起打斷的、共同聯繫的回憶。兩國的景觀中，也都有大量古迹和宗教建築，不斷提醒著他們的過去。

過去的遺迹——被遺棄的希臘人的蘇美拉（Sumela）修道院，坐落於土耳其黑海地區山中；

土耳其清真寺，位於希臘克里特島的哈尼亞（Chania）港

【作者簡介】

羅傑·克勞利|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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