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接到一封要廢他的信，廢他的人竟是他最倚仗的大臣，他信嗎

北宋慶曆四年（1043年）九月，宋仁宗在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大臣的推動下，開始了「慶曆新政」的改革。

改革的效果是明顯的。幾個月下來，全國政治面貌煥然一新：政府機構開始精簡，庸官冗官很多被罷黜，有德有能的官員得到提升，在讀書人中興起寫實用文的風氣，農業生產有所好轉……

但是，隨著改革的推進，反對的聲音也逐漸強大起來。全國各地的官員竊竊私語、議論紛紛，御史台的官員王拱辰等人，開始彈劾攻擊范仲淹派出的按察使，認為他們大搞不正之風，誣陷他們為「江東三虎」、「山東四倀」等等。而這些所謂的「江東三虎」、「山東四倀」都是范仲淹提拔的考核各地官員的得力幹將。監察御史梁堅彈劾滕宗諒等人貪污公使錢十六萬貫。滕宗諒就是滕子京，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陽樓記》中的主人公。彈劾滕宗諒的目的，就是要搞倒范仲淹。

（富弼）

宋仁宗雖然很支持改革，但是對范仲淹等人也很懷疑，有些猶豫不決。卻就在這時候，發生了一件事，讓事情出現了逆反。這件事是慶曆五年（1044年）夏，御史台聲稱破獲了一樁謀逆大案，這樁大案就是他們拿到了同為改革派的石介給富弼的一封信，這封信里隱藏著改革派想廢黜仁宗另立皇帝的想法。這可是謀逆死罪了，仁宗立刻宣石介和富弼前來對質，兩人莫名其妙，哪裡寫過這樣的信啊？但當仁宗把信拿給他兩人看時，兩人都傻了眼，信上的字，千真萬確就是石介的筆跡。說不是自己乾的，但是又找不到反駁的理由。

這件事鬧得非常大，仁宗雖然未必相信，但已經深深懷疑上了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改革的誠意，認為他們有結黨營私的居心，開始對改革派不理不睬。而宰相章得象和參知政事賈昌朝本來就搖擺不定，見仁宗態度轉變，也倒向了反對派一邊。

被仁宗懷疑讓改革派惶恐不安，這年六月，范仲淹為避嫌，不得不申請外放，被允許帶職出為河東宣撫使。八月，富弼也同樣出為河北宣撫使。九月，晏殊被罷相。晏殊雖然不是改革派，但他是范仲淹、歐陽修等的推薦人，還是富弼的岳父，因此也連帶遭貶。

兩大改革核心被趕出朝廷，以及庇護改革派的宰相被貶，改革陷入了僵局，同時反對派也開始了更大規模的瘋狂反撲。

不久，仁宗任命反對派陳執中為參知政事。蔡襄和孫甫上奏反對，但仁宗不聽，執意要任命他。改革派在仁宗心中是什麼地位，其實已經不言自明了。蔡襄和孫甫自覺無趣，請求外任，仁宗毫無挽留地同意了。加上先前已經罷職的歐陽修等言官，御史台和知諫院已經是清一色的反對派。

（夏竦）

反對派對改革派的打擊，在仁宗的默許下變得更加瘋狂。再有一件事，讓反對派得以把改革派連鍋端。這年秋天，在蘇舜欽發起的賽詩會上，十來個人在一起喝酒吟詩，這十來個人都是范仲淹引薦的一時才俊。酒酣耳熱的時候，王益柔即席賦詩，吟出了「醉卧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的詩句。王拱辰打聽到此事後，大為興奮，立刻彈劾蘇舜欽等人菲薄周、孔，犯大不敬之罪。仁宗連夜逮捕了這些人，嚴加審訊。後經韓琦營救才沒有「處以極刑」。但都紛紛被降官或者免職，蘇舜欽永不敘用。

十一月，仁宗下詔強調「至治之世，不為朋黨」，並含沙射影地批評某些人「陰招賄賂，陽托薦賢」。范仲淹只得再次申請自求罷政。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范仲淹被免去參知政事，出知邠州；富弼被罷去樞密副使，出知鄆州；杜衍罷相，出知兗州；韓琦因為替富弼求情，也被罷職出朝。至此，改革派以及所有同情改革的官員全部被攆出朝廷。

宋仁宗之所以最終倒向了反對派，導火線就是石介寫信的事件。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其實，這是當時被罷去樞密使職務的夏竦與御史台聯合起來，故意給改革派設的一個套。石介是個大學者，但他敢說敢做，是個性情中人。在范仲淹等人發起慶曆新政的時候，他歡欣鼓舞，寫了一首《慶曆聖德詩》，讚美革新，指斥姦邪。在詩中，他指名道姓公開指斥夏竦等人是大奸。夏竦被罷官，又被指為大奸，自然懷恨在心。他咬牙切齒一定要報仇，於是秘密指示家中婢女臨摹石介筆跡，達到以假亂真的地步，從而偽造了這封信，交給御史台用以打擊改革派的。

（丫鬟練字）

因為一封偽造的信，宋朝的歷史就由此改變。此後王安石再一次變法，也以失敗收場。從此整個宋代都恥於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