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路究竟有多曲折？

孫中山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偉大的歷史人物，在他的性格中有天真的一面，有固執的一面，有看上去不成熟的一面。當然，最令人敬佩的還是他的毅力，屈原說過九死其猶未悔，孫中山就算得上是這樣的人，一生的曲折經歷足以讓後人感慨萬千，可以說孫中山不是一個領導家，不是一個軍事家，也不是一個政治家，但他絕對是一個革命家。那麼他為什麼要革命呢？他的革命之路究竟有多曲折？

孫中山為什麼要「革命」

孫中山1892年從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在廣州當醫生。兩年後，他28歲，到上海托老鄉鄭觀應疏通關係，幫助他去謁見李鴻章。他給李鴻章寫了一封長達萬言的信，表達對時事的看法，並有治國方略若干，寄希望於李鴻章能夠採納他的建議。在那個時代，這是一個改良主義者最常見的作法。

但被稱許為「中國俾斯麥」的李鴻章最後沒有見孫，具體原因不明。孫中山的萬言書可能根本沒有遞交到李鴻章手上——類似情形，門房和幕僚照例是要索賄的，沒有證據表明孫中山為此賄賂了李的屬下。實際上，即便他行賄，也未必見得到李鴻章。時值中日兩國就朝鮮地位問題進行交涉，戰爭一觸即發，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負責對日交涉，可能根本顧不上見孫中山。總之，孫中山情緒低落地回到了廣州，萬言書最後只能發表在上海的報紙上。

中日之間的戰爭很快爆發了。這場戰爭是亞洲歷史的轉折點之一。中國的海軍遭到日本艦隊重創，一敗塗地，最後只能向日本求和。第二年李鴻章赴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將台灣等地割讓給日本，並承擔戰爭賠款白銀二億兩。這一戰徹底改變了東亞的地緣政治格局，使日本躋身世界強國之列，與此相應的是中國急劇衰落和政治改革情緒的高漲。

甲午戰敗後，國內興起過維新派的上書、請願風潮，尋求政治改良曾經成為社會主流。1894年的孫中山，思想上還很搖擺，處於革命與改良的十字路口。他曾經上書李鴻章，提出了一個發展工商業、改革教育制度和選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藍圖，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要做到「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這個主張顯然是溫和的社會改良主張。遺憾的是，李鴻章對孫中山的上書態度極為冷淡。甲午戰爭中國一敗塗地，孫中山非常失望，由此放棄對清政府的幻想，毅然決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團體——興中會。孫中山起草的興中會章程，明確揭示了中國所面臨的嚴重危機：「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他在1905年成立同盟會時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革命主張。1895年的廣州起義，是孫中山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理想的第一次。從此，孫中山真正開始了革命活動，直接採取了武裝鬥爭的形式來進行反清革命，並開始在人們的心目中成為「革命黨」的旗幟。

身在革命之外的革命家

1911年10月12日11點左右，在旅館吃完早餐的路上，經過走廊報攤時，孫中山順便買了一份報紙。他打開一看，上面赫然印著這樣一條簡訊：「武昌為革命黨佔領。」他緊盯著報紙仔細看了兩遍，才最終確信這個消息。

武昌起義的第一槍響起時，孫中山正在前往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旅途中。《孫中山全集》里記述，十幾天前，他在途中接到黃興從香港打來的電報。可是，「因行李先運送至此地(丹佛)，而密電碼本則置於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

10月11日晚上，孫中山與隨行人員黃芸蘇到了丹佛，住在丹佛市布朗宮殿酒店。當時在酒店，孫中山從行李中找出密碼本翻譯出黃興的電報：「居正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之後，孫中山擬電：「時予在典華(丹佛)，思無法可得款，隨欲擬電復之，令勿動。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思慮紛亂，乃止。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復之。」可是，還沒等他第二日發出這份「令勿動」的電報，革命勝利的消息已經從大洋彼岸傳來。多年夢想終於變成現實，孫中山驚喜交集的心情可以想見。他馬上先給黃興發了一封電報，「申說複電遲延之由，及予以後之行蹤」。

接下來一個重要問題馬上擺在面前：下一步，應該做什麼?表面上看，馬上回國，投入革命第一線，似乎是最合理的選擇——如果他即刻動身坐船，20日左右便可抵達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生平」。可是冷靜下來，孫中山決定暫留國外。在他看來，在這關鍵時刻，西方列強對新政權的態度極為重要，所以外交活動是「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系者」——如果在中國駐有軍隊的西方大國為維護從清政府手中獲取的特權，幫助清廷鎮壓革命，則可能重蹈太平天國的覆轍;反之，如果列強能支持這場革命，則勝利的把握就更大。

以孫中山對當時國際形勢的判斷，「列強之與中國最有關係者」，有6個國家：美、法、德、俄、日、英。其中，美法二國，「則當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國，則是反對革命的;「日本則民間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對者也;英國則民間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

孫中山於是取消了原定的旅行計劃，立即馳往華盛頓。途中看到報上載有「武昌革命軍為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擬建共和國體，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的文字，孫中山意識到，中國革命已為世界所關注。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他在途中格外謹慎，避免會見一切報館訪員。

曾向美國求援被拒絕

1911年10月15日，孫中山途經芝加哥，那裡的華僑已迫不及待為他舉行了頗具聲勢的「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大會」，把孫中山當做促成這場革命發生的英雄來歡迎。美國報紙上不斷刊出文章，預言孫中山將當選未來共和政權的總統。會後，有十幾家西方報紙想採訪孫中山，但都被他避開。儘管如此，「孫逸仙」這個名字已經頻頻成為這段時間外電報道的重點對象。其中英國《每日電訊報》的一篇文章是這樣寫的：「孫逸仙博士的信徒設在紐約的總部，昨晚擠滿了人。據稱，幾乎每一個出席者都會講流利的英語。牆上懸掛著孫逸仙博士的巨幅油畫肖像，還有其他穿著革命軍軍裝的士兵和海員像。大家都在談論革命。」

其實，早在1911年5月21日，孫中山就到過華盛頓，希望謁見美國國務卿諾克斯，被拒絕。當時美國標榜「嚴守中立」。這一次，革命已然成功，孫中山希望美國態度有所改變。10月18日，他再次寫信給諾克斯：「我曾經於上次訪華府時，嘗試拜訪你，但沒有如願。今冒昧再致信你，希望和你作一次秘密會晤。」諾克斯認為孫中山是「欲推翻現存政府的領袖，不願與之接觸」，也拒絕接見孫中山的軍事顧問荷馬李。並且，當1911年11月孫中山在倫敦謀求西方援助時，諾克斯還曾指示美國駐倫敦的金融機構，不要向孫中山提供貸款。

失望之下，考慮一番之後，孫中山決定立即歸國。1911年12月25日9點45分，「地灣夏號」郵輪緩緩靠岸。在黃興、宋教仁和陳其美的迎接下，孫中山走下輪船。此前，很多媒體都在猜測這位常居海外的革命者帶來多少資金回國——《申報》就數次報道他購買戰艦、兵艦帶回的消息。所以孫中山一上岸，許多記者就紛紛詢問他：「您這次帶了多少錢來?」孫中山回答說：「予不名一文也，所帶者革命之精神耳!」

激烈的政治主張改變革命之路

1913年武裝反抗袁世凱失敗後，孫中山再次流亡日本，建立了一個全新的、金字塔形的新政黨（中華革命黨），普通成員必須無條件服從領袖，並且向孫中山個人宣誓效忠。這種新的組織原則引起了同盟會老同志的反感和抵制。袁世凱死後，他和北京政府之間沒有和解，而是引廣州的地方勢力為援助，繼續與北京進行武裝對抗。1917年，他曾將一部分國會議員召集到廣州，召開非常國會，3年後，這個國會選舉他為非常大總統。

1923年，孫中山的支持者打敗了陳炯明，他又回到了廣州，進行北伐的政治和軍事動員。第二年，就在向北方進軍前夕，北京的政壇發生了變化。馮玉祥發動兵變，推翻了曹錕總統，並邀請孫中山到北京商議國是。

1925年1月1日——距離他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的就職典禮13年後，孫中山抵達北京。他受到熱烈的歡迎，但北方之行並沒有開啟一個新時代。孫中山的肝病複發了，三個多月後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