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詩與遠方，現在有了人生第一個文身

從窗口望出去，視線的盡頭是一個山谷。山谷中間，灰色而模糊的，有一角小小的海平面。感覺上，這個海平面比地平線高出許多，懸浮在空中，像是馬格利特超現實的畫。偶有貨船開來，很久之後再看，它還在畫面中。

黃燦然被書合圍起來的寫字檯就在窗邊。他只在夏天陽光最猛烈的時候拉上窗帘，一般的日子，他要在這一覽無餘之中，開始每天的翻譯工作。

但是這一天，他沒閑心看畫了。

「爸爸絕對是我碰到過的最多動症的客人。」黃鐘說。

看到女兒打開工具箱，拿出帶電帶尖頭的設備，黃燦然就有點慌了。「哇哇哇！」、「能不能停一下」、「我要放棄了」、「為什麼要受這種苦啊」……針紮下去之後，他果然控制不住地叫出了聲，而且總下意識地要把腿縮回來。

黃鐘十分鎮定，完全沒有要停手的意思。

五分鐘之後，黃燦然也找到了對抗疼痛的方式，他沉默了，額頭冒汗、雙眼緊閉、雙手交握捂住嘴，讓思維跟著針尖運動。要完成這個文身，這是他了解女兒的機會。

一

樓下有人在喊。黃燦然走到陽台上，看到一個身影拖著行李走到岔口，竟然沒有認出那是黃鐘。「左轉，」他揮手指示她，「這個門可以直接拉開，對，上五樓。」

「老豆！」直到她走到家門口，用粵語叫了聲爸爸。「是你啊，你怎麼會來。」一點也沒有表現出激動的樣子。

他後來解釋，因為眼鏡度數只夠看電腦，他分辨不出遠處的人。又因為正好可以謝絕看電影等娛樂活動的邀約，也就不再另配了。

女兒會來洞背村完全是個意外。黃燦然本想帶她喝粥，海鮮粥是他招待頭回進村的客人的慣例，可黃鐘想吃肉，於是他們在一個被村民們稱作「阿峰家」的飯店點了沙姜雞。

父女團聚的晚飯，呼朋喚友的，很快就坐滿了一桌。每新加入一個人，他都鄭重介紹，「這是我女兒」，接著把「被算計」的來龍去脈講一遍：「他們騙我，只說有個記者要來採訪，進了門我才發現是她。」「親爹。」女兒嚼著雞在一旁補刀。類似的對話在那天晚上重複了不下七次。

黃燦然搬到隸屬深圳大鵬新區的洞背村三年了，期間黃鐘輾轉寧波、北京奮鬥她的文身事業，現在暫居上海，從沒去過爸爸住的地方。逢年過節他們在香港見面，黃燦然作為翻譯為布羅茨基的評論集《小於一》做宣傳時，他們趁機在上海碰了個頭。

黃鐘對詩歌沒興趣，爸爸的詩，只看過寫她的和寫她媽媽的。她習慣了大城市，無法忍受村裡安靜而封閉的生活。「太他媽遠了，在這兒我只能待兩天。」

二

三年來，沒有客人叨擾的時候，黃燦然的作息是這樣的：早上六七點起床，夏天可能提早到五點，喝咖啡、吃早餐，做翻譯直到中午，午飯後睡個午覺，下午出去運動，如果工作不多，晚上就可以看書、聽音樂。翻譯任務繁重的時候他不寫詩，寫詩是完全不同的狀態，他始終期待著，詩找上門了，就寫下來。

早餐很重要，常常是一大份加了大量芝士的意麵，因為翻譯是腦力和體力的雙重消耗，即便主食是別的，他也會切一堆芝士佐餐。在他心裡，芝士和牛排是世界上最有營養的食物。

咖啡的消耗量更大，一天五六杯很正常。朋友、鄰居和讀者都知道黃老師愛喝咖啡，所以家裡從不缺好豆子，但他一視同仁全用泡茶的飄逸杯沖，濾紙都懶得放，拿剛燒開的水一股腦兒淋下去。「哪有時間弄那些瓶瓶罐罐，實際上速溶最適合我，立馬泡完又可以繼續工作。」有時候鄰居看不下去，把手沖工具搬過來在他面前現場演示，他喝一口，又說，「啊，真是好喝。」

下午的散步路線，短至一小時，長至六小時，土路、山路、綠道，折返的、兜圈的，他全都摸索掌握了，起碼可以一星期不重樣。在洞背的生活狀態，有點像回到小時候：「我們那邊，草木植被地形和這裡差不多，和香港也差不多，沿海公路窄窄的，兩邊是山和樹林。」

小時候，遠遠看到一個山頭，就想爬上去，看到很大的石頭，就要站上去回望剛才待的地方，樹林里鳥獸的巢穴，也都打探得清清楚楚。如今他重新注意到了這些東西，臭屁蟲何時產卵、壁虎藏在哪個角落、睡前如何有效驅趕蚊蟲、怎麼讓脾氣不好的土狗停止狂吠……它們可能會出現在一本叫《洞背集》的詩集里。

黃鐘到的那天，南方的「回南天」剛剛開始，清晨大霧封山，下午房間的地板就泛出了水。雨下下停停，不宜進山，黃燦然決定帶著她走一條耗時最少但又具代表性的路線，一條被茂盛的芭蕉葉包裹的小路。「我怎麼覺得這個場景似曾相識。」黃鐘說。

「因為這在你爸的基因裡面，我從小就走這樣的路。」

三

黃燦然說自己祖籍福建泉州，實際上，他的出生地離泉州，以前要坐半天的公共汽車，現在也要一兩個小時車程。按當時的稱呼，那裡叫做「羅溪公社鐘山大隊晏田生產隊」。

「晏田是一個高山裡的村子，四面環山，只有十六戶人家，小時候已能感到生活在半空中，……也即：外面的世界意味著下面的世界。」他在2009年的「新詩」叢刊版《奇蹟集》附錄里這樣寫。不過他的生活，他回憶起來也覺得幸運，倒幾乎是一路掙扎向上的。

八九歲的時候，黃燦然已感到把晏田的自然風光玩透看厭了，沉悶隨之襲來。「那種沉悶……」他舉了個例子，「有一次過『佛生日』，也就是自己村裡崇拜的偶像的生日，我們村的偶像是楊太師，那是很大的事情，比過年還大，親戚朋友都要來的，我記得很清楚，來了好多人，很多和我年齡差不多，他們一走，我就哭了。」

長到十三四歲，父親申請過海去香港當工人，十五歲時，黃燦然和兩個姐姐也跟著移居，全家都在位於觀塘的制衣廠打工。當年住的鐵皮屋就在馬路邊，比貧民窟還貧民窟，好多人擠一間，連張像樣的床也沒有。但是在香港，他接觸到了新文學，進而接觸到了外國文學，一旦有書讀，那種沉悶便永遠離他而去了。

然而香港對黃鐘來說卻並非美麗新世界。她在那裡長大，讀一所全港重點私立小學，努力做一個不犯錯的孩子，參加合唱團、朗誦團、籃球隊，可是因為成績不夠好，還是時常感到被老師區別對待。「老師嫌棄的眼神，可能對當時的我來說是很大的心理創傷，所以到中學我就瘋了，把創傷以一種很不好的方式全部釋放出來了。」

四

「我討厭那些打工詩歌，要麼對底層生活一無所知，要麼把它當成炫耀的資本。」工廠的生活，黃燦然幾乎沒有寫進詩里。

他的詩描寫日常的溫暖和瑣碎、靈魂的歡欣和困頓，但沒有那種令人難堪、使人顯得卑劣的情緒，他將曾經「不可能再往下」的生活，隱藏在親切的文字背後堅硬的底色里。

「男人們都一樣，開工、放工，領了工資不是賭就是嫖，無論是工人還是老闆，每個人都有很大的難處，也有他們很簡單的快樂。」他說他從來不嫖，但偶爾和大家一起去賭，輸輸贏贏的，並不放在心上。

實際上，那時候製造業需求大，做工人比做文員賺得多，後來他到廣州讀大學，暑假還是會回香港打工，「都不用干滿整個假期，就有幾千塊，所以在同學中算是有錢」。這些錢他大都拿來買書，每周兩次，周二周五，坐公車去「書店一條街」北京路採購。

如果不是喜歡讀書，他也會像他的父母和姐姐一樣，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當香港的製造業轉移到大陸，沒工開了，就去當貨車司機，或者在住貧民窟時變成黑社會，「掙扎求存但是生機勃勃」；他會遵守簡單而有效的道德標準，不懂得教育子女，卻對他們很嚴厲，「成績不好就打罵，一放假就讓他們到工廠幫忙，他們也一樣會很有出息，讀大學，勤快工作，孝順父母」。

可是讀書讓他很早就認識到，人是平等的，並不是物質上的平等，而是任何人都是苦的，躲不過人生的喜怒哀樂。這個觀點到現在也沒變。

後來，黃燦然讀夜校、學英語，25歲有了女兒，26歲從暨南大學新聞系畢業，九十年代初入職香港《大公報》國際新聞部，生活發生了巨大轉變。已成為辦公室職員的他有一天讀到企鵝出版社的高爾基作品英譯本，發出由衷的感嘆，「好真實啊」：「中國作家總是以為底層人和自己一樣無知，但在高爾基筆下，窮人會仰望星空，問我為什麼活著。」

五

從初中到高中，黃鐘變成了最不讓人省心的那種小孩，抑鬱、離家出走，青春期少女可能會做的極端事，她幾乎都做了個遍。高中里她有個很好的朋友，兩人經常一塊兒鬧事，學校下「通緝令」，你們倆只能留一個。她二話沒說就走了。「爸爸也想讓我回福建讀書，換個環境。走了也是好事，就開始變好了。」

父女分隔兩地，黃燦然特意選了一些有關情緒管理的英文書，類似「100種讓你快樂的方式」這樣的，讓黃鐘每周翻譯一兩篇，翻譯好了，他周末打長途電話給她講解。既提高了英語水平，又無形中紓解了情緒，一舉兩得。後來她進入爸爸的母校暨南大學讀書，就儼然是個好學生了。

青少年時代，黃燦然也有自殺傾向，覺得自己活不過四十歲。

在所處的環境中算是個異類，生活上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心態很不好。

到了二十七八歲，日夜顛倒的日報編輯工作加上混亂的飲食，作為一個年輕人的能量差不多消耗殆盡，他生了一場漫長的病。走在路上會突然心跳加速、手心出汗，連恐高症都加劇了，光是想像身處高處便會眼前發黑，感覺隨時有生命危險，然而卻檢查不出確切病因。「以前是精神問題，疾病落實到肉體之後，就想搶救生命了。」

從此他開始注意身體，總結了一套可能只適用於他自己的養生法則，比如吃牛排、喝熱水、夏天也穿著厚毛襪，並把它灌輸給所有他關心的人。

病好了之後，下半輩子像是撿來的，很多事情就慢慢想開了。所以，儘管女兒的精神危機來得比他早得多也強烈得多，做爸爸的卻沒有表現出任何慌亂。

六

黃鐘回想起青春期乾的那些荒唐事，覺得爸爸最厲害的地方，是完全不在她面前表露任何情緒，「媽媽生氣了會打我，爸爸從來不動聲色，我跟他說任何事，哪怕是對一般家庭來說很大的事，他往往就回一句，噢」。

「你就不想知道一下詳情嗎？」黃鐘記得有一次，她告訴爸爸自己和交往七年的女朋友分手了，他僅僅表示，知道了。「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處理好就好了。」

詩人的好處是，他見怪不怪了。詩里什麼沒有。而且他有一個體會，「自己的小孩出現什麼問題，就很容易發現好多別人的小孩也一樣，我的孩子只是千千萬萬中的一個。」

他對女兒的惟一忠告，寫在她出生前的一首詩里：切勿寫詩，這是父親惟一的忠告 / 壞詩糟蹋藝術，好詩為詩所誤。

「我都已經是一個詩人一個藝術家了，一般來說人都不希望自己小孩再幹這種事情，因為知道好苦，還不光是苦的問題，即便你苦了，要有所成就也是很困難的。反正一個家庭裡面已經貢獻出一個了，那你享受生活就可以了，如果你又能找到自己喜歡乾的事，那我就更放心了。」

只有通過去做喜歡的事，才能了解自己和世界，「任何人都應該有機會知道世界是什麼樣的，不能不明不白就這樣完蛋了」。黃燦然的另一層考量是，女兒小時候跟媽媽在一起時間多，父女感情自然比較疏離，「她只有通過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才有可能了解她爸爸」。

因此，當黃鐘在鰂魚涌不到40坪小房子里告訴他，想辭掉廣告公司的工作，去內地學習文身時，他立刻就同意了。

七

2013年夏天，黃燦然和分居多年的妻子離婚，賣了房子分了家產，和黃鐘租住在比原先小很多，而且沒有電梯的房子里。

「以為住唐樓很浪漫，結果一點都不浪漫，房租一萬，煙要兩千，我收入大概兩萬。不用給女兒錢，但她也沒錢給我。這時候開始覺得，沒道理啊，8小時工作，夜班，還負擔不起基本開銷，就想離開了。」他本打算在2015年7月辭職，結果《大公報》3月開始要求他不光做翻譯，還要寫文章。「我一個字也不想寫，立刻辭職，4月2號辭職，5月1號走人。」

剛好深圳那邊也有伏筆。2014年初，黃燦然和好幾個朋友，包括詩人孫文波、凌越、陳東東，還有舊天堂書店的丁路和介詞，一起去洞背村玩了一趟。當天就有好幾個人想要在那兒租房子了。孫文波動作最快。辭職後，黃燦然去借住了三個晚上，仍然覺得很好，就決定了。於是開始螞蟻搬家，小件家當就自己從深圳灣帶過關，住在蛇口的丁路開車去接，他把東西堆到車后座，再回香港。

書是最麻煩的，處理掉一批之後，還有八十箱要拉到村裡。丁路勸他，工程量那麼大，要不要住一陣再決定。他說，直接搬，不做這種嘗試的事情。

洞背村不是真的窮鄉僻壤，空氣不錯、房租低廉、離香港又近，住在這裡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到的。「你們也可以，」黃燦然說，「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一無所有。」離婚了、孩子長大了、沒有家庭責任了、沒有單位了，唯一的翻譯工作賺得太少，純粹是為讀者，「化到精神上，也沒有什麼可以讓你考慮自己了，反而達到了逍遙」。

黃鐘差不多也是五月離開香港的。「人有慣性，總覺得要給小孩提供住的地方，直到她要走。如果她不走，我可能也決定不了」。

在什麼狀態，就會為這種狀態辯護，黃燦然稱之為人的向心力。「在工廠我也覺得很好啊，做《大公報》也感到很不錯，而現在《大公報》好像已經遠得不可思議了，因為洞背村的生活也很快固定下來。除非有特殊機會，離心力發生作用，你很難反思原來的東西。」這條經驗用在寫作上十分有效，寫東西的時候，如果糾纏不清，解決不了又不滿意，不知道這段話這個字要不要刪，「很簡單，就把它刪掉」。看看最後能留下什麼。

就像他有一天想明白了寫詩毫無意義，可是在毫無意義之中，如果還有詩產生並被寫下來，那必然有它的意義，「於是真詩便來找我了」。

八

「你後悔過離婚嗎？」在洞背的第二個晚上黃鐘突然問。

她以前不愛喝咖啡，現在可以和爸爸對飲；為了不向爸爸要錢，她全年無休，假期就去其他城市接零活；她看起來很酷，全身可見的地方几乎只有臉和脖子上沒文身，但她也怕冷，十幾度的天氣，垮褲里還有一條秋褲。

當她意識到，自己連投入在喜歡的事情中的狀態和也爸爸那麼像，就不免擔心，如果離婚獨居算是感情的失敗，自己會不會也終將面臨同樣的失敗。而她與詩人的不同之處在於，她尚未與自己的不安全感和解，做不到同時接受全盤的付出和徹底的失去。「負我心者，萬死不赦；許我情者，一生不悔。」她把這句話和女朋友的頭像都紋在了手臂上。

「不後悔。」

離婚之後，黃燦然又有過兩段感情，但都沒有走下去。

人為什麼需要陪伴，這個問題他在二十幾歲就想透了，無非和自我有關、和不安全感有關。想透了他就消極了。「比如我選擇了一種生活，做一個詩人，這種生活在普通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太危險了。而你搞定了，那就表示你把作為一個普通人的需求降到了最低。你的冒險同時也是你的勝利。

」但愛情是另一回事，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從山村到工廠到報社再回到山村，命運的走向不可避免。「不可避免意味著，有一種神秘的因素，令你在那個情況下，什麼話都敢說、什麼事都敢做，不可避免是很少的，是你所有的勇氣。哪怕差一點點，這個機會就失去了。」

「我現在有點了解爸爸了，而且覺得自己一直在走他走過的路。」黃鐘說。

九

給黃燦然文身這件極具儀式感的事情，黃鐘想了很久了。

2015年底，她選了一張爸爸的肖像，請同事把它紋在自己的右腹上，這幾乎是文身最疼的部位，扛不住，斷斷續續花了大半年才完成。她還想把媽媽紋在左腹，因為家人要放在最致命的地方。「特別是在我離開香港獨自生活了以後，就會有這種感覺，回想起來，還是有家的好。」

做文身之後，黃鐘周圍都是年紀比她小的人，連老闆都是90後。她以前自認學東西快，但在自己喜歡的事情上，起步太晚，總覺得比別人慢。這時候，20歲高齡才開始自學英語，最終成為翻譯家的爸爸，便是最有說服力的鼓勵。

他以實際行動支持女兒，送她英文文身書，鼓勵她開設自己的文身公眾號，又花整晚向她傳授「黃燦然小站」開設以來的編輯和運營經驗。「出發晚不是問題，十年之後，你再看自己站在哪裡。」

收到女兒要給自己文身的消息時，黃燦然答應得爽快，可沒想到文身那麼疼。紋完之後他彷彿重獲新生，連續幾天都在和鄰居們炫耀：紋的是黃鐘的英文名字，在左小腿外側，「穿短襪就可以露出來。」

「你可以多待幾天的，或者爸爸出機票，你再來。」「哪有空啊，要回去幹活。」

父女倆很快重歸生活的常態。黃鐘打工的文身店搬了新址，她每天忙著應付搬店期間積壓下來的客人，黃燦然則坐回他那個狹小的工作空間，認認真真地為讀者做翻譯，同時期待著詩的再臨。他最終想寫的，是那種不具體描寫某件事情，但是把一生的問題都貫穿了的詩。「這是願望，不一定能實現，也不一定要實現，但是過程中可能會產生別的什麼，真正有意思的東西。」

採訪、撰文 泥壺蜂

編輯 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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