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與「二十一條」

對其身後的評價，長期以來也都是負面的。歷史學家唐德剛在其著作《袁氏當國》中敘說：「自民國有史以來，吾尚未見一本、一篇甚或一頁對袁有正面評價之書。」著名思想家梁啟超亦給予袁世凱「東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國中極惡之極惡」「最糟糕之統治者」等惡評。繼北洋軍閥而執政的國民黨，以及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新中國的共產黨，均對袁世凱持否定態度。孫中山將其定性為「獨夫民賊」；蔣介石亦謂「袁世凱是我們中國勢力最大的軍閥，爪牙遍佈於全國。他憑藉著國家元首的地位，私心自用，帝制自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稱袁世凱為「一世怪傑」。而影響最大的當屬中共領袖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在1946年所撰寫的印發全黨的小冊子《竊國大盜袁世凱》，該書稱袁為「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種政治結晶，一個集中的黑暗影」「是各帝國主義在華的總工具」。新中國建立後，袁世凱作為「竊國大盜」的形象廣泛出現於各種歷史教育和政治宣傳的場合，深入人心。直到現在，對袁世凱的社會普遍認知，其主流仍然是幾乎全盤否定，「竊國大盜」自是蓋棺定論，另有「兩面派」「專制暴君」「賣國賊」等諸多封號。

袁世凱

史實果真如此嗎？

下面，我們本著實事求是、去偽存真的原則，對袁氏最受人詬病的惡德罪行之一——為了取得日本對他復辟帝制的支持，接受其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作一具體分析，看看由此而來的這頂「賣國賊」的帽子是否合適。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交戰雙方為以德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為主的同盟國，和以英國、法國、沙皇俄國為主的協約國。1914年8月23日，一戰爆發不久，日本對德宣戰；1917年4月6日，一戰結束前一年半的時候，美國對德宣戰。一戰初、中期，中國政府宣布中立，直到1917年8月14日才對德宣戰。

一戰爆發後，中國政府要求德國把侵佔的山東半島權益交還中國，遭拒。1914年8月15日，日本對德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德國艦艇立即從日本和中國海面撤出，德國將膠州灣租借地無條件交給日本。德國未予答覆。8月21日，即日本向德國宣戰前兩天，日本《朝日新聞》刊登日本即將向中國提出的「中日新議定書」6條，內稱「因第三國侵害支那共和國（日本對中華民國的稱謂——編者注）之安寧、或於領土保全上有危險之時，日本帝國政府可採取臨機必要之處置」「支那共和國不得妨礙日本帝國政府之上述行動，而予以便利」「日本帝國為達前項之目的，得臨時收用在軍事上必要之地點」「非經兩國政府承認，不得與第三國簽訂違背本協約之條約」等條款，其內容類似於日韓合并前日本與韓國簽訂的議定書的翻版，也可視為不久後出籠的「二十一條」之要義。兩天後日本對德宣戰，但並沒有派兵赴歐洲參戰。9月2日，日軍在山東龍口登陸，向德國侵佔的青島和膠濟鐵路沿線進軍。11月7日，青島德軍向日軍投降。日本接管了德國在山東強佔的權益。

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系1898年3月德國強迫清政府訂立中德《膠澳租界條約》（膠澳為青島舊稱——編者注）所致。對日本取代德國侵佔山東的行徑，中國政府並沒有聽之任之。1914年11月18日，中國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日本軍從山東撤軍的要求。1915年1月7日，中國政府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撤軍要求。然而到嘴的肥肉，日本能吐出來嗎？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中國公使日置益從日本返回中國，繞過外交部部長陸徵祥，以「回任所拜見大總統」為由，請求與袁世凱直接密談。在密談中，日置益向袁世凱直接遞交了內含21條要求的文件，並要求中國對此「絕對保密，儘速答覆」。這份文件由5個部分組成，每個部分又分為若干條，合計21條。具體內容如下：

第一號

日該國政府及中國政府，互願維持東亞全局之和平，並期將現存兩國友好善鄰之關係益加鞏固，茲以定條款如下：

第一款 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該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德國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對中國政府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概行承認。

第二款 中國政府允諾，凡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與別國。

第三款 中國政府允准，日該國建造由煙台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

第四款 中國政府允諾，為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從速自開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作為商埠；其應開地方另行協定。

第二號

日該國政府及中國政府，因中國承認日本該國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享有優越地位，茲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款 兩訂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洲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為期。

第二款 日該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為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

第三款 日該國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業等各項生意。

第四款 中國政府允將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礦開採權，許與日該國臣民。至於擬開各礦，另行商訂。

第五款 中國政府應允，關於左開各項，先經日該國政府同意而後辦理：

一、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允准他國人建造鐵路，或為建造鐵路向他國借用款項之時。

二、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項稅課作抵，由他國借款之時。

第六款 中國政府允諾，如中國政府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必須先向日該國政府商議。

第七款 中國政府允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該國政府，其年限自本約畫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為期。

第三號

日該國政府及中國政府，顧於日該國資本家與漢冶萍公司現有密切關係，且願增進兩國共通利益，茲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 兩締約國互相約定，俟將來相當機會，將漢冶萍公司作為兩國合辦事業；並允如未經日該國政府之同意，所有屬於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

第二款 中國政府允准，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之附近礦山，如未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準該公司以外之人開採；並允此外凡欲措辦無論直接間接對該公司恐有影響之舉，必須先經該公司同意。

第四號

日本政府及中國政府為切實保全中國領土之目的，茲定立專條如下：

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一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第五號

第一款 在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日本人，充為政治財政軍事等各顧問。

第二款 所有中國內地所設日本病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權。

第三款 向來日中兩國，屢起警察案件，以致釀成轇轕之事不少，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為日中合辦，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須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一面籌劃改良中國警察機關。

第四款 中國向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譬如在中國政府所需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買日本材料。

第五款 中國允將接連武昌與九江、南昌路線之鐵路，及武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線鐵路之建造權許與日該國。

第六款 在福建省內籌辦鐵路，礦山及整頓海口，（船廠在內）如需外國資本之時，先向日該國協議。

第七款 中國允認日該國人在中國有布教之權。

從以上「5號21款」中不難看出，前三部分是針對局部的，如第一號四款針對山東；第二號七款針對南滿洲及內蒙古東部；第三號兩款針對漢冶萍公司。後兩部分則是涉及中國全國的問題，如第四號單獨一款涉及全國的沿海島嶼；第五號七款則涉及更廣，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

在此插說一句，漢冶萍公司系當時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至辛亥革命前夕，年產鋼近7萬噸、鐵礦50萬噸、煤60萬噸，當時清政府全年鋼產量90%以上。「二十一條」中專門提出由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其目的就是控制該公司，實際上等於控制了清政府的重工業。

有句成語，用來形容日本的行徑很合適——窺測風向，以求一逞。一戰爆發，主戰場在歐洲，當年「八國聯軍」列強中，英法俄德意奧都在拉幫結夥，形成對壘的兩大集團，打得不可開交；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其關注點也在歐陸。東亞的國際權力爭鬥，一時陷入真空狀態，這就給了一貫恃強凌弱的日本一個百年不遇的機會。縱觀這個「5號21款」的秘密文件，整體感覺就是狂妄至極，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同時又卑劣無恥到令人髮指甚至發笑的地步，如果說前三部分還限於局部、具體和前因，後兩部分動輒「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中國中央政府」「所有中國內地」「須將必要地方」等等，一副威脅訛詐、大喊大叫的強盜嘴臉。而且這個強盜還十分猥瑣，隨著以後秘件曝光、談判折衝等，愈發顯現出其竊賊、無賴、流氓的內囊。

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時，袁氏已在中華民國大總統（包括臨時大總統）的位子上坐了三年，並且準備長時間地坐下去。面對日本蠻橫無理的要求、咄咄逼人的態勢，袁世凱有兩種選擇。一是接受，同意並簽字，那肯定是出賣國家、叛變民族，「大賣國賊」這頂鐵帽子就算永遠戴上了。二是拒絕，痛斥並揭露，那倒是很痛快，很英雄，很愛國，但後果也很令人憂慮。當時中日兩國力量對比，十分懸殊，日本肯定惱羞成怒，藉機發難，真要兵戎相見，中國會遭受很大損失。一般人可以這樣想，這樣說：中國人不怕死，不能讓日本鬼子這麼欺辱，跟他拼了！但作為「一身系天下安危」的首腦人物，不能這麼做，要想出一條應對之策：一個既不能讓日本得逞、起碼不能全部得逞，又不能讓中國遭受損失、起碼不是很大損失的辦法。那就是談判，總之是變相「拒絕」，也可以說是變相「接受」。

至於教科書所言，袁世凱為了取得日本對他復辟帝制的支持，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目前沒有發現袁在日方提出「二十一條」前對此有所知曉的證據；就是說「二十一條」不是雙方勾結密謀的產物。而袁世凱在中日談判「二十一條」的過程中，其言行也沒有「包藏私心」「公權私用」的表露，這倒是有留存檔案等史料證明的。

袁世凱與日本談判「二十一條」，還是有一套辦法的。首先是明確表示如此頭等軍國大事，不能由我一人決定，儘管我是大總統，還要「走程序」，讓我們的外交部部長知情並與你們進行談判。再就是針對日本公使日置益對中國提出的「絕對保密，儘速答覆」的要求，來個反其意而用之——絕對泄密，盡慢答覆。

從1915年1月至4月期間，袁世凱一面命北洋政府外交部同日本談判，一面暗中將條約的內容向中外報界透露，藉助國內民意和輿論；同時將此事透露給英美法俄，想通過他們的利益爭奪給日本施加壓力，希望獲得西方列強的幫襯，抗衡日本。這是弱國外交的無奈之舉，是袁世凱從李鴻章等前輩手中承接過來的「以夷制夷」的招數。當美英法三國駐日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質詢時，日本外務省既不便公然抵賴，又不敢全部公開承認，於是只承認了「二十一條」中第一、二號的11條。2月9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又向美國駐日大使格思類承認了第三、四號的存在，卻對性質最惡劣的「第五號七款」加以隱瞞。在美方越來越嚴厲的追問下，加藤高明才於同月21日向格思類承認了第五號的存在，但辯稱這只是日本的「希望」而非要求。由此可見日本的卑鄙齷齪、做賊心虛。

2月2日，中日代表在北京外交部迎賓館，就「二十一條」開始極為秘密的會談。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部長陸徵祥和次長曹汝霖，他們多次拒絕要求中的部分內容，迫使日本讓步，並向社會各界透露日本之無理要求，以期國際社會幹涉此案，並喚起國內輿論討伐日本。談判中，陸徵祥、曹汝霖奉命想方設法拖延談判，譬如將每周談判從5次壓縮到3次，談判代表顧維鈞每次說完開場白即獻茶，盡量佔用兩小時的談判時間。這樣，從2月2日兩國正式談判，到5月7日日本發出最後通牒，歷時105天，談判20多次。陸、曹、顧等人，拖延數月，據理力爭，一些小手段也耍得機巧聰明，但實力不如人，弱國無外交，苦撐硬挺，令人酸楚悲哀。

這段時間，袁世凱也沒有當甩手掌柜，他密切關注著談判進展情況，並不斷作出「重要指示」。據曹汝霖回憶，他收到的袁世凱批閱件上有這樣的文字：針對合辦礦業，「可答應一二處，須照礦業條例辦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國人自辦。」針對建造鐵路，「須與他國借款造路相同，鐵路行政權須由中國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會計審核權，惟須斟酌慎重。」針對開商埠，「須用自開辦法，並應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來，反客為主。」針對漢冶萍公司，「這是商辦公司，政府不能代謀。」針對福建讓與，「荒唐！荒唐！領土怎能讓與第三國？」針對內地雜居，「治外法權沒有收回之前，不能允許雜居。」針對限制中國主權的第五號條款，「簡直似以朝鮮視我，這種條件豈平等國所應提出？實堪痛恨，萬萬不可開議，切記切記！」

天津市歷史檔案館現存有袁世凱對「二十一條」說帖的硃批原件，是為史證。從中可以發現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討價還價」，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關東部內蒙古借款、課稅、開埠、合辦農工業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凱批「辦不到」；有關日本臣民在滿洲可租賃或購買土地，袁圏出「或購買」三字，批「購買有礙完全領土」。最後，他寫道：「各條內多有干涉內政侵犯主權之處，實難同意。」

曹汝霖在回憶錄里還披露了另一些情況：袁世凱特派日籍法律顧問有賀長雄回國，打探到日本天皇及政府尚未獲悉「二十一條」內容，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借政府名義提出，帶有先斬後奏、事成邀功的意思。袁世凱獲信後高興地說：「得要領了，得要領了。滿洲以外的要求，當然半個字也不能答應他。」他同時派出耳目，探明日本天皇是否真會因談判破裂而出兵。

4月10日，中日「二十一條」談判第21次會議，中國拒絕第五號要求。4月17日，第24次會議，中國不允將東蒙與南滿並論，會議停頓。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後修正案，做出一些小讓步。5月1日中國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堅持自己的立場，於是日本政府刪削了對中國最為不利的第五號七款要求。5月6日，袁世凱在《大總統袁世凱致各省電》中稱：「中國沿海港灣、島嶼不可讓與或租於他國，聘用日本顧問，中日合辦警察、軍械等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點。在我國不宜因此決裂，蹂躪全局。但應盡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權利。」

不能不指出，身為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對「二十一條」談判的處置是慎重的，也是有成效的。

袁世凱及其指派的談判代表對「二十一條」的態度，終致日本政府失去耐心，惱羞成怒，於5月7日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限5月9日下午6點前答覆，否則將執行必要之手段。此時的日本擺出大戰一場的姿態，軍艦在渤海一帶游弋，山東、奉天（今遼寧）駐軍兵力增加，關東戒嚴，日僑紛紛回國。一時戰雲密布，時局緊張。

5月8日，收到日本最後通牒的袁世凱，在中南海春藕齋召開政府要員特別會議，認為日本已收回對中國最為不利的第五號各條款，其他條款已非亡國條件。這一天，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也在中午前往外交部找陸徵祥談話。他說：「中國已經面臨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我到中國40年，和大總統有30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趕過來說幾句真摯的話。最後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此時歐洲各國無暇東顧，中國政府除接受日本條件外，別無自全之道。」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也勸告，「應避免與日本發生正面衝突。」袁世凱政府特別會議上，通告「沒有等到預期的外援」，宣布不得不接受「二十一條」的部分要求。

5月9日23時，中國政府以「國力未充，難以兵戎相見」為由，對外宣布接受「二十一條」中一至四號的部分要求。5月25日，陸徵祥與日本代表在北京簽署《關於山東省之條約》《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及13件換文，總稱《中日民四條約》。與《二十一條》原案比較，第5號共7條沒有簽訂，此外刪除2條，實際上是「十二條」。中國損失相較於原案，已儘可能減小到最低程度。所以「二十一條」不能等同於《中日民四條約》，這一點是必須講明的。

自「二十一條」披露於世，舉國震動，輿論嘩然，廣大民眾反對日本侵犯中國主權的呼聲日漸高漲。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限令於9日前答覆。在湖南一師讀書的毛澤東得知後，憤而寫下四言詩：「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簽約消息傳出，神州一片怒吼。5月9日當天，湖南學生彭超留下血書，憤然投江自殺。北京20萬人到中央公園（今北京中山公園）集會，捐款1002萬元「救國基金」。天津南開學校17歲的學生周恩來上街演講，號召人們振興經濟、誓雪國恥。袁世凱下令全國省教育會聯合會（又名全國教育聯合會），要求全國各級學校以每年5月9日為國恥紀念日，稱為「五九國恥」。

對於袁世凱和「二十一條」，時年22歲、留學美國的胡適這樣評價：「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乃歷來外交史所未見。」上世紀30年代初，著名歷史學家陳恭祿在其《中國近代史》中評點此事：「何可厚非。」民國著名記者陶菊隱雖對袁世凱評價不高，但在《袁世凱傳》中說：「外界傳說他與日本人訂立『二十一條』另有密約，實在是沒有這回事情。袁世凱被迫在『二十一條』上簽字後，好多天神志為之不寧。他讓丁佛言撰寫了一本書，叫《中日交涉失敗史》，印了5萬冊，密存山東模範監獄。他常對左右說：『勾踐不忘會稽之恥，最後終於打敗了吳國；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終有肉袒牽羊之一日。到那時，此書就可以問世了。』」

可以這樣認為，在東亞地區因一戰爆發而陷入國際權力真空之際，面對日本一國獨強的巨大壓力，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身為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竭力維護國家利益，民國政府對於抵抗日方「二十一條」要求，實已盡最大之努力，並爭取回了其中最重要的條件，沒有讓日本把中國變成第二個朝鮮或第二個印度。袁世凱對「二十一條」的處理，已使中國利益最大化；如果「利益」二字對於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顯得奢侈甚至揶揄的話，那麼，我們也可以說成「已使中國損失最小化」。

新近發現的一些資料表明，袁世凱面對「二十一條」，還有另一重壓力——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面遞「二十一條」時，曾說「彼等（指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黨）與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關係，除非中國政府給予友誼證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輩之擾亂中國」。這段話引自著名報人王芸生的名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日置益的說法顯然讓袁世凱感到了壓力，因此袁世凱方面（不是袁本人）大罵孫中山「將效法吳三桂，引外兵擾亂本國」。1913年3月，極有希望出任內閣總理的國民黨黨首宋教仁被暗殺，隨後孫中山發起並領導了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9月，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被通緝，流亡日本。現在日本外務省檔案館確實存有一份孫中山與日本人簽訂的《中日盟約》。按照這個《盟約》，如果日本人出錢或武器，幫助孫中山重新在大陸奪取政權的話，孫就把滿洲割讓給日本，「承諾把滿洲作為日本的特殊地區，承認日本擁有移民和開拓的優先權」。這個問題現在爭議得非常厲害。每次開學術會議，幾方的學者都恨不得打起來。日本學者都堅持認為這是真的，台灣學者堅持說這是假的，部分大陸學者傾向於是真的。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日本以「二十一條」逼迫袁世凱，中國政府與日本周旋之時，二次革命失敗後同樣被通緝併流亡海外的黃興等人，都顧全大局，力主暫停反袁活動，一致對外。然而，即便孫中山與「有力日人」簽訂了一個《中日條約》，也沒有什麼大驚小怪。袁世凱研究專家、《袁世凱全集》主編駱寶善先生說過一段話，可以解釋：「中國，包括世界上任何一個落後國家和民族的政治勢力，想要在本國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都要依靠外國的力量，不管打什麼樣的旗號。在尋求政治上、經濟上支持的時候，只能拿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做交易。」

關於「二十一條」，還有幾個史實需要提及：一是此次交涉後，日本外相加藤高明下野以示負責，這或可看出日本人自認為其外交失敗。二是日本對袁世凱一向銜恨，有學者認為袁復辟失敗的原因，正是由於他在「二十一條」談判中的力爭，使得日本政府在其宣布帝制時「強力倒袁」所致，以至於袁在臨死前，稱自己的去世將為「日人除一大患」。三是由於《中日民四條約》的部分內容影響到其他國家的在華利益，一次大戰結束後，在1922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被廢除部分條款。當時美國國務卿布賴恩致電日本和中國政府，稱「不能承認有損於中華民國的政治或領土完整、或有損關於中國的國際政策（即門戶開放政策）的任何協定或承諾」。此後條約內容不斷地被改寫，並沒有全面執行，直至1945年日本在二戰中失敗後被徹底廢除。這一點，在人們評論袁世凱與「二十一條」時，卻常常被忽略。

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史學界對袁世凱的評價不再是全盤否定，而是逐漸趨於科學客觀和多元化。這些評價的共同點是：袁世凱本質上是擅長權術的舊派人物，同時也是愛國者、民族主義者和改革家，對中國的近代化作出重要貢獻，而他最大的敗筆在於逆潮流而動，妄圖復辟稱帝。總之，袁世凱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其榮辱功過各有評說。但就「二十一條」來說，給他扣上「賣國賊」的帽子，顯然是不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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