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不足」、出錯又出洋相……我卻當上了周恩來的翻譯

一個關於理想的故事

一個關於改變的故事

1964年9月，周恩來和陳毅在北京首都體育館觀看乒乓球邀請賽。周恩來身後為作者。 圖/作者供圖

我如何當上周恩來的翻譯

文｜周斌

本文首發於總第807期《中國新聞周刊》

1954年7月，我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附中畢業，被保送到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其實我上高中時並不喜歡外文，但因為是組織推薦，就接受了。

當時北大東語系下設日本語、蒙古語、越南語、朝鮮語、印地語、烏爾都語、印尼語、緬甸語和阿拉伯語9個專業。申報志願時，我填報了印地語。

就在開始上課的前一天晚上，系黨總支書記和副書記找我談話，要我改學日本語。我非常震驚，並明確表示，讓我學什麼語都可以，就是不能學日本語。我說，我父親險些命喪南京大屠殺，母親也死於日軍佔領期間，我不滿5歲成了「戰爭孤兒」，對日本沒有任何好感，有的只是「家仇國恨」。

兩位總支書記對我表示了同情，但依然堅持原來的決定。一位說，就是為了報「家仇國恨」，也應該學日本語呀！他們告訴我，今年日本語專業招收的20名學生中沒有一個是共產黨員，所以要調我這個黨員去，擔當起團支部書記的重任。

見我依然不肯點頭，他們生氣了，說你是共產黨員，難道不知道一個黨員必須無條件服從組織決定的道理嗎？！話已至此，我只好走進了日本語教室。

但一開始，我對學日語仍有很大的抵觸情緒。真正的轉折，是源於周恩來總理在北京大學的七八分鐘講話。

立志

1955年初秋，也是我進北大一年後，周恩來總理陪同時任緬甸總理吳努來北大參觀、訪問。

吳努作了題為「佛教與緬甸」的講演。在講演的末尾，他和周總理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政治玩笑。

他風趣地說：儘管我今天講了這麼多大道理，但自己心裡很明白，我的好友周恩來總理依然不會相信佛教，而繼續相信一個從遙遠歐洲傳來的什麼主義。不過，我覺得這不能全責怪他。只是因為他實在太忙，沒有時間到緬甸生活一年半載，實地體會佛教的偉大和奇妙。日後如果有了機會，我相信絕頂聰敏的他也一定會跟我一樣，成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

講到這裡，會場異常安靜。不一會兒，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要求周總理講話。也許三百多名師生代表都期待聽他的回應。

周總理盛情難卻，拿起話筒，講了一段話。

他先指出，黨中央不久前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吳努總理來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演講本身就充分表明這個「雙百方針」得到了貫徹，表明有些國家、有些人對中國沒有民主自由特別是沒有宗教自由的攻擊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至於我的好友吳努總理剛才說我也會成為一個虔誠佛教徒的預言，出發點也許無可非議，但我不能不十分遺憾地告訴他，他的這個願望已經永遠不可能實現了。因為早在三十幾年前，自己經過反覆比較和慎重選擇，就決定信仰吳努總理剛才講的那個從遙遠歐洲傳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了。因為這個主義比佛教更能夠認清和解決中國面臨的各種問題，更能夠幫助中國人民實現多年的理想社會。」

周總理事前沒有任何準備，這番話講得實在太精彩了！全場響起長時間雷鳴般的掌聲，只有吳努及幾名隨員有些尷尬，表情不大自然。

從那天起，周總理出眾的風度、閃光的智慧和雄辯的口才就深深刻印在我心裡了。我暗自下定決心，一定要加倍努力，爭取有朝一日也能跟隨在他身邊，為他當翻譯。

苦學

我比誰都更清楚，自己19歲10個月才開始接觸日文字母，要真正學好、熟練掌握日語，並在幾年後就達到能為周總理當翻譯的水平，實在是太難、太難了。異常嚴重的「先天不足」，只能依靠非同尋常的「後天補」了。

要真正學好一門外語，聽、說、寫、讀、譯五方面缺一不可。對初學者來說，說和寫最難。

為了突破「說」的難關，我想了許多辦法。首先在課堂上要多說日語，平時見到老師或高班同學，也要盡量多說日語，久而久之，就會成為習慣。後來有人問我學好口語有何秘訣，我的回答都十分簡單：就是「不要臉」。

一個人獨處時，我也養成了「自說自話」的習慣。比如步行七八分鐘去大食堂吃早飯，我會輕聲用日文介紹，北大除學生大食堂外，還有教職員食堂、留學生食堂等多個中、小食堂；學生大食堂還可用作會場，不過開會時同學們都得自帶小板凳等等。每晚熄燈前，我都會面對天花板，輕聲用日文回顧一天的學習生活和新鮮見聞。

為了突破「寫」的難關，我利用暑假用初學的日語寫了自傳、家史兩篇長文章，共三萬餘字，寫了改，改了再寫。開學後，我惴惴不安地請張京先老師幫忙批改。

不到半個月，張老師退還給我。打開一看，每頁紙都被改得「面目全非」，個別段落幾乎是重寫的。反覆閱讀幾遍，深感收益頗多。張老師還在我作文稿的末尾寫了一段批語：「我從日本京都女師畢業來北大教書幾年，從未見過像你這樣勤奮好學、追求進步的學生。我非常高興。希望你能夠堅持下去。我也會儘力幫助你的。」

張老師說到做到，幾次請我到她位於北大西校門對面的蔚秀園的家裡過星期天，並把她愛人陳濤教授介紹給我。

陳教授早年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是我國老一代日語權威之一，當時在北京外貿學院任教，正忙於籌備編輯出版我國第一部日漢辭典。陳教授非常熱情，用標準日語給我講了許多有關日本的知識和學習、掌握日語的竅門。

他們夫婦沒有孩子，家裡很清靜。陳教授與我交談時，張老師就會去廚房做飯，然後三個人共進午餐。陳教授笑著問我：「小夥子，是張老師做的飯菜可口，還是學生大食堂的飯菜好吃？如果是前者，就歡迎你多來幾次。既學習日語，又改善伙食，一石二鳥，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呀！」

北大四年，我一心苦讀，甚至沒有去過近在咫尺的頤和園和圓明園。但當時沒有什麼可以用來訓練、提高聽力的設備。可讀的東西也少得可憐，幾乎找不到一本適合初學者水平的日本報刊雜誌，中國出版的也只有一本月刊《人民中國》。

付出得到了回報。總共18門必修課，每門課含期中考查和期末考試兩項成績，畢業時我的學習成績單上「滿堂紅」（那時全國高校實行「五分制」，五分才用紅筆記載）。

畢業典禮上，東語系主任、恩師季羨林教授高興地緊握我的雙手，誇我創造了一項新紀錄，說他1946年來北大創辦東語系12年來，我是全系頭一個「全優生」。他希望我去外交部後，百尺竿頭，更進一尺。

不過，北大四年，也留下了種種不足和遺憾。

一是沒有時間和精力進一步學好、掌握英語，而後來工作中的大量事實證明，英語的極端重要性是怎麼強調也不為過的。二是同樣實在沒有時間和精力選修幾門重要的文化知識課，如古代漢語、楚辭唐詩等。這些課程大都由北大名家講授，實在太可惜了。三是在那幾年反右派等政治運動中，作為學生黨、團組織的負責人，自己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有意無意地傷害過一些同學，影響了他們一生的進步、發展。這裡，我願意再次低頭向他們表示道歉，說聲對不起。

出錯

分配到外交部後，1959年10月1日國慶十周年前後，我先後三次參與了接待日本政界上層人士的工作。

他們是以社會黨人、前首相片山哲為首的「中國十周年國慶節祝賀團」、兩年多前因病辭職的自由民主黨前首相石橋湛三夫婦、由自民黨元老松村謙三率領的代表團。他們都是應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兼外長的邀請來訪的。

外面盛傳周總理懂幾國語言，其實不很準確，實際情況是：他中學在南開學的英文，有英文基礎；19歲那年去日本留學，待了一年多，懂一些日文；留法4年，懂法語。

那時周總理會見日本客人，一般都配備兩名翻譯，既在必要時可以替換，又能培養年輕翻譯。我起初只是一名輔助翻譯，但非常珍惜這種機會。前輩翻譯時，我就在旁不停地思考：如果今天讓我當主翻，我會怎樣進行翻譯？

沒想到，在接待松村謙三一行時，我的工作接連兩次出現差錯。

第一次是，周總理陪松村前往北京郊區最大的密雲水庫工地現場考察。按慣例，他一般都會先到會見場所等候外賓，但這次他特別囑咐接待班子，明天先安排日本朋友上火車，他晚些時間趕到，一到就開車。

這是我第一次隨總理出行，既高興，又緊張。那天的主翻是日語界公認的老大哥劉德有，我的任務就是負責安排四名隨行記者的活動。他們分別由日本三大報社《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每日新聞》和最大的廣播電視公司NHK派出。

接待班子提前十分鐘把日本朋友都領上了只有兩節車廂的城際小火車，等候周總理的到來。這時，四名隨行記者發現周總理還不在車上，就一再要求下車去站台拍攝幾張新落成的北京火車站的照片。他們一再保證，只要周總理一到就立即上車，絕不會誤事。我覺得他們的要求合情合理，便自作主張同意了。

他們剛下車一會兒，周總理乘坐的蘇制吉斯小轎車就呼的一聲停在了車廂門口。周總理下車後，兩大步就跨上了火車。不到三秒鐘，火車就啟動了。那四名記者發現後，邊大聲喊叫，邊朝小火車奔來，也無濟於事了。

周總理上車就座後，就與松村老先生開始交談，同時掉過頭來問我，那四名記者呢，他們為什麼不在車上？大家也都看著我。沒有辦法，我只能如實彙報了這件事。

周總理說，小夥子，你是新到外交部工作的吧？沒有經驗，以後一定要多注意、多用心。一個翻譯不只是要會說外語，更要把該辦的事情辦好。

接著他又對松村老先生說，我原本打算請幾位記者朋友同行，既現場採訪我們今天的會談，又去看看北京郊區水利建設宏偉的場面。現在由於我們的工作人員太年輕，沒有經驗，這些都落空了。

雖說周總理並未嚴厲地批評我，但第一次在總理身邊就出差錯，我心裡很不是滋味，十分後悔。

出洋相

第二天陪同松村老先生的女兒小堀治子去醫院看病，我犯的錯誤就更荒唐了，可謂出盡洋相。

從密雲水庫回到北京飯店後的第二天早晨，小堀女士說自己身體不適，希望能有人陪她去醫院檢查一下。接待班子知悉後，就讓我去做好這件事。

協和醫院被事先告知，患者是周總理邀請來訪的日本貴客，便安排該院內科主任、我國著名的張孝騫教授接診。

測量體溫、血壓後，張教授開始向患者詢問病情：「您哪兒不舒服？」

這雖是一句最平常不過的問話，但「舒服」兩個字卻把我難住了，怎麼也想不起來日文是怎麼說的，真急死人了，便隨口說道：「醫生問您哪兒疼？」

「我哪兒也不疼。」她答。

我很清楚，這並不是張教授想聽到的回答。可怎麼辦呢？這時自己才想起了一句與「舒服」意思相近的話。「醫生問您身體哪部分感覺不大好？」

「感覺都不錯，只是來北京前在東京得過一次感冒，至今沒有完全康復。昨天又去參觀密雲水庫，可能累了一點兒。」

譯成中文後，張教授點了點頭。接著又問：「您的食慾怎麼樣？有便秘嗎？」

「食慾」「便秘」這兩個詞又把我難住了。我心想也許可以將漢字直譯過去（實際上直譯過去就行了），但又覺得沒有把握，怕譯錯了鬧笑話，便改譯成：「醫生問您身體的進出口情況怎麼樣？」

「什麼？進出口！？我當過老師，從未做過貿易工作。」她奇怪地說。

我見她完全沒有聽懂「進出口」的意思，只能豁出去了，用手勢作了輔助說明。她這回明白了，邊笑邊回答：「我進出口都沒事。」

接著，張教授又問：「你例假正常嗎？」

我雖從中學生理課上知道「例假」這個詞的含義，但就是想不出日文是怎麼說的，於是便譯成：「醫生問您，你們婦女一般一個月左右來一次的東西正常嗎？」

這回沒費周折，她一聽就明白了，苦笑著回答：「完全正常。」

問完上述基本情況後，張教授說，那就先驗血吧。

日文里沒有「驗血」這個詞，必須將「驗」字譯成「查驗」或「檢驗」，這些我是知道的；同時，必須將「血」字譯成「血液」，因為單獨一個「血」字的日文發音，日本人聽來其意思並非「血液」，而是「屁股、臀部」，這我當時就不知道了。因此，我在自己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將這句話譯成了「那就先查驗屁股、臀部吧」。

小堀女士臉上頓時露出十分吃驚、迷惑不解的神色，連連搖頭回答：「我剛才已經說過，這次身體不適，完全是感冒引起的，不需要再查驗什麼了吧。」

我翻譯後，張教授同樣迷惑不解地問我：這位日本知識女性為什麼會反對驗血呢？更加迷惑不解的我，搖搖頭，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張教授很無奈，只好說，那就麻煩你這位翻譯，好好勸勸她接受驗血吧。

於是，我就反覆向小堀女士解釋，張教授是中國著名的內科專家，他的建議必定是有道理的。何況「驗血」（小堀女士聽來是「驗屁股」）是件很平常、很普通的事情。

「在中國，其他患感冒的病人，也都要查驗嗎？」小堀女士幾乎絕望地問道。「只要醫生認為需要，一般都得查驗。我自己就查驗過許多次。」我回答。一番勸說後，她十分無奈地表示，既然如此，那就開始查驗吧。

張教授一聽她同意接受驗血，十分高興，隨即叫來護士，從她手臂上抽了半管子鮮血。

小堀女士這才終於明白是怎麼回事。她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小周，今天你的翻譯太精彩，太有意思，也太嚇人了。」

驗血結果，一切正常。

回到北京飯店後，平時性格溫和、寧靜少語的小堀女士當著我的面，把剛才醫院裡發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訴了她父親和其他幾位在場的日本人士，引起了哄堂大笑。她父親松村老先生一向十分嚴肅，很少露出笑臉，聽完女兒敘述後，第一次笑出聲來，並不斷說：「傑作、傑作、最高傑作！」

從那時起，代表團里所有的人，包括松村老先生，都不再稱呼我「小周」「周君」，笑著改稱「小屁股」 「屁股君」了。

不知誰把這件事告訴了周總理。後來周總理見到我時，也笑著對我說，小夥子，當一個合格、稱職的翻譯，不容易呀！小夥子你得多學習、多磨練才行呀！

受肯定

實話實說，當時在我國好幾位高水平的日語翻譯中，我開始引起周總理的注意和肯定，不是因為我的日語能力如何出眾，而是我碰上了兩次偶然的機會。

第一次是60年代初，周總理召集相關部門對日工作負責人開會。

當時中國對日外交和對其他國家不一樣。因為長時間與日本沒有外交關係，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人很少，對日工作一直是周總理直接領導，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廖承志負責。廖承志生在日本長在日本，是當時中國頭號日本專家。廖承志下面有四位中層幹部，叫「四大金剛」，處一級的叫「十八羅漢」。因為對日工作的特殊性，周總理經常召集廖承志和「十八羅漢」「四大金剛」開討論會，對其他國家的外交事務是沒有這種體制的。

有一次開會，分析、討論日本眾議院選舉。岸信介被迫下台，重視發展經濟的池田勇人上台執政後，日本國內政局和對華政策可能發生哪些變化？

周總理說，今天只有一個半小時，為了節省時間和提高效率，先請一位同志用一刻鐘時間，概括介紹一下基本情況。也就是說，在這次選舉中，日本幾個主要政黨和執政的自民黨幾個主要派別各得多少選票，佔多大比例，佔多少議席？與岸信介上台前的那次大選相比，哪個黨、哪個派增加了，哪個黨、哪個派減少了？日本主流媒體對今後日本政局發展和對華政策趨向有何評述、展望？然後我們再討論。

在場的近二十位負責人士可能事前沒有準備，手頭又沒帶相關資料，都沉默不語，無人發言，看上去周總理有點不大高興。見此情景，原本被安排做會議記錄的我自告奮勇站起來說：「總理，我講可以嗎？」總理說：「當然可以，小同志。」

我就像小學生在老師面前背書一樣，一口氣講出來，用時正好一刻鐘。

聽畢，與會者都點頭稱是。周總理微笑著說，小夥子，你的記憶力很不錯嘛！

第二次是上世紀60年代末，周總理要會見一個代表團，提前半個小時到了人民大會堂。

他一進門就非常生氣，朝比他更早到達的幾位中方陪同人員大聲說道：你們注意到了沒有？蘇聯部長會議一個副主席，前天去日本為蘇聯商品展覽會開幕剪綵，一下飛機就在東京羽田機場的記者會上指名道姓地對我們中國進行惡毒攻擊，讓在場的幾十位日本記者都感到十分意外。

他接著說，你去日本搞你的商品展覽會，與我們毫不相干，為什麼要拿我們中國做文章，實在是欺人太甚、豈有此理么！你們要馬上告訴新華社、人民日報，讓他們儘快寫出文章，針鋒相對、同樣指名道姓地批駁這個傢伙……噢，這個傢伙叫什麼名字啦，大家誰記得？

見在座的近十位人士都默不作聲，我起身大聲回答說，總理，這個壞蛋叫瓦西里·諾維科夫，在蘇聯十幾名部長會議副主席中，分管商業、外貿。據日本媒體報道，這個壞蛋還不滿五十歲，是蘇共總書記勃烈日涅夫一手提拔的親信。

聽完，周總理微笑著說，小夥子，又是你呀！

從那時起，我逐漸走上翻譯一線。最讓我自豪的是，70年代初，作為周總理的翻譯，我親歷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全過程。僅我接觸過的擔任過日本首相的，就有20多人。

我始終記得周總理說過的話：日本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日兩國必須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能為這個事業奉獻了自己的一生，我感到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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