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提倡「二十四孝」？這就是個天大的誤解！

儒學論述「孝道」最重要的專著是《孝經》。

這部不足2千字的經典，百年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評、責難和攻擊。一個主要的反對意見認為，《孝經》是「為統治階級愚民政策服務的」。但如果認真讀讀《孝經》就會發現：這一部典籍之核心是講述一個價值觀：「立身」之要。「孝」要「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立身」，也即自我完善。有意味的是，這個「立身」不僅僅是講述給普通讀書人和老百姓聽的，也是，甚至更重要的是，講述給君王公侯聽的。因此，說它是「為統治階級愚民政策服務的」，是站不住腳的。毋寧說，它是「為被統治階級惠民政策服務的」。真實說，（如同儒學其他學說一樣），它主要是為共同體全民提供價值觀，並非為一部分人提供價值觀，因此，它是為共同體全民服務的。

也有人看到了《孝經》在講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等等，就來說這是在論「人的等級差別」。事實上等級差異，世界各地、人類歷史，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世界上從未消除過「差異」。儒學承認世界是差異性存在的，並不主張將所有的差異消除，打造一個「同一」性質的世界。儒學從未有過如此狂妄的春秋大夢。在《孝經》中，正因為承認人間世界的差異，所以，規定了不同人物的「孝」的責任。這也符合現代社會的「角色化」原理：一個人，在家裡可能是一個父親，就要承擔起父親的責任，是丈夫，就要承擔起丈夫的責任；但在白宮，他可能就是一個總統，這時，就應該承擔起總統的責任，而不是父親和丈夫的責任。這就是儒學「禮」的內涵之一：當位。每一個人，都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自己。

由「孝」推演為「忠」，於是這一價值觀從家族走向了邦國。這樣，《孝經》就成為規範君王公侯以至於庶民百姓之政治、倫理之理性交往規則。它的根底可以總之以「愛」。孝，是理性的愛，內含著對生命的感恩。最大的報恩是以一種符合規則的形式成就自我。

孝道，對士庶百姓而言，更多是教化；對君王公侯而言，更多是監督。後者，意義尤重。因為在帝制條件下，不孝，可能導致宮廷政變，那樣，就有流血事件，就會導致政治亂象。因此，孝，是儒學對君王給予「價值制衡」的思想工具。

在儒學原典中，孝，比忠更重。孝是親情所在；忠是道義所在。與道義比，親情優先。所以「親親相隱」在孔子那裡是正價值（以後來說這個遭遇誤解但卻有意味的話題）；所以大舜背著犯罪的父親逃跑，在孟子那裡是正價值。有一部出土的簡書，世稱《郭店楚簡》，其中一章名《六德》，就是儒學經典。其中有一句話：「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這意思是說：當君主和父親的喪事一同出現時，為了父親的喪事，可以放棄君主的喪事，不能為了君主的喪事，放棄父親的喪事。可見，儘管可以由孝推演為忠，但二者的權重還是不同的。在古儒、先儒那裡，以「孝」為核心的「親親序列」，是優先於以「忠」為核心的「君臣序列」的。後儒將這個秩序顛倒過來，今儒有時要跟著後儒走，這是對原典的背離。

理解《孝經》或儒學的「孝道」，不得不提到《二十四孝》。

現在可以肯定地說：《二十四孝》不是儒學正見，不是儒學原典。這個文本提供的若干「孝道」經驗其實是對儒學元典正見精神的一種背離。

傳統中有一種對元典的過度讚譽，但這種過度讚譽恰恰戕害了元典精神。《二十四孝》所講述的「郭巨埋子」、「卧冰求鯉」「老萊娛親」等故實，跟儒學正見沒有關係。這種將孝道推演至反人性的邏輯，是一種「譽之適足以禍之」的文化現象。《二十四孝》源出於元代。按元人初意，似欲「弘揚孝道」，結果卻令「孝道」蒙羞。這不禁讓人想起克雷洛夫的一個寓言：主人帶著米舒卡（狗熊）在樹林午睡，告知米舒卡不要讓任何動物來侵害他。一隻蚊子叮在主人腦門，米舒卡為了保護主人，搬起石頭砸蚊子，結果可知。《廿四孝》就是捍衛「孝道」的米舒卡。

孝，是對生命來源的一種感恩，也是對種族繁衍的一種肯認。認同孝道，比較容易獲得敬畏生命的感覺經驗。而敬畏生命，是人類一切正價值的邏輯起點。但不能將孝道理解為《二十四孝》中種種反人性的故實。

理解孝道，要有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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