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夏婦女和性別研究大會的前世今生

今年6月1號到4號，我受到哥倫比亞大學愛麗斯·凱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教授的邀請，參加了三年一屆的伯克夏婦女和性別研究大會。作為婦女史領域規模最大的學術會議之一，伯克夏大會在國內的知名度似乎不高。雖然我本人並不從事婦女史研究，但很願意與國內的研究同仁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伯克夏婦女和性別研究大會成員合影（1930年）

1930年，兩位被美國歷史學會（AHA）拒之門外的女教授發起了最初的伯克夏會議（Berkshire meetings），如今，三年一屆的伯克夏大會（Big Berks）已經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婦女史研究會議之一了。二十世紀初，美國歷史學會（AHA）仍然是一個「紳士化」的組織：女歷史學家本來就為數不多，直到1971年，美國歷史學會都只有15名女性會員，並且女性大部分時候都被排除在學會主流之外。從1917年到1937年間，每年夏天，學會高層都會在歷史學家詹姆遜（J. Franklin Jameson）的夏季別墅里碰頭開會，這些紳士們一邊在吸煙室里吞雲吐霧，一邊商定歷史學學科發展的宏圖大計。曾經有位男性歷史學家向瓦瑟學院（Vassar College）的英國史教授露易絲·布朗（Louise Fargo Brown）直言道：「這個會議好就好在那種不拘小節的感覺，要是叫上女人，那就全毀了。」露易絲·布朗的回應倒是針鋒相對：1930年初夏，她叫上了韋爾斯學院（Wells College）的教會史教授露易絲·盧米斯（Louise Ropes Loomis），同樣選了一處新英格蘭的度假別墅，邀請了新英格蘭和紐約周邊地區所有女子學院的女性歷史學家，這就是伯克夏會議的雛形。時至今日，會議的名稱、組織形式和主題都幾經變化，但有兩條傳統保留至今：一是女性歷史學家在學術生涯中互相扶持的精神，二是不設一般學術會議中的主席總結陳詞環節，取而代之的是盛大的閉幕舞會。

今年的伯克夏大會於六月初在紐約長島召開，仲夏時節，長島霧氣氤氳，草木蔥蘢，很有幾分當年露易絲·布朗挑選的夏季別墅的風姿。與會議初創時期不同，如今伯克夏大會的內容更為多元：大會並不限制與會者的性別、國籍和研究方向，與會者中不僅有男性學者，也有關心性別議題的藝術家、女權和LGBT組織的活動家、相關領域的策展人和博物館負責人，等等。會議持續四天，包含近兩百個不同主題的報告、小組研討和主題活動，議題之豐富、表現形式之多樣，令人眼花繚亂。細究起來，會議每個環節確實都在某一方面與「女性」或「性別」有關：也許作者是女性，也許研究對象是性別、身體或家庭，也許發言人在酷兒組織工作多年，也許只是想聽聽女性知識分子觀眾對自己新製作的電影的反饋……與20世紀上半葉相比，伯克夏大會不再是被學界邊緣化的女性歷史學家抱團取暖的職業組織，更像是泛性別研究領域的跨國思想網路。

伯克夏大會之所以從30年代美國東北部女教授的暑假小聚，演變為今日國際化、多元化的大型會議，本身就與美國大學中女性的崛起密不可分。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伴隨著第二波女權主義的浪潮，女性學者在美國大學中的影響力與日俱增。1974年，女教師在美國大學全職教師中的比例是22%，如今，這一比例是42%。更重要的是，隨著更多年輕女性的自我期許從家庭主婦轉向職業女性，讀大學就成了她們人生規劃的必要環節。從60年代開始，美國大學中女生的比例一路飆升，再加上戰後嬰兒潮的餘波，以及1968年林登·約翰遜總統將性別納入「平權法案」範圍，這都提高了60到70年代的女性大學入學率 。1960年，美國大學中的總體男女比例是1.6比1，而僅僅二十年後，美國大學中男女學生的數量就基本持平了（目前全美大學生性別比約為0.75比1，女生多於男生）。高等教育體系中女性比例的大幅提升不僅改變了女性歷史學家在學界的地位，也為婦女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這個新興的、龐大的知識女性群體對以女性和性別為主題的研究很感興趣，她們將成為第一代婦女史研究的作者和讀者，而伯克夏會議也在因緣際會下成為了這一新史學分支的策源地之一。

伯克夏婦女和性別研究大會成員合影（1978年）

1973年夏天，一小群女歷史學家照例在道格拉斯學院（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下屬的女子學院）聚會。這次會議原計劃只有100人左右參與，然而實際到會的卻有300多人。會議中途，兩代學者就伯克夏會議的未來方向起了爭執：老一代學者堅持伯克夏會議應該是女歷史學家（women historians）的精英聚會，應該以參與者的性別而非研究的主題來篩選，年輕學者們則強烈要求把伯克夏會議改為以婦女史（history of women）為研究主題的「婦女史學者」（women"s historians）的學術交流。70年代初正是學院女權主義方興未艾之時，1973年，左翼女權主義學者希拉·羅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出版了《隱沒在歷史中：女性被壓迫和抗爭的三百年》一書，主張從身份政治的角度打破階級和族群的隔閡，重新書寫主流歷史。羅博特姆在書中寫道：「女性的從屬地位既是性壓迫，也是政治壓迫……我們必須不斷鬥爭，才能要回（claim）那些原本就屬於我們、卻被社會支配關係剝奪的身體和勞動權力。」羅博特姆的主張在新一代女性學者中博得了廣泛的認同，包括許多原本從事其他領域研究的女性歷史學者也開始轉向婦女和性別研究，這也是「婦女研究」派在1973年伯克夏會議中佔據上風的原因之一。次年，伯克夏會議在哈佛大學拉德克里夫學院召開，這是第一次以「婦女和性別史研究」的名義召集的伯克夏會議，會議接受任何與婦女和性別研究相關的研究課題，與會者超過了1000人。由於會議規模太大，從1974年開始，作為婦女和性別史研究領域學術年會的伯克夏會議改為三年一次，這就是如今的伯克夏大會（Big Berks），用以區分於學會理事會每年召開的工作會議（Little Berks）。從1974年到1993年，伯克夏大會仍然延續了此前的傳統，在美國東北部的女子學院召開，而從1996年開始，伯克夏大會終於跳出了東北部精英女校的小圈子，把會場移到了美國南部和西部的綜合性大學。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不管是當年被排斥的女性歷史學家，還是主流學界曾經不屑一顧的婦女史，都已經登堂入室，進入了歷史學智識生產的主流。

伯克夏婦女和性別研究大會成員合影（2000年）

伯克夏大會的演變其實也提醒了我們：「婦女史」本身就是一個充滿了悖論的領域。不管在哪個領域，學術與政治從來不曾分離過，女權主義也概莫能外。在許多方面，婦女史和女性史學家的命運都從另一個側面映照出女權主義運動內部錯綜複雜的關係：精英中產知識女性與底層邊緣女性的隔閡，族裔、階級和性別認同的交錯，話語權力與賦權間的張力。例如，在今年伯克夏會議的「資本主義下的身體問題」主題討論中，知名勞工史學家艾琳·鮑里斯（Eileen Boris）就提出：在主流審美文化中，關於「身體」的話語是以男性視角為主導的話語，女性的身體是觀照的對象，而女性欣賞的是被男性欣賞的自身。反之，當女性歷史學家以學者的身份介入歷史寫作時，如何才能保證自己不是再次塑造了「被觀照的女體」？鮑里斯的批評隱含的，其實是女歷史學家的「女性身份」與「知識分子」身份之間的深層緊張關係。即使拋除這一層學術批評，今天的婦女史研究也需要重新審視身份政治在當下政治環境中的策略問題，尤其是晚近的性別研究能夠為其他身份群體提供何種言論和鬥爭的武器。

婦女史和性別研究者、女性學者、女權主義者是三個不同的群體，但三者之間的關係同樣錯綜複雜，許多人對此誤解重重。舉個例子，數周前《文匯學人》刊出的介紹戴博拉·尼爾森（Deborah Nelson）《咄咄逼人》（Tough Enough）的文章（「為什麼女性知識分子越來越冷峻?」），對原書的理解就出現了偏差。這篇書評強調說，在高校和學術團體中，人們期待女性知識分子付出更多的情感勞動，希望她們展現出更多的溫情和友善。出於對這種潛在規範的反抗，部分女性知識分子在研究和參與公共討論時，反而有意表現出冷峻和剋制的態度，結果出現了標題所謂的「女性知識分子越來越冷峻」。但實際上，尼爾森在緒論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這是一本研究阿倫特、桑塔格等六名具體的女性知識分子的書，而不是代表「女性知識分子」這個大而化之的群體發言。同樣，該書開篇對於情感勞動的討論也只是鋪墊，作者關注的不是女性知識分子的性別是否導致她們更「冷峻」，而是女性在思想界的處境導致她們對自我表達情感的方式更敏感：正因為社會期待女性更為「溫情」，所以女性冷峻或不冷峻都必須是慎重思考後選擇的結果。這種審慎選擇的副產品是什麼呢？就是一部分女性知識分子對於「情感」這個現代哲學中著力較少的問題有更豐富的思考，而選擇了「冷峻」的那一部分，就成了二十世紀斯多葛主義的絕佳代表。因此，尼爾森表示，她正是選擇了這六名「冷峻」的女性知識分子來討論現代哲學與情感的問題，而不是研究性別和哲學的關係，更不是「女性知識分子是不是更冷峻」的問題。而在「文匯」這篇書評出現後，還有人把文中談及的「女性知識分子的冷峻」與女權主義關聯起來，這更是失之千里。尼爾森研究的這六名女性知識分子中，沒有一人認為自己是女權主義者。不管是書評中過度的心理分析（女性知識分子以「冷峻」作為「反抗」），還是後續評論中不當的歸因（「冷峻」是女權主義者的特徵），體現的都是當下中國知識界對於婦女和性別研究的陌生：除了少數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外，普通知識人既不了解女權主義的理論和發展，也不熟悉婦女史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往往只是憑藉自己對於日常生活中庸俗「女權」討論的觀感，戴著有色眼鏡來理解一切女性和性別相關的議題。

正因為女性研究與女權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婦女研究」為主題的伯克夏大會仍然不可避免地帶有強烈的女權主義色彩。今天的伯克夏大會很像是二十世紀三波女權主義浪潮之間的奇妙混合：第二波女權主義的職業精神和平等主義構成了組織的中流砥柱，而第三波關注的身份交叉問題（intersectionality）則是青年一代研究的前沿，與此同時，會議在許多細節設置上仍然保留著創始時期的溫情意味：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伯克夏大會的閉幕舞會了。會議第三天晚上，所有與會者陸續來到舞會現場，在開放舞池中心，既有年過八旬、坐著電動輪椅的白髮老嫗，也有青春少艾的學生。怪不得總有人開玩笑說：不跳舞的人相當於沒來參加伯克夏大會。這個舞會本身就是伯克夏大會的絕佳隱喻：它既是關於吸納和融入，也是關於互助和傳承。

作者親歷的伯克夏大會的閉幕舞會

不論婦女史研究，還是女權主義理論，都不能完全等同於「為女性張目」。1986年，瓊·斯科特（Joan W. Scott）發表了影響深遠的「社會性別：歷史分析的有效範疇」一文，指出性別研究並不僅僅是關於某一種性別經驗的描述性研究，而是一種研究範式：我們關注男性、女性或其他群體的歷史，並不僅僅是為了講述某個「壓迫」或「被壓迫」的故事。作為性別研究者，歷史學家真正關心的是製造性別範疇的權力機制，它反過來也可以啟發我們對於社會階級、族裔、主權國家等社會範疇的研究。1999年，琳達·科伯（Linda Kerber）等美國婦女史學者出版了《美國史作為婦女史》（US history as women"s history）一書，正可以看作這一類研究的代表。在新一代婦女史學者看來，婦女史並不是歷史的「一部分」，它與其他關於社會身份的新史學領域一樣，構成了當代美國歷史研究的主流。正因為女性、移民、少數族裔不斷被排擠（exclude），他們的歷史才成為了關於排除異己（exclusion）的歷史。歷史學家關心的不僅僅是那些被排除的群體，更是「排除」作為一種政治行為、作為一種不斷重複的集體現象，如何塑造了我們的歷史，塑造了今天的我們。婦女史從來就不是「歷史的一半」，不是「她們的故事」，它就是歷史本身。而那些曾經被排除在外的女性歷史學家們，如今也塑造了自己的歷史。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