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羅德·詹姆斯：歐洲三大國的新型政治模式

英國首相特蕾莎·梅、法國總統埃曼努爾·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很多方面差異不小。去年，英國公投決定退歐後，梅出人意料地接替了因此辭職的前首相卡梅倫。在法國，馬克龍的從政經驗並不豐富。他在上個月剛剛就任法國總統，而這是他第一次在選舉中獲勝。此外，默克爾自2005年以來，一直擔任德國總理，由此也成為了歐洲執政時間最長的政府領導人。當然，作為議員，她的政治生涯早在1991年就開始了。

但這三位歐洲領導人也有共同點。比如，他們在民選政府中所處的強勢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們正嘗試建立一種新型政治模式，以填補傳統政黨影響力式微後留下的空白。

這種新型政治模式建立在一種支持全球化的中間派民粹主義之上。「中間派民粹主義」主張對本國階層的保護，充斥著愛國主義激情。當然，這種新型政治模式是高度個人化的。梅，曾在英國退歐公投中表現得野心勃勃。默克爾，也成為了處於變革中的基民盟的關鍵領袖。而馬克龍，索性自立新黨派，橫掃法國大選。

這種獨特的政治變革在潛移默化中發生，遠遠出乎傳統政治評論員的意料。後者總是錯誤地看待傳統政黨的劣勢，尤其認為中左翼的崛起是對民主的根本威脅。而近些年來，在幾乎每個主要工業國家都悄然崛起的右翼與狹隘的民粹主義，加劇了這種認知。

但是，右翼民粹主義的浪潮正越走越遠。事實證明，右翼民粹主義的局限性遠比預想的多。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儘管特朗普最終勝選美國總統，但歐洲卻對此沒多大興趣，鮮有右翼民粹主義在歐洲國家的選舉中佔據上風。

事實上，以荷蘭自由黨領導人基爾特·威爾德斯與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為代表的極右翼分子，在所在國家大選中獲得的選票明顯少於預期。這就證明了，儘管歐洲已厭倦了傳統的政治模式，但對於政治極端主義並不熱衷。

大多數發達國家在20世紀下半葉都湧現出了一種穩定的政治模式：在中右翼與中左翼政黨間搖擺。政黨間的競爭儘管激烈，但都不願意走向極端，而是向中間派靠攏。比如，這些黨派的稅收政策或多或少都涉及再分配，而不是在某個大方向上更為激進。

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全球化與選民對失業以及外來廉價勞動力的擔憂下，這股趨向中間的力量不斷受到約束。為了應對更進一步的經濟開放，中左翼政黨以在社會問題上更為開放、自由的姿態，響應全球化。

但是，英國新工黨對傳統社會民主的模式改進，對於中左翼政黨的傳統核心選民並無多大吸引力。因此，新工黨開始找尋這一核心群體的替代者，就好像一些中右翼黨派的做法。不過，顯而易見的是，不斷嘗試的新工黨並沒有遵循激進的變革路徑。畢竟，一種溫和的新型政治模式才會被不斷仿效。

這種新型的中間派政治模式也糅合了超級全球化出現前的要素。事實上，就好像梅、默克爾、馬克龍對於各自國家政治模式的重塑，他們也牢牢遵循各自國家的傳統。

梅領導下的保守黨拒絕了諸如「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場」、「個人主義至上」等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而是找回了傳統的英國主導模式。她對於醫療體系改革、削減高管薪資的承諾，以及提供更多福利住房的建議，都似曾相識，甚至可以說是「老調重彈」。

馬克龍則代表了另一種傳統。這種傳統深植於法國的國家精神中，卻在歷任總統中缺失。比如，他發誓將通過高質量的工業學校以及重要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將法國打造成一個現代化、充滿活力的國家。這是馬克龍對法國傳統精神的遵循。與他志趣相投的一位法國前總統是德斯坦。德斯坦不願標榜自己是「戴高樂主義」的追隨者，而是努力將自己塑造成為一位與時俱進的現代化先驅。

在默克爾的身上，也能找到典型的德國方式：她始終強調，實踐遠勝於教條。在她身上，能看到與德斯坦處於同一時代的德國前總理、社民黨人赫爾穆特·施密特的影子。施密特同樣強調管理與能力的重要性。

事實上，對個人能力的強調已成為歐洲這種新型政治模式的關鍵要素。梅，已被塑造成英國國內唯一有能力與其他國家進行退歐談判的領導人;馬克龍，則被認為特別適合與德國以及歐盟打交道;而默克爾對德國與歐洲的駕馭已毋庸證明。

但是，梅、馬克龍與默克爾當前所面對的挑戰，對於即便是最優秀的歐洲領導人而言，依舊困難重重。梅的當務之急便是英國繁冗的退歐談判，對於法德而言，這是歐元區與歐盟停滯不前的改革。英國真正脫離歐盟的那一天，或許對於法德加深合作是催化劑，但對於法德如何進一步帶領歐盟前進，仍然毫無助益。

事實是，顛覆歐洲三國的新型政治模式，依舊十分脆弱。它缺乏制度上的保障。作為一個傳統政黨，可能無法找尋到合適的英雄主義式領袖。而且，考慮到政黨議程的複雜性與較高的期望，這些領導人也可能難以駕馭。如今，歐洲政治中心充斥著滿滿的自信，但假以時日，也可能突然發現，這股自信太過不切實際，太過蒼白無力。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潘寅茹翻譯。版權：Project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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