毀譽參半傅斯年

作者：孫士東

原載《齊魯晚報》2006年4月27日

胡適、傅斯年和葉公超是中國近代史上三位風雲人物。如果他們是三駕馬車，胡適率頭，傅、葉是哼哈二將。1948年胡適角逐總統之初，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點火於密室時，胡適請的就是這兩位「哥們」。胡適是恂恂一儒者，做學問深，從事政治平平；葉公超做學問平平，玩政治更是平平。傅斯年做學問，兼問政治。學而優則「不仕」，令人刮目的是他那民族情懷和敬業精神。誰都不否認，他是一個眾議蝟集、褒貶不一的人物，一個大家都感興趣的話題。

主張抗戰保中華

傅斯年是「一個肥頭胖耳的大塊頭，他有一頭蓬鬆的亂髮，一副玳瑁的羅克式的大眼鏡。他經常穿著那時最流行的大反領ABC襯衫，不打領帶，外面罩上一套嗶嘰西裝，那副形容，說起來就是那類不修邊幅的典型，但卻顯示了與眾不同的風度。他似乎永遠是那麼滿頭大汗，跟你說不上三句話，便要掏出一方潔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

朋友們叫他「傅胖子」，取其形。抗戰期間在重慶，他與李濟、裘善元赴宴。宴畢，主人替他們雇好三乘滑竿，裘善元第一個出來，抬夫見他胖，不願抬，大家推讓。第二個走出來的是李濟，比前一個更胖，剩下來的四個人又互相推讓一番。等到傅斯年走出來，剩下的兩位抬夫，扛起滑竿拔腿就跑，弄得主人很狼狽。後來，他「參政」了，持續向「皇親國戚」宋子文、孔祥熙宣戰，世人譽他「傅大炮」，擷其神。

有人說，他與胡適一樣，是位「譽滿天下，謗滿天下」的複雜人物；也有人說，他是知識分子中惟一的一個敢在蔣介石面前蹺起二郎腿說話的傢伙。而傅斯年也姑妄言之：「誰都沒有資格罵胡適之，只有我可以罵，只有我才有資格罵。」他也真敢「犯上」：竟在一份蔣介石為孔祥熙（中央銀行國庫案）說情的絕密函件上鉤出要害處，並在「委座」的名子一側大筆一揮批道：「不成話。」

究其本質來說，傅斯年是小罵大幫忙。他對國民黨政府不滿，不過，他總認為國民黨政府是合法政府。他對共產黨存有極深的政治偏見。他幫國民黨政府革除弊病，刷新政治，是知識分子特有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對士人品格的發揚。其目的是維護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地位，根子是對現政府的擁戴和對蔣介石的忠貞不貳。這也是蔣介石能容忍他的所在。

傅斯年（1896—1950）山東聊城人。家世頗顯赫，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漸是清朝第一位狀元，傅斯年之父傅旭安系光緒二十年舉人，傅斯年九歲喪父，由祖父傅淦撫養成人。

「九一八」事變，北平學者集會，譴責日軍侵華罪行，傅斯年即席講演，首倡「書生何以報國」的話題。當時，日本為尋找侵華的借口，杜撰「滿蒙」歷史。傅斯年就邀史學界同人，挑燈夜戰撰寫《東北史綱》，駁斥日本人指鹿為馬的胡說。同時，他又委人將「史綱」主要部分譯成英文，遞交給「國聯」（一戰後建立的國際組織國際聯盟的簡稱），促使國聯做出聲明「東北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此為中國及各國共認之事實」。

次年，傅斯年在《獨立評論》和《新青年》上發表了《中日親善？！》和《中華民國是整個的》等分析評論時局的文章，極力主張抗戰，反對妥協。

戰火蔓延到平津外圍，有人害怕，發起建立北平文化城運動，想把北平變成「中立區」，以避戰亂。傅斯年揭竿反對，認為此舉「有損於國民人格」。以致在他讀到胡適的《保衛華北的重要》一文後，大動肝火，認為這是胡適在附和政府的妥協政策，宣稱要退出《獨立評論》，與胡適斷交。後由丁文江調停才作罷。在民族社稷的大事上傅斯年眼裡容不得一粒沙子，冰炭不容，哪怕是師長！他說：「適之是自由主義者，我是自由社會主義者。」胡適也感慨：說傅斯年是他「最好的諍友和保護人」。

嗣後，日本人網羅我民族敗類，陰謀實行「華北五省自治」，主操北平政務的蕭振瀛在教育界人士座談會上大放厥詞，說「在日人面前要保持沉默」之類。傅斯年聽罷，憤然作色，拍案而起，對這種公然為敵張目、有損民族人格的言論痛加駁斥。傅斯年指出，華北「自治」的結果，只能是「外治」，只能是「亡國」。

抗戰開始了，傅斯年提出將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合組成「西南聯大」的方案。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重慶，傅斯年高興得衝到街上，一手拎酒瓶喝酒，一手拿拐杖，把帽子挑在拐杖上亂舞……。

抗戰勝利後，傅斯年被任命為北大代校長。他一再表示：凡做了「偽北大」的教員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容庚曾跑到重慶拜訪傅斯年，傅見面就大罵：「你這民族的敗類，無恥的漢奸，快滾，不要見我！」次日《新民報》以此大做文章，題為《傅孟真拍案大罵，聲震屋瓦》。

曾在「偽北大」任過職的人員，採用多種方式向傅斯年施加壓力，組織請願並以罷課相挾。傅斯年毫不示弱：「就是殺了我也要說上面的話！決不為北大留此劣！」並毫不手軟地對「偽北大」校長鮑鑒清提出控告。

但也必須指出的是，「西安事變」發生以後，傅斯年完全站到蔣介石政權一邊，而把張學良看作是民族的罪人。所以他在《中央日報》上連續發表文章，抨擊張學良，主張武力討伐。後來共產黨從中調停，說服張學良放了蔣介石。傅斯年在致胡適的信中對這一做法表示滿意，但他對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合作表示懷疑，特別是對共產黨與蘇聯保持密切關係尤為反感，「抗俄反共」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

為了促進國共合作，1945年6月2日，傅斯年以無黨派人士身份，聯合國民黨、民主黨的黃炎培、章伯鈞等七人，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正式提出訪問延安，6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等覆電，欽佩其以國家利益為懷，並表示歡迎。七月一日，傅斯年一行六人在王若飛的陪同下抵延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親自到機場迎接。

傅斯年與毛澤東是二十多年前的北大舊識。傅在他的《〈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中列舉全國六大「最有價值」刊物中，就有毛澤東主辦的《湘江評論》。在延安談到五四運動時，毛澤東稱頌傅斯年的貢獻，傅斯年則以陳勝、吳廣自況，說你們才是劉邦、項羽。毛澤東報之以微笑，並未作正面回答。

傅向毛索要墨寶，毛遵囑慨允，條幅上寫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唐人詠史詩一首書呈孟真先生，毛澤東

毛澤東還附一親筆信：「孟真先生：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間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語以廣之。敬頌旅安，毛澤東上七月五日」

怒轟蔣家二重臣

「孟真貧於財，而富於書，富於學，富于思想，富於感情，尤其富於一股為正氣而奮鬥的鬥勁。」羅家倫評論傅斯年如是說。

傅斯年的好友、同學朱家驊、羅家倫等都先後入政界，操持一方權柄。傅也有多次機遇，國民黨政權也屢屢示意欲委以重任，傅斯年不為心動。當胡適顧盼垂青某個官位時，傅斯年致信胡適，提醒他不要做有損自己「名節」的事，並揭露當局拉名人做官是「借重先生，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傅斯年不喜歡從政，但願參政。他的邏輯是：「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久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他考慮的「奮鬥」方式是，「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一個迂腐的酸儒也。

國民黨的參政會始於1938年。自1938年到1947年，國民党參政會共舉行四屆十三次會議。傅斯年連續四屆被推選為參政員，並多次擔任「駐會委員」。一九四五年蔣介石打算在北方知名人士中補選一名國府委員，他欽點傅斯年，並親自召見傅斯年，面提此事，傅力辭不允。

事後，傅斯年致長信於蔣介石，再表絕不從政的志向。信云：「斯年實愚憨之書生，世務非其所能，如在政府，於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偶為一介之用。」「此後惟有整理舊業，亦偶憑心之所安，發抒所見於報紙，書生報國，如此而已。」他又寫信給陳佈雷，請他向蔣進言，別再拉他當官。

傅斯年有個雅號「傅大炮」，最令人拍手稱快的是在「太歲」頭上動土，炮轟孔祥熙與宋子文了。

孔祥熙與蔣介石關係淵深，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行政院長達十年之久，政績無有，劣跡昭著。傅斯年從孔氏的人品、才幹、政務等諸方面列舉多條劣跡，上書蔣介石，要求罷免貪污腐敗分子孔祥熙。信發出，如泥牛入海。傅斯年十分氣憤，利用參政會舞台，多次質詢孔，並督請政府「整刷政風」。

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又寫信呈蔣介石，從才能、用人，從縱容夫人兒子與不法商人勾結、發國難財等六個方面，全方位地抨擊孔祥熙。言據鑿鑿。可蔣介石仍不動聲色，這更激怒傅大炮。他千方百計搜集孔祥熙貪贓枉法、以權謀私的材料，準備在參政會上公開揭露，彈劾孔祥熙。這時在美的胡適聞之，寫信勸阻，傅斯年不聽，決意「除惡務盡」，抓住六起貪贓大案中影響最大、手段最卑劣的美金公債案（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同意借給中國五億美元。孔祥熙決定從中拿出一億作為美金儲蓄準備券。後因覺有利可圖，其手下央行國庫局長呂咸以巧妙方法為孔祥熙鯨吞了大量美金一案）。

中央銀行國庫局正直人士，揭露孔祥熙一夥營私舞弊的內幕，並將有關「炮彈」提供給傅斯年。傅擬成提案，交大會秘書處。外交部長王世傑擔心事態擴大，怕被人作為借口「攻擊政府，影響抗日」，勸他歇手為安。傅斯年不以為然。蔣介石也感到棘手，先是以避免造成國際影響為由，制止傅在參政會上提出此案，後來再以爭取世界各國對抗戰的支持，以國家利益為重為由，請傅斯年改變解決問題的方式。一提國事為重，傅斯年答應退讓一步，決定將提案改為質詢案公之於眾。

1944年9月7日，張群向參政會作完施政報告後，傅立身發難，怒斥孔祥熙私辦公司、倒賣黃金、行賄等五大劣跡，並鄭重聲明，願意到法庭對簿公堂！會後蔣介石設宴相邀，要「擺平」傅斯年。

席間，蔣介石問傅斯年：「你信任我嗎？」

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

蔣介石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蔣介石一聽，十分激動：「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最終，蔣介石迫於強大社會輿論壓力，終罷免了孔祥熙。

孔祥熙下台後，蔣介石安排他的妻舅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長。宋子文上台後，他打著抗日救國的幌子，犧牲中產階級利益，他與孔祥熙等借外匯市場開放之機，利用只有他們才擁有的官僚企業進口許可證，大肆進行非法進口倒賣活動，越演越烈，最後釀成1947年以上海為中心的席捲國民黨統治區的「黃金風潮」。

傅斯年忍無可忍，在《世紀評論》（1947年2月15日）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再次宣戰。文中，他又寫道：「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

文章面世後，各報紛紛轉載，全國上下群情激憤，這一炮又把宋子文轟成過街老鼠，灰溜溜地辭職。

執掌名校受尊崇

關於傅斯年的才幹，時人幾乎是交口稱譽，胡適更說：「孟真有絕頂的天才。」

傅斯年1913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大預科乙部（經史），與顧頡剛、沉雁冰、俞平伯、毛子水同窗。後在胡適的引導下，投入到新文化運動中去。1918年傅斯年與羅家倫創辦《新潮》雜誌，擔綱主編，請胡適作顧問。

《新潮》問世四個月後，五四運動爆發，他自然地成為北大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員學生領袖。5月3日晚上7點，傅斯年與「新潮社」社員參加北大千人集會，5月4日，他主持被推舉的二十名學生代表會議，商討策劃遊行路線，下午二時半，示威開始，他扛著大旗走在前面……。

遺憾的是傅斯年與五四運動，最後沒有畫上圓滿的句號，半途而廢。根據傅樂成的《傅斯年先生與五四運動》一文說，5月6日，傅斯年與一個陝西籍學生發生口角，兩人拳腳相加，傅斯年眼鏡被打掉了，一氣之下，他宣稱不再過問學生會的事情。

在政治上傅斯年是幼稚的。他對當時的社會發表評說雖然尖刻，但不深刻地指責。他始終認為，革除社會弊病，不能使用暴力，不能使用政治手段，最有效的辦法是組織請願。於是，他離開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並參加官費考試出國深造。

傅斯年一生頗自負，因對蔣忠貞不貳受到非議，但他在學術上的貢獻是人所共知的：他樹立了史料學派大旗，創辦了中央研究語言所，並出任北大代理校長，重建戰後北大和執掌台灣大學。

傅斯年在用人上，打破人情、地域觀念，不講背景，惟才是舉。他有句名言：「總統介紹的人，如果有問題，我照樣隨時可以開除。」說他恃才傲物，也決非空穴來風。他與顧頡剛是老友，傅斯年到廣州中山大學任哲學系主任兼文史科主任，他不顧魯迅反對，把顧頡剛請去辦語言歷史所，但只共事一年，雙方便交惡「十五年的交誼臻於破滅。」他自以為是，對顧的疑古學派缺少應有的學術寬容。這大概是道之不同不與之為謀吧。

他愛才如命。創辦語言所時把趙元任等精英攬於麾下；抗戰時在昆明，陳寅恪住三樓，他住一樓。每次警報一響，大家「聞機而坐，入土為安」，往樓下防空洞跑。而他卻向三樓把患眼疾的陳寅恪扶下樓來，一起進洞。

早年在北大讀書時，他立志以從教終其一生，他實踐了自己的諾言。

1948年11月，傅斯年在堅辭未果的情況下，接任台灣大學校長職務。他將「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立為校訓。當時，島上反蔣情緒高漲，學潮不斷。有人在報上發文章指控台大「優容共產黨」。說某某把院系變成親共勢力溫床。傅斯年不怕，針鋒相對在報上批駁，說「我不是警察，也不兼辦特工」，「學校不兼警察任務」，反對肆意在師生中搜捕共產黨。

追述1945年他處理西南聯大學潮，在會見警備司令關麟徽時，他當面斥責說：「以前我們是朋友，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是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能沉默嗎？」必須提及另一面的是，在處理肇事兇手問題上，傅斯年在表面上與當局態度有所不同，但最終還是坐在一條板凳上了。傅斯年在骨子裡認為學潮是共產黨煽起的。對他反共的立場，蔣介石暗偏和信賴。顯然，蔣介石看中的並非傅的人品和學問，而是發揮他的政治作用而已。

1950年12月20日，在蔣夢麟主持農復會會議上，他在回答參政員郭國基質詢時，腦溢血突發，猝死。

傅斯年一生廉潔，兩袖清風；廉不言貧，勤不言苦。

1943年在重慶，他的血壓已很高，為了貼補家用，他不得不挑燈夜戰寫稿子。1949年到台大接任校長，立即辭掉「立委」，堅持靠薪俸生活。在他去世前幾天，他還托劉瑞恆先生，囑咐有人去港替他帶一件上身西裝（他有兩條褲子，上身破了），價位不超過一百港幣。劉說稍微像樣一點的都得150元港幣，他都表示為難，遑論其它了。

12月31日，傅斯年追悼會在台灣大學法學院禮堂舉行，有5000餘人參加。蔣介石親臨致祭。

為紀念校長傅斯年，台大在實驗植物園內建造一個羅馬式紀念亭，墓前立有無字碑。並將此園命名為「傅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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