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封閉的地域型城市動搖，移民型城市到來

隨著全球化的擴展，「流動」已然成為了當今社會的常態。日益增長的移民活動對世界各地的人口結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不久前，中山大學周大鳴教授應邀在華東師範大學發表演講時指出，對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來說，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帶來的不僅是人口結構的變化，更是整個社會的急劇變遷。具體而言，這種變遷可以概括為從地域社會向移民社會的轉變。

原文：《移民型城市社會的到來》

作者：中山大學教授 周大鳴

傳統社會具有地域性色彩

中國傳統社會是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形成的。自漢代以來，中國傳統農業便走向了精耕細作之路，形成了以小農經濟為主的社會經濟形態。在這種社會裡，農民世代依附於土地，在父系繼嗣的紐帶下聚族而居,形成一個個由家族和宗族構成的村落，而婚姻則將血緣性的家族、宗族群體聯繫起來,形成地域性的關係網路。此外，村落之間又通過民間信仰、各種形式的「會」、「社」組織加以聯結，形成跨村落、宗族的地域性組織。這種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構成了中國地域社會的基礎。在這種社會裡，人與土地緊密嵌合，以村落為單位的鄉土社會血緣和地緣關係相互交疊,構成人們群體認同以及行為規範的主要依據。

儘管中國自秦漢以來一直有「大一統」的傳統，但就實際而言，中國社會內部始終存在著非常大的差異。具體來說，不同地域之間的語言、習俗、飲食、居住等都可謂是大相徑庭。我們習慣以地域來劃分中國的文化類型，如中原文化、閩南文化、江南文化、吳湘文化、閩粵文化，就是這個道理。因而從總體上說，地域社會的基本結構是相對穩定的，但其內部由於受到族群、自然地理環境、歷史，特別是移民遷徙的歷史過程等要素的影響而呈現出極大的文化差異。

在地域社會的總體背景下，中國古代城市社區不可避免地帶上了地域性的色彩，可以稱作是一種「地域性城市」。這種城市有著鮮明的特點：首先，城市的居民以周邊的農村遷入為主。隨著城市的發展，周圍的農村變為市區，農民也自然轉變為市民。其次，由於傳統城市的人口主要來源於城市周邊區域，因而城市居民大多以某一種方言群體為主體。比如在過去，廣州流行廣州話，上海流行上海話，武漢流行武漢話，都是以某一方言群體為主體。此外，地域性城市同時也是行政區劃的中心。馬克斯·韋伯在討論中國的城市時講到，中國古代城市和歐洲封建時代的城市有很大不同，前者是軍事和政治中心，而後者則是商業和宗教中心。中國傳統上就以城市作為主要的政治控制中心，近代中國革命走的也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最後，傳統中國的人口政策是較為保守和閉塞的，戶籍嚴格限制人口遷移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地域性城市的發展和延續。由此可以看出，傳統中國的城市社區並沒有脫離地域社會的「鄉土」本色，只是把地域性鄉土社會的模式搬到了城裡，從本質上來說仍然可以被視為熟人社會。

社會呈現出向移民型城市的轉變

然而，隨著「移民時代」的到來，地域性城市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自改革開放以後，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地域之間的相對封閉的狀態被徹底打破，中國開始進入到一個人口流動日益頻繁的時期。《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2）》的數據顯示，近年來國內人口的流動數量非常之大，比如2010年流動人口總量就達到2.6億，相當於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是流動人口。到2011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在歷史上首次超過了農村人口，這表明都市社會已經開始佔據中國社會的主流。此外，由於當代中國的人口流動總體上是單向的，俗稱「一江春水向東流」，因此在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流動人口數量尤為龐大，以至於超過了本地原有的人口，徹底翻轉了原來的人口結構。這種情況以珠三角地區最為顯著。舉例而言，2013年深圳市常住人口為1000萬，其中非戶籍人口700萬，占常住人口比例七成左右；東莞外來暫住人口435萬，常住人口830萬，約佔一半比例還多。

隨著都市化進程的發展，城市的人口來源和人口特徵都由單一性、同質性向多樣性和異質性轉變。城市人口結構的變化，伴隨著個體關係、家庭結構、族群關係、社會整合機制等諸多方面的重大變革。不同的移民文化相互交融，更加多元和包容的城市文化應運而生。城市由熟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以親緣、血緣為核心的倫理秩序逐漸向以業緣、地緣為核心的契約秩序轉變。這種深刻的變革表明，中國城市社區正逐步從一種相對封閉的地域型城市社會向多元開化的移民型城市社會轉變。以沿海地區的城市為例，在過去，這些城市基本都是單一的漢民族城市；而現在，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大城市我們能看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少數民族。我曾到雲南大學交流，一位教授說雲南是少數民族最多的省市。我認為有待商榷，戲言云南只有25個少數民族，廣州卻有55個少數民族。由此可看出，當代城市人口的來源和組成是多元化的。

移民城市轉型需做出文化調適

多元的文化是移民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隨著人口結構的複雜化，來自不同地方的人把各自的文化帶入城市，一方面使得不同地域的文化越來越多地碰撞與融合，賦予了中國城市豐富多彩的文化內涵；但另一方面，由於溝通和交流模式的缺乏，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常常發生誤解乃至衝突。由此，當代移民城市在轉型期間需要做出相應的文化調適。具體來說，第一是城市居民的待遇平權問題。如今同城不同待遇的問題較為普遍，許多城市新移民長期居住在一個城市，卻因為身份的不同導致醫療、教育、養老、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的待遇受到區別對待。

第二，城市居民家庭內部也會出現類似的文化衝突。因為過去住在一個地方的人有著相似的文化背景，因而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產生矛盾的機率相對較小，這從離婚率上可見一斑。我大約於二十年前在潮汕地區一個傳統的鄉村——鳳凰村做調查時發現，當地的家庭極為穩定，離婚率是零；但現在鳳凰村實現城市化以後，家庭離婚率和城市地區已經沒有了差別。造成這種變化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城市化以後，村落的通婚圈在擴大，跨地域、跨文化通婚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不少人認為婚姻是個人的事情，事實上也受中國傳統家族倫理的影響，婚姻是涉及兩個家庭的事。而來自不同文化的人由於風俗習慣不一樣，在嫁女習俗、禮品饋贈、酒席擺法等各個方面都可能存在非常具體的差異，這種文化差異往往是跨文化家庭內部衝突的導火索，並極有可能進一步導致離婚率的上升。

第三，在轉型期里還可能會有一些文化不適應，地域性歧視就是其中一種。人們對某一地方的人有很多刻板印象，研究認為，這種情況之所產生，可能是因為群體認同的存在，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心理在我國是根深蒂固的。另一個可能的因素是傳統道德倫理的弱化。過去中國傳統地域性文化是熟人社會，以宗族制度、親屬制度、地緣制度為基礎。進入到移民社會後，這些傳統就被打破了，我們基本可利用的資源發生了變化。其中，最反傳統的制度便是傳銷，傳銷採取「殺熟」的做法，從最熟最親近的人開始。這種利用親屬關係損人利己的做法，是反傳統的，也是有違倫理的。

第四，在移民社會裡還有更為複雜的人際關係。過去將人分為「圈內圈外」，實際上，在移民社會裡我們面對的更多的是圈外人。和圈外人打交道，我們主要是依靠法律和契約，這本無錯，然而如果解決任何問題都要靠法律、規章制度，那麼社會運行的成本就會很高。以美國社會為例，美國的法律系統非常複雜，聯邦有聯邦法，各州又有各州的法律，本州犯法，在另一個州可能無罪，這就使得律師成為美國最賺錢的行業。中國的傳統是「以禮入法」、「以德治國」，倫理道德的約束力要高於法律。社會道德規範和信任機制的建立有助於降低社會運行的成本。

最後是族群關係的複雜性。一個城市裡面，一方面是地域性人群類型的複雜性，比如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可以看到來自全國各個省份的地域群體；另一方面則是不同民族的複雜性，來自五湖四海的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民族或人群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城市社區多元化的宗教信仰。族群關係複雜性給政府的管理帶來了極大的挑戰。比如在工廠中，倘若不同民族群體之間出現衝突，工廠因缺乏專門的管理部門或者管理人員缺乏相應的管理經驗而束手無策，最終只能由政府出面來處理。

提供更好的政策環境和公共服務

前文回溯了如何從城市微觀社區的角度觀察從地域型社會到移民型社會的轉型過程，大多是從國內移民的視角展開的。事實上，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中國逐漸成為移民的目標國，來自境外的國際移民群體的規模也在不斷壯大。我曾就廣州的國際移民做過專題研究，在廣州有來自日本、韓國、東南亞、中東以及非洲地區的大量移民，他們有的是來中國做工人，有的是做中介商人，有的是來中國投資。他們中有許多人在中國建立了家庭和親屬網路，從而對社會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比如，不同身份類型的國際移民進入中國之後會產生許多制度層面的問題，如跨國婚姻伴侶的入籍問題、國際移民監管問題等。現在我國尚未出台移民法，也未設立專門的移民管理機構，在這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無論如何，移民都是一個城市活力的象徵，是城市的寶貴財富。來自五湖四海的城市新移民對城市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些貢獻包括但不限於：提供廉價、靈活和強壯勞動力大軍，促進人力、物力和信息的聚集，促進地域農業現代化及工業化的轉型，促進鄉村迅速都市化，促進文化轉型（如通婚圈擴大），促進城市轉型等。因此，我認為，一個文化多元的移民社會，不應把移民看成是社會問題，也不需要對其進行社會治理，而應當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政策環境和公共服務，使其享受到和土著居民同等的待遇，幫助他們更好、更快地實現文化轉型。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2期第5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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