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夢的危機，貧富兩級分化如何影響了下一代人的生活機遇？

創意 06-17

作者簡介：

羅伯特·帕特南： 1941 年生，美國當代最傑出的政治學家，曾擔任美國政治學協會主席。哈佛大學馬爾金公共政策講席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2006 年榮獲政治學界最高獎約翰·斯凱特獎，且為 2013 年總統頒布的國家人文勳章得主。曾出任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院長。目前著書 14 部，被譯為 20 多種語言，在比較政治、美國政治、國際關係和政治理論領域均做出過卓越的原創貢獻。代表作《讓民主運轉起來》和《獨自打保齡》是過去半個世紀引證最多的社會科學著作，在國內學界和思想界也有深遠的影響。多年來，他擔任過多屆美國總統、英國首相、法國總統以及多個國家政府首腦的資深顧問，其學術思想也激發了全球範圍內草根社會運動的勃興。

譯者簡介：

宋昕：復旦大學古籍所先秦兩漢文學專業在讀碩士，曾就讀於重慶大學博雅學院，獲文學學士學位（2016年）。研究方向是兩漢的史學與文學。

來自：亞馬遜書籍摘錄：

《我們的孩子》的故事（節選）

我們的定性研究

有些人從數據中認識世界，但大多數人是通過故事來了解生活。鑒於本書的主要目標是讓更多受過教育的美國人看得到「社會的另一半是如何生活的」，我們就用大量的篇幅去講述富家子和窮孩子的人生故事。當然，本書大部分還是讓嚴謹的數據來說話，這些定量證據確證了美國孩子之間日漸擴大的機會鴻溝。但是，雖然量化的數據可以告訴我們美國兒童現在的生活狀況，以及我們為什麼應當關心孩子的事，但閱讀這些冷冰冰的數據卻始終如同霧裡看花，讓我們難以體會生活的真相：在眼下的世界，「我們的孩子」意識全面枯萎，為孩子提供機會成了一家一戶的私人責任，成長於這樣的時代意味著什麼？

定量的數據無法為我們展示日常生活的種種模樣：像斯特芬妮這樣的單親媽媽，靠著微薄的工資將孩子們養大，不但要時刻想著如何為孩子們提供一個安穩的家，保護他們免受街頭的危險，還要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照看他們；像大衛這樣的大男孩，被入獄的父親以及酒鬼繼母所拋棄，飽嘗生活的苦難，但即便如此，在一個惡意滿盈的社區內，他還是努力著要做一個好爸爸；甚至像瑪爾妮這樣的中上階級的母親，也在為子女的未來而惶惶不可終日，擔心孩子們無法應對這個工作環境殘酷、家庭關係脆弱的世界。

為了追尋生活的真相，詹妮弗花了兩年時間走遍美國各地，訪問年輕人和他們的父母，問題五花八門卻不離其宗，都圍繞著「在現如今的美國，成長是什麼樣子的」。她的第一站就是本書作者帕特南教授的家鄉，俄亥俄州的柯林頓港。在帕特南教授的回憶中，柯林頓港是一個機會的樂土，每一個孩子，無論窮或富、黑或白，都能從父母、店主、教師、牧師、校監和教練那裡獲得人生建議、機會和支持。詹妮弗訪談了帕特南當年的十多位同學，並對全班同學進行了一份書面調查（詳見下文），得到的反饋非常吻合帕特南的記憶。

作者本人，來自：由出版社提供

但是，當詹妮弗在 2012 年春訪問作者家鄉時， 20 世紀 50 年代的柯林頓港早已不知何處去，隨之一同消失的是普遍的經濟繁榮、社區中無所不在的凝聚力、惠澤所有家庭的平等機會。從柯林頓港返回後，詹妮弗帶回了這個市鎮甚至整個美國的「雙城記」：一邊是中上層階級的孩子，他們從讀書起就有家庭為之儲蓄的大學基金，參加足球隊的小聯賽，也有關愛他們的教堂長者；另一邊是工人階級的同齡孩子，他們的成長曆經險阻——心狠手辣的繼母，入獄服刑的父親，意外懷孕，還有青少年拘留。得知自己的家鄉在半個世紀後就已經面目全非，窮孩子已經失去了成功的機會，這一開始讓帕特南甚為震驚，也讓我們懷疑是否碰到的是生活在工業衰退地帶的工人階級孩子，他們是非典型的，境況遠不及普通工人家庭的同齡人。

於是我們擴展了樣本，新增了明尼蘇達州的德盧斯（Duluth）、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Birmingham）、德克薩斯州的奧斯丁（Austin）、俄勒岡州的本德鎮、加利福尼亞州的橘子郡、馬薩諸塞州的沃爾瑟姆（Waltham）和威士頓（Weston）。這些調查地點代表著美國各地多種類型的地方經濟和文化，包括工業衰退地帶的去工業化的小鎮（柯林頓港和德盧斯）、中產階級雲集的旅遊勝地（本德鎮）、欣欣向榮的高技術「奇蹟」城市（奧斯丁）、發展不平衡的都會區（費城和亞特蘭大），還有仍無力擺脫民權革命遺留問題的伯明翰。之所以選擇橘子郡，是因為它向來被認為是超級富豪的聖地，因此可以讓我們看到這種「橘子郡」神話所掩蓋的貧窮工人階級移民社區。回到波士頓，沃爾瑟姆和威士頓雖然毗鄰相望，但在家庭收入、學校質量和房產價格上都懸殊極大，這也讓我們看到 128 號公路這條「美國科技大道」是如何切割出「兩個美國」的。

接下來的兩年，我們用了數百個小時，走訪了上述研究地點的許多家庭，訪問了 107 名剛剛成年的年輕人，只要情況允許，我們也採訪了孩子的家長。詹妮弗完成了本書所記錄下的絕大多數訪談，而賈思敏·桑德爾森（Jasmin Sandelson），這位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才華橫溢的研究生，也參與了這一過程，還記得伊利亞么？他就是賈思敏在亞特蘭大的購物中心遇見的。我們選擇從 18 至 22 歲的年輕人著手——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剛從高中畢業，已經開始思考大學和未來的工作。在剛成年的這一人生階段，年輕人也才脫離家庭和中學的體制化環境，開始嚴肅地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認同和生活，通過聚焦於這一群體，我們可以進入這些孩子們的世界，感知他們是如何理解自己的童年的，又是如何規劃他們的未來的。這樣安排，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他們對未來的憧憬，同時可以認識到在他們成長路上等待伏擊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攔路虎。

本書討論的是不斷擴張的階級鴻溝，因此我們把受訪對象分為兩類：一類是中上層階級的家庭和孩子，另一類是工人階級的家庭和孩子。但問題是，在美國文化中，「社會階級」向來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模糊語詞。在本書中，我們運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為區分的指標——父母若是自四年制大學畢業，則他們以及他們的子女就被歸類為中上階級；如果父母的教育僅止步於高中，則這樣的家庭就被歸類為下層階級或工人階級。在本書中露面的共有 10 位中上階級的父母，在他們中間， 5 人有本科學位， 4 人獲得了碩士學位，還有1位則是在子女長大成人後重返高校讀書。他們的子女，要麼是正在讀大學，要麼是已經完成了大學學業。相比之下， 13 位工人階級的父母出現在本書中，其中連高中都沒畢業的有 5 位，拿到高中文憑的有 4 位，還另有 4 位的情況我們不得而知（因為他們已經消失在子女的生活中）。這些工人階級子弟好歹都讀完了高中，至少是拿到了同等學力證書，他們中間有 3 位還讀過幾天大學，但無一從大學畢業。

從家庭和父母到學校和社區，我們的系統研究要在這些實體問題上展示全國範圍內的階級鴻溝，為此，我們在每一章都找到了相反相成的對比案例。例如，在討論家庭結構的章節中，我們特別在同一地區挑選了一對案例，它們在父母人生和家庭結構上都有極豐富的素材，但構成了鮮明的正反對比；同樣，在討論教育的章節中，我們也找到了來自同一地區的一對案例：兩個地理位置相距不遠，但教育質量卻有天差地別的中學。

但無論如何，我們在本書中講述這些故事，只是作為例證，而不是證據。我們之所以在研究中運用了民族志的手法，目的並不是要描繪出一幅當代美國的浮世繪（考慮到我們的樣本很小並且只是便利抽樣，因此做到有代表性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也不是要證明故事之發生果真如我們受訪者追憶的如此這般，而是要把我們的分析範疇定位在家庭結構、為人父母的方式、學校、鄰里社區，然後再去討論它們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種族、不同的地域是如何展開的。本書不乏展示出普遍圖景的硬數據，它們均來自我們對現有社會科學研究發現的概括。無論如何，我們都相信，這些來自生活本身的故事準確地描繪了在量化數據內呈現出的趨勢。

如果問我們在訪談中發現了什麼，那麼就是：在今日之美國，中上階級的孩子，無論他們來自什麼種族，是何性別，生活在哪個地區，言行舉止都驚人地相似；反過來，工人階級的孩子看起來像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我們的定量研究

追憶往昔的流金歲月，帕特南教授會不會讓情懷美化了他對 20 世紀 50 、 60 年代之柯林頓港的記憶？同時，我們對唐、弗蘭克、莉比、傑西和謝麗爾的深度訪談以及最終講述的人生故事，能否代表著 1959 屆的整個班級？為了驗證以上兩個問題，我們在 2012 年進行了一次匿名的書面調查，對象覆蓋了柯林頓港高中 1959 屆的全部畢業生，那時他們的平均年齡已經是 71 歲了。

在 1959 屆的 150 名畢業生中，到 2010 年時，有 26 位已經去世，還有 14 位聯絡不上（其中有些人估計也已經不在人世）。我們向餘下 110 名老人發去邀請，希望他們能完成書面調查，其中有 75 位提交了答卷，佔比 68%。在那些沒有回復的老人中，我們估計大約有 15 位老人是因為健康狀況不佳而無法完成調查，因此合理的估計是，在有能力完成問卷的 1959 屆同學中，約四分之三返回了答卷。

幸運的是，我們手上掌握了 1959 屆所有同學的某些關鍵信息，包括性別、種族、班級排名，而且要感謝「高中年鑒」，我們獲得了這屆學生參與體育以及其他課外活動的完整記錄，還有學術社團以及獲獎的全部信息。因此我們可以進行大規模的數據分析，從而檢測我們的調查樣本如果同該屆全體學生相比，在人口特徵、學業以及其他方面是否存在偏差。最後得出的答案很簡單，我們的樣本很有代表性。當然，學有所成的女同學，在我們最終的樣本中有些許的優勢，但其間的差距絕不會對基本的結論造成偏差；而在其他方面，我們調查樣本內的同學，都同那些因死亡、疾病、失聯或者拒絕調查而未出現的班級成員，是完全一致的。

我們還用另一種方式驗證了樣本的代表性——我們找到了二十多位老人，他們曾一度是柯林頓港高中 1959 屆班級內的同學，但最終沒有同全班人一道畢業。雖然這一組的反饋率要稍微低一些，只有 8 位老人提交了書面調查的答卷，這 8 位事實上都在其他地方完成了高中學業。因此，雖然我們知道 1959 屆班級內有些同學因轉學或退學沒有完成在柯林頓港高中的學業，但這部分同學的人數並不多，不會影響我們從調查樣本中得出的任何推理。

我們的問卷不僅有一些開放性的問題，請受訪者回答他們記憶中的 20 世紀 50 年代的柯林頓港，還提出了一些很具體的選擇或判斷題，涉及受訪者的家庭背景、校園內外的成長經驗、教育和職業成績——以及他們配偶和子女的同類信息。在本書第一章中，我們就是運用來自這次調查的信息，重現了柯林頓港在 20 世紀 50 年代的社會、經濟和家庭圖景。而我們在對這些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時，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圍繞著社會流動的——在何種程度上， 1959 屆畢業生的家庭背景可以預判出他們的教育和事業成就，又是什麼樣的因素介入了社會經濟地位的代際傳承。

雖然我們研討了測度社會經濟地位的多種指標，既有關於父母的，也有關於孩子的，但迄今為止，最嚴整也最可靠的模型是圍繞著教育成績的，所以我們關於社會流動的分析也主要是根據這一指標：在何種程度上，我們可以根據其父母的教育程度來判斷 1959 屆同學的教育程度？（由於我們的結論是那代人的代際流動相對較高，因此以教育作為分析指標在方法上是偏保守的；如果我們以經濟財富為指標，則代際流動看上去會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