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之水—蜿蜒中的現代中國》讀後所思

提起黃河，作為一個中國人，你首先想到了什麼？

中華民族文明發祥地？母親河？黃河決堤導致泛濫洪災？黃河大合唱？民族革命精神？炎黃子孫？

恐怕，我們很難用一個或幾個特定的詞語來概括黃河，它對於我們的印象與意義要遠遠複雜許多。

在《黃河之水—蜿蜒中的現代中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姜智芹譯）這本書中，作者戴維·艾倫·佩茲「以一個外國人的視角，考察了黃河從古至今的歷史變遷，剖析了黃河的流經之地—華北平原上的水治理及其對於中國政治和經濟穩定的重大作用」（譯者語）。

作者是亞利桑那大學東亞系中國歷史學教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環境史主席，主要研究領域為環境史和中國以及東亞科技史，特別專註於華北平原水利治理的歷史變遷。

說實話，這本書我讀起來比較費勁。或許因為本書的風格太像一本學術專著，其中涉及地理學、水文學、地質學等專業領域內容較多，學術色彩過於濃厚；又或許是翻譯風格的問題，書中即便是敘述歷史人物和事件時，描寫黃河在幾千年治理、利用、決堤、斷流的過程里，對於歷代政權，以及流域範圍內百姓蒼生的影響時，也缺少文學色彩而較多中性學術語言，這沖淡了本書主題對於中國讀者的感染效果。

這也有些令我失望，畢竟對歷史學、社會學方面的興趣，才是我當初買這本書的初衷。不過，通讀全書，作者的一些觀點，還是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黃土高原的記憶

我出生在臨汾，這是一個西鄰黃河，位於山西西南部的地級市，城市不大但歷史很悠久。許多歷史研究者如此描述臨汾的歷史：「它是華夏民族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和黃河文明的搖籃，著名的華夏第一都。」在西晉黃埔謐所著專述帝王世系的《帝王世紀》中，稱「堯都平陽」，就是指臨汾。

當然，對於故鄉的印象，我腦海中最深刻的部分還是關於黃土的記憶。就是那種春天帶來沙塵、雨季帶來黃泥、鄉村隨處可見的黃土坡、黃土斷崖處修建的窯洞以及耐旱力極強的沙棘、酸棗等影像共同構築的記憶。

故鄉的黃土如此令人印象深刻，正如本書中所引用美國地理學家喬治·克雷西在遊歷過黃土高原後的描述：「（黃土）就像用一個巨大的篩子篩過一樣，漫撒在茫茫大地上。這種物質是非常細小的顆粒，呈黃褐色，非常纖細，以致你在指尖研磨時都注意不到它滑落進你皮膚的毛孔。」

作為將遙遠的西部荒漠和天盡頭的東部海岸連接起來的大動脈，黃河幾百萬年來一直將上游的地表土沖刷到下游，為華北平原農業區的穩定發展奠定了生態基礎。

對於這種黃土的來源，佩茲教授傾向於認為是在乾旱的更新世時期，從戈壁、阿拉善和鄂爾多斯沙漠吹過來的。

「治水」與「治國」的關係

大禹治水的傳說在我們小學課本中就有，歷史主流觀點在宣揚大禹治理泛濫洪災的偉大事迹時，背後隱含著如下含義：「洪水代表過去統治者的昏庸暴虐所造成的政治和社會的混亂，而以新統治者的成功治理而終。」

畢竟，黃河泛濫造成家園被毀，莊稼絕收，百姓紛紛逃難，從而導致流民產生。這種人口的非正常遷移，加之其他政治、外交上的困境，便有可能由天災導致人禍，進而嚴重威脅當朝政權的穩定。

比如從1585年到1644年明朝滅亡，中國人口減少了40%，部分原因是明朝政治腐敗、經濟崩潰、農民起義、滿族入侵等，但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黃河流域乾旱和洪澇以及隨之而來的饑荒和疾病。

所以歷朝統治者都將治理水患、利用河流灌溉農田造福百姓，作為其政權合法存在的基礎之一。正如作者在書中寫到：「在整個中國歷史中，一系列治水過程體現著神話傳說的巨大力量，這種力量經過演繹和重新詮釋，證明著政權的合法性。早期中國不同朝代實施的大型水利工程主要服務於創建和維護中央政府的權威。」

「治水」從某種意義上說就象徵著「治國」。

黃河，既哺育沿岸百姓，也時常給百姓帶來災禍，這種人與河的不確定關係，既有自然氣候環境帶來的影響，也有軍事、政治等有關人的因素。

比如1938年國民黨為了阻止侵華日軍西進，蔣介石「以水代兵」，下令炸毀了河南鄭州市區北郊17公里處的黃河南岸堤壩—花園口。四分之三的黃河水咆哮南下，流入安徽和江蘇的淮河，淮河的支流很快滿溢，江蘇北部大片地區成為澤國。此次人為造成的黃河決堤，造成下游百姓50萬至100萬人死亡，受災人口達1200萬。而修複決堤的工程，要在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才緩慢展開，期間還因為逐步加劇的國共內戰而不斷延緩。直到1947年3月，黃河決堤口才被堵住。在這近10年的時間裡，河南、安徽和江蘇等地大片土地和村莊被黃河泥沙淹沒，造成著名的「黃泛區」，災區赤地千里、荒無人煙，大批流民逃亡陝西，並間接導致了1942年河南大饑荒。

這種利用黃河的巨大破壞力來達到政權自身目的，暴露了人類的自私貪婪以及對於大自然缺少敬畏的本質。

所以我覺得，中國歷代當政者在與黃河的相處過程中，始終處於一種矛盾心態當中，一方面考慮百姓福祉、政權穩定要依賴黃河的治理與開發，一方面出於軍事、政治的目的，有意無意地又在做著破壞自然規律的自毀之舉。這一點是導致歷史悲劇一次次重演的重要原因。

國家認同意識的興起

很多中國現代歷史書中，都將華北地區描述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而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母親河。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從華北平原起源，然後從空間和時間上向外擴散影響。

在《尚書》中專門以大禹治水為背景的一篇《禹貢》中，全文一共1193字，分為「九州」、「導山」、「導水」、「五服」四個部分。

其中「五服」那部分說的啥呢？主要意思是大禹下令在國力所及範圍內，以京都為中心，由近及遠，以500里為單位依次劃分為「甸服」、「候服」、「綏服」、「要服」、「荒服」五個層次。分別代表皇帝的地盤、諸侯領地、天子文化影響到的地區、結盟的外族地區以及蠻荒之地，由此而確定出皇權的勢利範圍及遠近親疏。

你看，從這「五服」的劃分，東臨大海、西至沙漠，從北方到南方，統統都是天子的勢力範圍，這反映了中國歷代統治者大一統的思想，即天下均應圍繞皇帝而運作。雖然現代地理知識早就告訴我們，中國既不是四海之中心，離我們最遠處也不是未開化的蠻荒之地。

但這種思想還是一直延續並影響到現在，即中華文明的發展，也是一種漣漪般由中心向四周傳播並影響的過程。

這種中國文化中心的思想，在中國近代遭受外敵入侵、內亂頻繁的時期，便很有用了。

1931年日本侵佔東北，國家存亡危機時刻，國家領導者需要塑造一個明確、具體的國家統一意識，而這種意識在歷朝歷代封建王朝百姓心目中是沒有的。封建王朝奉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所有權觀念，即天下都是皇帝家的，和百姓沒有絲毫關係。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才會在屢次有外族入侵時，百姓漠不關心國家存亡的現象。

這一點在推翻封建王朝後、尤其是日本全面侵華開始，便發生了改變。「當政治家和愛國知識分子通過強化黃河與中華文明的聯繫而著力構建一種國家認同意識時，當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的革命實踐形成了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革命的北方，並將中華民族、農民大眾和革命的價值觀鐫刻在了黃河流域和華北平原上時」，當全國上下一致抵抗外敵入侵時，「中國」、「中華民族」做為整體國家概念，才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目中逐漸清晰明確起來。

儘管佩茲教授在書中的觀點提到，最近的考古發掘支持了中國早期文明多地起源（包括中國的南部和西南部）、共同構成中國文化的理論。但我的理解是，無論華夏文明發源於何處，不可否認的是，華北平原與黃河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已經承載了眾多且厚重的符號意義。

正如書中所寫：「史前時代，華北平原沼澤縱橫，正是大禹治理黃河疏通入海，才創建了中華文明興起的生態條件。20世紀，華北平原的環境地貌成為帝國主義掠奪中國的符號、成為長期封建社會及其政治模式的符號。新中國成立後，又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頑強生命的象徵符號。」

黃河，它已經穿越歷史與時空，浸染在了每一個中國人的皮膚之上、流淌在了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當中。它帶給我們的生命與苦難，都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書寫著一個永不可改變的事實：

我從黃河來！

作者：張宏偉。文章圖片來自網路，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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