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帕特南：美國夢，幻象與現實

撰文：羅伯特·帕特南

翻譯：田雷、宋昕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在一個階級固化的社會裡，寒門為什麼再難出貴子？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理解美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是如何影響下一代人的生活機遇的，哈佛大學帕特南教授組織研究團隊，以數年之功，追蹤訪問了生活在美國各地的107位年輕人，呈現出美國社會在過去大半個世紀以來的變遷圖景，書寫了一則關於「美國夢之衰落」的警世恆言《我們的孩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第一章。

我回到了俄亥俄州，但記憶中的故土已然消逝。

如果我能真正理解都柏林，那我也能

理解這世界上的所有城市。

在一粒沙中，我們看到整個世界。

我的故鄉，回到20世紀的50年代，正是美國夢的一處夢鄉，在那個名為俄亥俄州柯林頓港的市鎮上，所有的孩子無論出身，都能獲得體面的人生機遇。但半個世紀過去後，柯林頓港的生活卻已成為一場美國噩夢，整個社區被劃分成涇渭分明的兩部分，兩邊的孩子各自駛向彼此不可想像的人生。早在出生的那一刻，孩子們的命運就已經被決定。不幸的是，柯林頓港上演的悲劇只是美國社會現狀的一個縮影。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它為何與我們息息相關，我們又應如何行動起來，改變我們社會被詛咒的命運——這就是這本書將要討論的問題。

從現有最嚴謹的經濟和社會史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景況，當時，小到柯林頓港，大到整個美國，社會經濟壁壘處在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最低點，具體表現為：經濟和教育高速發展；收入平等程度較高；鄰里和學校內的階級隔離維持在低水平上；種族間通婚和社會交往的階級壁壘也可以輕易打破；公民參與度高，社會凝聚力強；出身社會下層的孩子們有著充足的機會去攀登社會經濟的上行階梯。

柯林頓港是個小地方，種族構成也談不上多元，但從其他各個方面來看，柯林頓港確是一個可以代表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微觀縮影，從人口、經濟到教育、社會，乃至於政治，都是如此。（柯林頓港是渥太華縣的縣府所在地，而渥太華縣則是美國風向州中的風向縣——也就是說，渥太華縣的選舉結果在歷史上總是最接近全國範圍內的結果。）我高中同學的人生故事向我們展示出，無論貧窮富有，甚至無論膚色黑白，所有的孩子都有機會走向成功。在我的班級上，貧窮的白人小孩唐和莉比，貧苦的黑人小孩傑西和謝麗爾，還有弗蘭克這位我們班級內唯一真正的富家子弟，他們的人生能走多遠，首先取決於他們自己的才華和進取心。

美國之大，沒有哪一個市鎮或城市可能完美展現國家的全貌，況且50年代的柯林頓港也並非人間天堂。這裡的少數群體遭受著嚴重的歧視，女性甚至經常為社會所邊緣化。正如我們在本章接下來會進一步討論的，當時美國的社會問題在柯林頓港亦無從迴避。如果不經大規模的社會變革，現如今恐怕沒什麼人願意重回20世紀50年代的柯林頓港，我也是如此。但，社會階級在當時並不是決定人生機會的主要因素。

但是，當我們的目光投向21世紀的柯林頓港時，現如今富家子弟和窮苦孩子所面臨的人生機會已經有了天差地別，從我們接下來將會讀到的切爾西和大衛的人生故事中，即可見一斑。今天的柯林頓港，隨處可見壁壘森嚴的階級隔離，按照學校官員的說法，校園內停泊著闊綽富家子弟的敞篷寶馬車，與之一步之遙的是他們貧窮同學的破爛老爺車，有些人無家可歸，每晚把車開走後就睡在車裡。發生在柯林頓港的種種變化，涉及經濟環境、家庭結構和父母管教、學校和鄰里社區，而柯林頓港的新故事又是整個美國的一個縮影，現在，這些已經導致越來越多的孩子們，無論種族，也無論性別，正在被拒之於美國夢的大門外。既然我們要探討機會平等，1959年的柯林頓港就是開啟我們本書旅程的絕好起點，因為它總是可以讓我們警醒，美國夢已經同今天的社會漸行漸遠了。

1959年6月1日，鎮中心的柯林頓港高中。暮色降臨時，白晝的驕陽暑熱漸已散去，夜晚的空氣清涼如水。150名新科高中畢業生走下學校的階梯，手中緊握著我們嶄新的畢業證，畢業典禮剛過，大家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在這個伊利湖畔歡樂友好的市鎮（人口6500，大多數是白人），我們度過了美好的少年時光，雖然還對過去的生活眷戀不舍，但我們更對未來的前途信心百倍。一如既往，這是一場全鎮範圍內的慶典，1150人參加了我們的畢業禮。無論是否血脈相連，鎮民們都把這群畢業生視作「我們的孩子」（our kids）。

唐

唐說起話來柔聲細語，是一個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的白人孩子，但我們班級中從來沒人會在意他的家庭，因為唐是我們最閃耀的四分衛明星。唐的爸爸只受過初中教育。為了維持家庭的生計，這位父親不得不起早貪黑，打兩份工——第一份工作是在柯林頓港製造工廠的流水線上，從早晨七點開始，到下午三點結束；第二份工作是步行至不遠處的一家當地罐頭廠，工作從三點半開始，一直要干到晚上十一點。唐的媽媽念到了高中二年級，用唐的話來說，她就「活在廚房之中」，整日操心著全家人的一日三餐。每天晚上，這位媽媽都會和唐以及他的兩個兄弟坐下來一起吃飯。他們吃的通常是零碎食物，把廚房裡所有能吃的東西配上土豆一起油炸。等到他們的父親下班回到家時，男孩們早已進入夢鄉。

唐這一家人住在鎮上較窮的區，一直到唐離家上大學時，他們家都沒有汽車，連電視也沒有。要知道，當時美國80%的家庭都有一部汽車，90%的家庭有一台電視。每周去教堂的時候，他們的鄰居會將唐家人帶上。他們沒有錢外出休假旅遊。不過，他們住在父母有其產權的房屋裡，因此感覺到經濟上尚且安全。唐回憶道：「我從來不知道自己是個窮孩子，直到我上了大學，修了《經濟學入門》這門課，我才發現自己一直是『被剝奪的』（deprived）。」

雖然家境平平，唐的父母還是敦促他一定要上大學，如同我們班裡許多工人階級家庭的孩子，唐選修了柯林頓港高中的大學預科課程。他的母親逼著他練了六年的鋼琴，但他的真愛卻是體育運動。唐是籃球和橄欖球賽場上的健將，即便工作再忙，他的父親也絕不會錯過他的每一場比賽。在接受我們的訪談時，唐輕描淡寫地帶過了柯林頓港的階級差異，他說道：「我家住在鎮東邊，有錢人住在鎮西邊。但大家相逢在運動場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儘管唐的高中好友無一人進入大學，但唐自己的學習表現卻十分優秀，畢業時成績位列我們全班的前四分之一。據他所言，他的父母對大學「一無所知」，不過幸運的是，他在教會裡有熟人。「鎮上有位牧師一直很關照我」，唐說道，「他還向我最終就讀的大學推薦了我。」不止如此，在申請助學金以及整個錄取過程中，這位牧師也對唐多有指點。

從柯林頓港高中畢業後，唐升入俄亥俄州南部的一所教會附屬大學，在這裡，他仍活躍在橄欖球賽場上，隨後進入神學院。據唐所言，在讀神學院時，他曾一度懷疑，他能否「如賽場上那般遊刃有餘地」做個牧師，於是他回到鎮上，準備告訴父母他要退學。回家那天，唐路過鎮上的撞球房，順道跟老闆打聲招呼。這家店的老闆是他父親的老朋友，見他前來，便把他隆重引見給店裡的客人，稱唐是「咱們未來的牧師」，還有一位客人請唐為他祈禱——他不由感到，這些跡象表明，自己應當繼續牧師的人生之路。

大學畢業後不久，唐就和一位名叫瓊的高中老師結婚了，他們婚後育有一子，這個孩子後來成為一所高中的圖書管理員。在度過了多年成功的牧師生涯後，唐最近才剛退休。但他仍不時到鎮上的教堂幫個人手，而且多年來一直執教高中的橄欖球隊。回顧往事，他說自己這輩子得到了上天的眷顧。唐出身於一個貧窮但卻友睦的家庭，卻能成為一名成功的職業牧師，這反映出他與生俱來的才能和球場上的不屈勇氣。但也正如我們所能看到的，唐所取得的這種社會上行流動（upward mobility），在我們那個班級中並不是個案。

弗蘭克

弗蘭克來自柯林頓港少有的富庶家族。自19世紀末，他的外曾祖父就開始經營漁業生意，到弗蘭克出生時，他的家族企業已經是多元經營，不但進入房地產業，還將觸手伸入當地多家商業機構。早在20世紀30年代，弗蘭克的母親就從大學畢業，緊接著還在芝加哥大學取得了碩士學位。弗蘭克的父親是一位受過大學教育的牧師之子，就是在芝加哥，兩人相遇，很快結為夫婦。弗蘭克出生後，他的父親開始接管家族的生意——漁業、農場、一家購物中心，還有鎮上的餐廳等——而他的母親則投身慈善事業。

柯林頓港有一家遊艇俱樂部，向來都是當地社會精英的會所。在弗蘭克還是個孩子時，他的外祖父、父親和舅父就已先後擔任過遊艇俱樂部的「會長」，而他的母親和姨母則被選為「船長」——已然臻至當地社會的金字塔頂峰。一言以蔽之，在柯林頓港高中1959屆同學的家長中，弗蘭克的父母最有錢，受教育程度最高，社會聲望也最為卓著。

同弗蘭克的家庭相比，那些處在社會經濟底層的家庭差的可不是一點半點，但即便如此，如果較之於今日美國（甚至是柯林頓港）普通存在的兩極分化，50年代的社會差距還是要緩和得多。弗蘭克的家，同唐的家相距只有四個街區，在他的記憶中，鄰里可以說是「各色人等的美妙雜居」——卡車司機、雜貨店店主、環洋超市的收銀員、本地公司的員工、消防隊長、加油站老闆、護獵員。「我們不是一起在後院打棒球，就是在街角踢足球，」弗蘭克回憶起往事，「人與人之間相處，和諧融洽。」

儘管家世殷富，但從15歲那年開始，弗蘭克就在家族經營的餐廳里打暑期工。同他的高中夥伴們一起清除塗鴉，打掃衛生。他的家族謹慎低調地處理他們的社會地位。「當你身在柯林頓港，周圍的孩子們都只買得起一罐可樂，那你也只能買可樂，」記憶中，弗蘭克的外祖父就曾這樣訓斥過他的舅父，「如果我們到了克利夫蘭或紐約，你想買什麼，就買什麼，但是當你和柯林頓港的孩子們生活在一起，你就絕對不能出格。」

讀高中時，弗蘭克完全融入到班集體，和同學們打成一片——他行事低調，這讓很多同學以為他就是一個尋常百姓家的孩子。不過，蛛絲馬跡仍有顯現。弗蘭克是我們班第一個帶牙箍的孩子。上小學時，每到冬季，他就有幾個月在位於佛羅里達的家族別墅里度過，在那裡上學。他的外祖父是我們學校的校董。曾有一次，弗蘭克的父母邀請了一位老師來家共進晚餐。事後，弗蘭克還責怪他的母親，「你這麼做，分明是要讓我在全班同學面前難堪！」還有一次，父母有意出面干預他一門課的成績，這讓弗蘭克感覺豈有此理：「你們是在開玩笑嗎？天吶，在我們孩子眼裡，老師永遠都是對的。」

論學習，弗蘭克資質平平，但這並不意味著父母會放鬆對他的教育。「從出生那一刻直到進入大學，我的人生早已被規劃好了，」弗蘭克告訴我們，「我知道自己得上大學，最好還要堅持到畢業。」在父母的經濟資助下，他進入了本州的一所小學院，主修新聞專業。大學畢業後，他參加了海軍，入伍七年的時間，他駕駛著海軍運輸機在全世界環遊。「我愛那段日子，」弗蘭克回憶道。

海軍退役後，弗蘭克在《哥倫布郵訊報》做編輯，一干就是25年，最終卻因為反對社裡一些人事變動而被炒了魷魚。從那以後，他重回柯林頓港，半退休地在家族企業里做事，先後做過魚類清潔、碼頭租賃，還經營過時裝店。世事艱難時，靠著外祖父在他出生時就設立的一份信託基金，弗蘭克還可以安然度日。 「不是什麼大錢，」他說，「但至少我不會挨餓受凍。」弗蘭克的家族財富就這樣保護著他，使他不致因生活的碰壁而傷痕纍纍，但這份財富又絕非那種可以助他一飛衝天的跳板，讓他可以遙遙領先於唐以及普通人家的同齡人。

21世紀柯林頓港的階級差異

回到1959年，當我和我的同學們在畢業典禮上暢想未來時，沒有人會有一絲憂慮，感受到變化即將到來。在我們這屆畢業生中，近半數的同學直接上了大學，而對於留在柯林頓港這個小鎮上的同學來說，他們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僅適用男性），結婚成家，自此之後過上安逸的生活。他們的父輩不就是這麼過的嗎？而在從1959年起的十年間，他們的這些期待也都在幸福生活中得到了滿足。

但就在此時，一種隱藏的趨勢正在整個美國不斷積蓄力量，一旦發力，它將如旋風般席捲美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從根本上改變我們下一代人，乃至下下一代人的生活機遇。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說，這場變革將帶來切膚之痛，因為柯林頓港又一次成為了風向標，解剖這隻麻雀，我們可以看到過去數十年間席捲整個美國的種種變動。

柯林頓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繁榮，是以製造業為基礎的，然而自70年代開始，製造業作為經濟支柱，其根基已經開始動搖。回想50年代，美標公司在市鎮東頭的大型工廠，為近一千名藍領工人提供了穩定的就業崗位、優厚的勞動收入，但到了70年代，工廠所能容納的勞動者人數就縮減至不到原來的一半，接下來，又經過二十多年的裁員和減薪，位於楓樹街上的工廠大門終於在1993年轟然關閉。又是二十年過去了，現如今此地只余昔日工廠龐大的廢墟，鐵絲柵欄上仍然懸掛著聯邦環境保護署的告示——「環境危險！」。從美標工廠、陸軍基地，到石膏礦場，鎮民們眼見著它們一一關閉，然而這只不過是柯林頓港經濟崩潰的冰山一角而已。

在渥太華縣境內，迄今為止柯林頓港仍是最大的市鎮，如果統計製造業對渥太華全縣的就業貢獻率，亦即製造業容納的工人佔全部工作崗位的比例，則這一數字從1965年的55%，在1995年跌落到25%，而且還在持續下滑。隨著整個國家經濟浪潮的起落，失業率難免上下波動，但問題在於，地方的經濟繁榮總是難以同全國性的繁榮相提並論，而地方的經濟低潮卻要更慘淡許多。直至20世紀70年代，渥太華縣的實際工資還稍高過全國平均水平，但在接下來的40年中，工資一跌再跌，降到最低點時，甚至比全國平均水平要低25個百分點。按照2012年的統計數據，近半個世紀以來，渥太華縣普通工人的實際工資並沒有增長，而在考慮到通貨膨脹造成實際購買力下降後，工人當下的收入甚至要比他們祖父母在70年代早期的收入下降了16個百分點。

經濟的盛衰也會造成人口的波動。自1940年至1970年，柯林頓港的總人口在30年中就增長了53%，然而在七八十年代，人口增長突然間陷入停滯，而自1990年開始，人口出現負增長，到了2010年前後，20年中人口總數下降了17%。絕望的本地工人不得不到外地尋找工作機會，上下班的路程也因此越變越長。當我在柯林頓港讀書時，市鎮中心有很多商鋪，而現在大都已經人去樓空，它們之所以關門歇業，一方面是因為它們完全不是位於郊區的沃爾瑪或家樂多（Family Dollar）連鎖超市的對手，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柯林頓港居民的消費錢包在日漸縮水。

經濟上的沉重打擊突如其來，但一開始並未導致社會的敗壞，這要歸功於我們年輕時代仍然強韌的家庭和社區紐帶，它們緩衝了經濟崩潰的社會破壞力。但隨著地方經濟狀況持續惡化，一屆又一屆高中生進入社會，那曾在五六十年代支撐起柯林頓港這個小小共同體的社會規範，也在日復一日地受到侵蝕。20世紀80年代，柯林頓港的青少年犯罪率尚處在全國平均水平線上，但自此後就開始陡然攀升，2010年時，已經是全國同比數據的三倍之多。終有一天人們發現，任何一位柯林頓港高中的畢業生，只要能逃離此地的，都不會選擇留下來。統計渥太華縣30歲以上、40歲以下人口的凈流失率，則從70年代的13%上升至本世紀前10年的27%，翻了一番還要多。

經濟陷入困局，生活壓力與日俱增，家庭結構也因此發生了變化。從1970年到2010年，渥太華縣單親家庭的比例從10%上升至20%，增加了1倍，與此同時，離婚率則增加了4倍。從1990年到2010年，全縣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從不到20%，急速增長到近40%，其增速不但超過了同期全國白人的同比數據，同時還意味著，單親家庭的數量未來還會持續增長。而柯林頓港可以說是當地經濟在80年代崩潰的震中地帶，在柯林頓港這個社區內，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在短短十年間就出現了爆炸式增長，1978年，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只是9%（大約為全國平均數的一半），而到了1990年，同比數據就激增至約40%（超出全國平均數一倍之多）。而在自1990年後的二十多年來，兒童貧困率更是一路飆升，1999年時尚且只有10%，2013年就已經增至近40%。

但是，柯林頓港在過去半個世紀的故事，也正如整個美國在這些年間的這段歷史一樣，並不僅僅是關於工人階級崩潰的一曲哀歌。歷史告訴我們，它還關係到一個新上層階級的誕生。柯林頓港位於伊利湖畔一處風光秀麗的湖岸旁。在我小時候，這片湖岸對我們所有人都開放，夏日度假小屋、平民遊樂場、釣魚宿營地，沿著湖岸線星羅棋布，掩映在一處處怡人的果園之間。但是，過去二十年來，當柯林頓港的傳統經濟陷入崩潰之際，從克利夫蘭市、哥倫布市以及中西部地區的其他大城市來了一夥出手闊綽的律師、醫生和生意人，22這些有錢人發現了這片湖岸以及近岸島嶼的魅力，於是出手買下了這一地帶——作為他們的別墅、退休後的休養之地，甚或只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儘管住在這裡也有代價，每天在居所和城市裡的工作場所之間往返，也是耗時耗力的事兒。

當地有些幸運的開發商抓住商機，很快，伊利湖岸邊一座座豪華公館和有門衛看守的社區拔地而起。在柯林頓港的東西兩個側翼，這些富人的物業沿著湖岸線綿亘了20英里。一戶戶奢華的公寓環繞著高爾夫球場，環礁湖內停滿了豪華遊艇。位於伊利湖沿岸的卡托巴高級住宅區，有一座湖畔豪宅甚至附帶室內劇院和運動場。現如今，當你拿起《柯林頓港先驅新聞報》，翻到房產廣告版，左欄是百萬豪宅的廣告，右欄就是殘破平板房的信息；而你從湖濱的富人區向鎮中心走，不到十分鐘就可以看到凋敝的窮人社區，那裡的人們窮困潦倒，以拖車為家。

渥太華縣一度曾是全美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地區之一，但過去數十年來，這裡的收入分配狀況也開始發生扭曲。在渥太華縣的居民中，最富有的和最貧窮的人數都在增加，而與此同時，中產階級的人數卻大幅減少。根據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卡托巴島地區的中等家庭收入高出毗鄰地區的同比數據一倍還要多。不僅如此，觀察圖1-1和圖1-2內的填色地圖，我們可以發現，上述轉變的速度和密度都令人震驚。在這兩幅地圖中，一個普查地區內，窮孩子人數越多，則該地區的顏色標示就越深，所以這兩幅地圖可以表明，在2008年至2012年這一時間段，生活在柯林頓港（尤其是鎮中心的周邊地帶）的貧困兒童要遠遠超過20年前（即1990年），但位於湖濱的卡托巴島地區同期並沒有發生這種退步。2011年，經濟大衰退的餘波已經過盡，如果你這時從柯林頓港的鎮中心出發，沿著東灣路驅車向東，那麼視線所及，既有天堂，也有煉獄，你左手邊是卡托巴湖濱地區，根據人口普查數據，這裡的兒童貧困率僅為1%；而在道路的另一側，貧困兒童占該區全部兒童的51%。

以東灣路為界，柯林頓港被劃分為兩個世界，現在就讓我們看看，生活對於兩個世界的孩子究竟意味著什麼。

切爾西

切爾西一家人住在一幢白色豪宅里，家裡就有一個視野開闊的陽台，俯瞰著伊利湖的風光。切爾西和她的哥哥在鄰近小鎮讀書，他們家在那裡也有一棟價值不菲的房產。溫蒂，他們的母親，來自密歇根的一個富裕家庭，外公是當地一名頗有聲望的律師。溫蒂擁有碩士學位，但現在她並沒有全職出外工作，只是在一家私人教育機構兼職做指導老師。對溫蒂來說，自由安排時間非常重要，因為養育兩個孩子（兄妹兩人現在皆已讀大學）是她的頭等大事。迪克，切爾西的父親，在一家大型國有公司做銷售經理，因公務的緣故常常在外奔波。「在孩子們還小的時候，他這個做父親的真是可有可無，」溫蒂告訴我們。

溫蒂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兩個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我從不間斷對兩個孩子的督促，這很可能遠遠超過了我父母當年給我的壓力，」溫蒂說，「面對孩子時，我是一個真正的分數狂。在他們讀高中時，我對他們真可以說是步步緊逼，甚至到了大學時我也不敢放鬆。當兄妹倆還是嬰兒時，我就讀書給他們聽。這可是頭等大事——讀，讀，再讀，從小抓起，到他們上幼兒園時，這倆孩子自己都能讀書了。」溫蒂還批評了那些對孩子疏於管教的母親。「我見過那麼多孩子就這樣迷失了方向，」溫蒂如是說，「都是因為當媽的太不負責任。」

每天，切爾西從學校回到家時，父母至少有一人已經在家等待。在寬敞明亮的開放式廚房中，切爾西的母親在做晚餐，她和哥哥就在廚房的中島上做家庭作業。全家人每天都會圍坐一起，共進晚餐，當然有些時候，切爾西的哥哥會外出打橄欖球。「全家人共進晚餐是家裡的大事，」溫蒂說，「因為這是孩子們學會與人交流的時候。」

每年生日時，父母都會為切爾西精心準備別緻的主題派對——5歲那年是午後茶會，6歲那年是芭比公主之夜，11歲時是學術頒獎禮（租用豪華轎車接送來賓），16歲是拉斯維加斯賭場夜。擔心鎮上的孩子們沒什麼可玩的地方，切爾西的父母就在家裡地下室里裝修出一個50年代風格的歡樂餐廳。「我就是這家懷舊餐廳的大廚，」溫蒂說，「我覺得挺好的，因為他們都在家裡玩，切爾西的所有朋友也都願意同我談天說地，而且他們也不會離開我的視線。」

溫蒂在學校里會為孩子挺身而出，為此她深感自豪。切爾西的哥哥讀初中時，曾有一位老師聲稱他沒有完成作業，溫蒂當即向那位老師證明，她的兒子確實完成了作業——但即便如此，該老師還是拒絕修改分數。於是溫蒂就先到校長那裡投訴，緊接著又上訴至當地的教育委員會。最終，教育委員會做出決定，修改分數，同時將該老師調職。溫蒂為子女抗爭還有一例：高中時，切爾西入選了學校的《年鑒》編輯部，整整四年她都勤勤懇懇，畢業那年還擔任了《年鑒》的主編，滿心期待，她可以拿到每年一度的《年鑒》大學獎學金。但最終，主管此事的老師卻拒絕提名切爾西為該項獎學金得主，溫蒂又一次徑直奔到校長辦公室，不待多言，校長也當即明白了她的來意。「你了解我的，」溫蒂對校長說，「我會一直找到教育委員會的……現在請轉告那位老師，讓他填好獎學金的支票，這件事就到此為止。」不出所料，第二天支票就寄到了。

切爾西稱她自己是所在高中「最活躍的人」——學生團體的負責人、《年鑒》編輯、書蟲俱樂部會長，入選了全美高中榮譽生協會，「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活兒要做」。她的父母齊心投身到學校事務中，熱心程度遠非其他家長所能及。有一次，孩子們要在學校的鐵絲圍欄外豎起一個大型的金剛浮雕，而對此他們毫無經驗，束手無措，全靠溫蒂和迪克及時出手相助。還有一次，切爾西負責組織學校的學年舞會，但在搭設舞台布景時其他同學都未趕來，溫蒂又現身了，熱火朝天地忙到深夜。

儘管全家人在經濟上無憂無慮，但在溫蒂眼中，她和迪克以及周邊的富裕鄰居們可不是什麼「含著金湯匙出生」的上等人。「這地區的大多數父母都是典型中西部家長，我們掙錢要靠自己的雙手，」溫蒂說，「不要把這裡當做比弗利山莊或者漢普頓。」溫蒂鼓勵她的子女平時做兼職，暑假做暑期工。「一分耕耘，才能有一分收穫，」她向來都如是說。談到那種為幫助貧困學生而設置的專項教育基金，溫蒂並不以為然。「將來要是我的孩子成功了，我可不認為他們應該把錢送給那些終日無所事事的傢伙，他們可沒有為我孩子的成功付出過什麼啊。」

當被問及生活中是否遇到難過的關卡時，切爾西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們從未因金錢問題而犯愁。」溫蒂家曾有一位朋友不幸自殺身亡，全家人也因此經歷過一段情緒上的低潮，但所幸的是，切爾西願意敞開胸懷，同父母交流她的情感，在切爾西眼中，父母就是她的人生榜樣。「我身邊的人總是在儘力幫我，總是讓我走在正確的人生道路上，」她說，「我對生活的一切都很滿意。」

讀大學從來都是切爾西的既定目標。為了鼓勵兄妹兩人取得優異成績，溫蒂和迪克允諾，只要高中畢業時能排名全年級的前10%，就為切爾西和她的哥哥支付全部的大學費用。兄妹倆都做到了，現在就讀於美國「十大盟校」（Big Ten）中的同一所大學。現在，切爾西把目光投向了法學院，希望追隨外公的腳步，成為一名律師。

大衛

第一次見到大衛還是2012年，在柯林頓港的一個停車場，我們遇到了一個18歲的男孩，穿著牛仔，頭戴棒球帽，整個人瘦得皮包骨頭。大衛的父親沒有讀完高中，輟學後原本打運算元承父業，當個卡車司機討生活，但也沒有機會，沒能找到固定的工作，大衛的父親有活就干，經常受雇做些對大男生來說很奇怪的工作，比如修剪草坪。大衛向我們致歉，關於他的父親，他知道的也就是這些。「他現在還在牢里，」大衛解釋道，「我也沒辦法去問他。」在大衛很小的時候，父母就離婚了，緊接著母親搬離了這個家。因此，關於他的母親，大衛也是所知無幾，只知道她仍住在柯林頓港地區。「她找的男朋友全都是瘋子，」大衛說，「我一直都沒怎麼見過她。『媽媽』這個詞，在我的生活中就不存在。」

大衛的生活就是在折騰。父母離婚後，大衛主要是在父親的監護下長大，雖然這位父親自己還時不時要去監獄走走。在大衛的童年記憶里，父親身邊從來少不了女人，毒品經常是他們的媒人。大衛的祖母住在東灣路旁的貧民區，父子倆經常會在這裡住一段時間；接下來，父親會想要自力更生，帶著兒子搬出去，然後就又有一個女人闖入父親的生活。但最終，要麼是因為父親無力支付房租，要麼是父親又開啟了「派對生活」，於是他們不得不再次搬回祖母的家。大衛有九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但卻沒有一個可以安居的家。

大衛10歲（也許是11歲）那年，他的父親和一個女人同居了數年之久，雖然這個女人從來沒有嫁給過父親，但大衛已經將她視作繼母。在大衛的回憶中，這位繼母是一個「瘋子……酗酒，嗑藥，吸毒」，現在她又同另一個男人同居，又生下了好幾個孩子。這個女人離開父親後，大衛說，父親「徹底失去了理智」，好長一段日子都沉迷於毒品和女人。父親的生活一團混亂，大人們在大衛的生活中來來去去，從來不曾關心對孩子們會造成什麼影響，這讓大衛覺得，「從來沒人在乎過」他和他的兄弟姐妹。

最近，因為牽連到多起搶劫案，大衛的父親又被送進了監獄。大衛不能去探監，因為他自己也在緩刑期內。由於父親是他生活中唯一不曾離開的成年人，大衛覺得，他們父子之間並不疏遠，不過他還是擔心父親反覆無常的精神狀態。「有時候他會沖我冒火，」大衛告訴我們，「有時候又很和善。全看他當天的心情。」

大衛的家庭生活是破碎而混亂的。他應對壓力的方式就是逃避，逃離這個家，和朋友們一起吸食大麻。「我想要有個家，」大衛告訴我們，「我知道我想要一個完整的家庭，就是因為我從來沒有過。」他還補充道，「告訴你吧，我從來沒有體驗過全家人圍坐一圈，共進晚餐，所以我也斷了這念想。」

因為父親居無定所，大衛僅小學就上了七處不同的地方。在他的回憶中，學校總是麻煩不斷。「我平常不學習，都是到學期末再來用功，」大衛說，「但我每年都能過，也沒留過級。初中時，我跟人打了一架，他們就這樣把我趕走了，送我到一所『教管學校』。」大衛憎恨這個地方。最終在高中畢業那年，所幸得到當地一位老師的幫助，大衛轉到了一所附近高中的「職業培訓班」，他在這裡拿到了高中畢業證，但主要是因為他在大家樂餐廳打工能掙到學分。剛一畢業，大家樂就解僱了大衛。

大衛自己也惹下不少事端，部分原因是他交友不慎。13歲那年，他非法闖入多家商鋪，被判在家中監禁5個月。在小半年的監禁期內，大衛可以繼續上學，但他還是選擇了一個人待在家裡，昏天暗地地玩電子遊戲。「我能做的也就是這些，」大衛告訴我們。緩刑期剛滿，他又因未成年飲酒惹上了更大的麻煩，這次他被關進少年管教所。大衛實在沒有任何能施以援手的社會網路。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入獄前不慎結交的狐朋狗友，讓他惹上是非，而監牢里他遇到的傢伙就更非良善之輩了。「要是你在牢里交上朋友，」大衛說，「那你八成還是會和這些獄友們重回監獄，繼續做朋友的。」

離開學校後，大衛四處打零工，從快餐店到塑料廠，還做過街頭綠化。因為他之前有過少年犯罪記錄，而且也付不起「區區幾百美元」的法律費用來刪除他的檔案，所以找工作對於大衛來說是個難題。他曾積極表現，想要成為街頭綠化這行的工頭，但最終還是事與願違，從前超速駕駛在駕照上留下的記錄，讓他和這次機會擦肩而過。

儘管在學校的時光總是麻煩不斷，但大衛顯然懷有接受更多教育的渴望。「講真，我特別想獲得更高些的教育，」他說，「我需要文憑。現在這個社會，沒有文憑很難找到工作。」但大衛完全不知道怎麼做才能達成願望。在他的回憶中，在學校這麼多年，從來沒有老師和輔導員給過他有用的指導，至於他的父母更是愛莫能助。大衛滿懷苦澀地告訴我們，在他的少年時代，整個柯林頓港從未有人對他施以援手。在大衛看來，柯林頓港的鎮民們知道他家的狀況，但是沒有人真正探下身來，幫他一把。大衛相信，他的父母「在鎮上聲名狼藉」，導致了鎮上的人對他不願報以任何同情。歸根到底，大衛這一生都不得不自謀生路。

訪談過程中，有一件事出乎我們的意料。雖然年紀輕輕就經歷了這一切，但大衛對他那些異母的弟弟和妹妹反而懷有強烈的責任感，他感到沒有成年人真正關心這些孩子。「我是唯一可以照顧他們的人，」大衛說。對於他的異母兄弟姐妹，大衛懷有深摯和真誠的責任感。「就好像每一雙眼睛都在看著我，指望著我維繫這個家，」他說，「我為此也背負著很大的壓力。」事實上，當我們2012年第一次在停車場遇見大衛時，他正在細心照看一個8歲大的異母弟弟。那天早上，大衛還去參加了這個弟弟參賽的校園運動會，他是惟一在場的家人。在兩年之後的一次對話中，大衛告訴我們，就是這個小弟弟，現在已經開始獨立照顧另一個更小的、為吸毒繼母所生的男孩。

2012年，大衛的女朋友懷孕了。「這完全不在計劃內，」大衛說，「但就這樣發生了。」我們第一次訪談時，大衛正滿心期盼，孩子的出生能讓他的人生變得完整些，但他也承認，他不確定自己的女朋友是否忠誠。令人遺憾的是，大衛的直覺被證實是準確的：兩年後，女朋友和其他男人同居了，他們人以群分，同是癮君子，而大衛還是承擔起照顧女兒的監護責任。靠著微薄的薪水，大衛艱難度日，好在女兒讓他有了人生的動力。「我享受這種做父親的感覺，」他說，「她就這樣看著我，好像我是無所不能的上帝。」

2012年時，我們曾問過大衛，他是否曾經想到就這樣放棄人生。「好吧，」他回答道，「有時候，我的確覺得生活已經沒什麼意義，但我會馬上跳出這種念頭。這種念頭有時糾纏著我，讓我心情低落，但我會努力控制自己不要去想那麼多。」2014年，女朋友離他而去，工作也是毫無盼頭，大衛心煩意亂，曾在Facebook上發過狀態更新。「我總是人生輸家，」大衛這樣寫，「我只想再感受下完整的生活，為什麼卻一錯再錯！我對生活竭盡全力，但卻一無所獲。完了……我他媽的真完了！」

撫今追昔，我們可以發現，柯林頓港從20世紀50年代到今天，不同階級孩子的人生機會差距在急劇拉大。一部分原因是，較之於50年代的富家子弟，今天的上層階級孩子享受著更多的特權，但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今天的窮孩子身處當年的工人階級子弟想都想不到的惡劣境地。50年代時，弗蘭克在學校表現平平，但他的父母並不以為意，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溫蒂為人父母的作風，從她「讀，讀，再讀，從小抓起」的模式，到為切爾西準備舞會而忙碌至深夜的身影，都體現出溫蒂事不分巨細的家庭教育。弗蘭克的家人鼓勵他和普通家庭的孩子一道玩耍，而現在，溫蒂卻為奢華的生日派對租來豪車。切爾西所居住的社區是封閉的，而弗蘭克的成長環境則是混雜的。切爾西非要成為她高中活動的主宰者，弗蘭克卻不會也無意這麼做。溫蒂作為家長強勢干預孩子在學校內的事務，切爾西母女為之感到自豪，相反，弗蘭克卻因父母冒出這樣的念頭而感到羞愧。

如果同1959年工人階級的孩子相比，像大衛這樣的窮孩子在今天過的是焦慮、孤獨、毫無希望的生活。50年代，唐、莉比、謝麗爾和傑西都生活在穩定、完整、充滿愛的家庭中。而在今天的柯林頓港，大衛卻連家庭是什麼都沒有體驗過。唐的父親，儘管要忙兩份工作，卻從不錯過他的任何一場比賽。莉比和謝麗爾的母親更是女孩們的人生榜樣，反觀大衛的父親、母親和繼母，充其量只能充當失敗人生的反面教材。在日復一日的家庭晚餐中，莉比學到了待人以禮、誠實守信的處世之道，而大衛卻連家庭晚餐長什麼樣子也不知道。這四位成長於50年代的工人階級孩子，求學路上從不缺乏來自家庭或校方的鼓勵，最後都上了大學，而大衛就這麼「遊盪著」，沒有任何人施以援手。當莉比、傑西、謝麗爾和唐回首自己的人生時，他們沒有忘記學校老師、球隊教練、教堂里遇到的長者、身披皮草的貴婦，關鍵時刻正是他們挺身而出；而現如今，鎮上的人們卻對大衛悲慘的生活安之若素。在我父母那一代，從撞球店老闆到教會牧師，每一個人都會把唐和莉比視為「我們的孩子」，但在今天的柯林頓港，卻幾乎沒人正眼瞧過大衛，當然就更別提把他視為「我們的孩子」了。

當然，柯林頓港，只不過是美國千千萬萬個市鎮中的一個小鎮而已——但正如我們所將要讀到的，柯林頓港在過去半個世紀內所走過的道路，以及生活在同一個小鎮上的孩子卻有著迥異的命運，並不是特例。雖然柯林頓港上演著一場工業衰敗地帶的故事，但它卻不僅僅只是這個故事。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可以讀到，從俄勒岡州的本德鎮到亞特蘭大，從加利福尼亞州的橘子郡到費城，這個悲涼的故事正在美國各地的社區內到處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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