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是宋代的高曉松嗎？

經常聽人說高曉松喜歡道德綁架，為此我特地找了一集《奇葩說》來看，想知道他是如何以「不切實際的過高的道德標準」來強迫對方辯手低頭的。看完之後倒沒有「綁架」之感，反而覺得他的論調十分熟悉。

他說人類為偉大事業獻身不能僅考慮生死成本——這不難讓人聯想到義利之辨。「義」即道德準則，是「應該做的事」。「利」是功效、利益。竊以為高曉松這句話夠不上什麼「道德綁架」，因為同樣的議題若由司馬光來點評，他大概會直接說君子應當捨生取義。

你討厭司馬光嗎？先來看看司馬光到底有多「苛刻」吧。

司馬光的「苛刻」史評

北宋是推崇寬厚長者的朝代，司馬光自然也不是削刻之輩，但他在《資治通鑒》中穿插的史評，卻常把一些史有賢名的人物說得一文不值。那種「道德綁架」的程度，高曉松根本望塵莫及。

且看：

叔孫通為漢高祖劉邦制定了與時俱進的禮儀制度，司馬遷推其為漢家儒宗。司馬光則認為叔孫通因媚俗取寵而沒有將古禮完整地保留下來，如此毀壞成規以邀一時之功的行為，令人不齒。

傅介子以使者賜金之名得到了樓蘭王的接見，席間他讓壯漢行刺成功，砍下了樓蘭王的人頭。樓蘭王曾殺害漢朝使者，因而漢昭帝下詔褒揚傅介子「以直報怨，不煩師眾」。司馬光卻說傅介子誘殺樓蘭王的行為屬於「盜賊之謀」，有失大國信義，不僅不當歌頌他的「奇功」，還因以之為羞。

貢禹在漢元帝即位之初上書，反覆強調節儉的重要性，這本是一件好事。但司馬光指責道：大臣進諫應當專挑難題論述，如漢元帝時的當務之急是屏退讒佞小人；所謂「節儉」，實乃漢元帝向來的志願，本就不需要多說。若貢禹明明能分得清輕重緩急，卻選擇了避重就輕，那他罪過深矣。

王涯、賈餗為唐朝官員，因李訓、鄭注發起的甘露之變失敗，受到牽連而被腰斬。時人以為王、賈死得冤枉。司馬光則說，這二人明知李、鄭是奸險小人，與其同朝為官而不以為恥，尸位素餐，偷生苟安，理應為天所誅。……

綜上，只要是違背原則的事，哪怕實行之後頗有實際益處，也會被司馬光定性為錯誤。只要是符合「義」的事，哪怕實施之後有性命之憂，也會被司馬光認為是非做不可的。司馬光這種高度理想化的評價標準，是否是對處於具體歷史環境中的人物缺乏同理心，有「站著說話不腰疼」的高曉松之嫌？

司馬光的「僵化」原則

——絕對的重義輕利，相對的重義輕生

重義輕利

司馬光的某些原則，今人理解起來確實有些困難。

比如叔孫通為劉邦制定宮廷禮儀時，曾說「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夏商周三代的禮法也是根據時世人情的變化而不斷作出調整的。叔孫通將古禮與秦儀結合，創造了有漢朝時代特色的禮樂，如此雖沒有完全遵循孔子維護周禮的復古精神，但到底使得漢朝宮廷井然有序，怎麼說都是功大於過吧？

司馬遷評曰：「大直若屈，道固委蛇」。雖然叔孫通的手段有些「委蛇」，但道非如此不可行。所謂物極必反，真要全盤「周」化，漢高祖未必滿意。劉邦若不滿意，到頭來興許是一場空。

然而計較「空」與「不空」，就是在考慮行為的結果，計算實際的功利。在違背原則的前提下衡量功利，以為只要所得利益足夠大就可以跟原則妥協，這是司馬光所不能認同的。

樓蘭王的例子也是同理。

在樓蘭王事件上，司馬光的觀點是，如果樓蘭王繼續殺害大漢使者，那麼漢朝就應該陳兵討伐，「明致其罰」，而不是採取「誘殺」這種雖然輕鬆但違背信義的手段。

司馬光不妥協，不管與樓蘭交戰需耗費多少兵力都不妥協。他自號「迂叟」，大概正有此自知自嘲的意味。人們也許會覺得司馬光這樣的人太頑固，有點不切實際，但如果沒有司馬光這樣的人呢？

妥協太容易，死磕太困難。一旦允許妥協，人很容易接連面臨失去底線的原則大潰敗。所以我們大概必須僅能在司馬光的指責聲中戰戰兢兢地妥協，才不至於在輕鬆的道路上淪陷得徹底。

重義輕生

司馬光認為王涯、賈餗活該受死，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而恰恰是因為他們「無所作為」——與奸臣同朝而沒有與其鬥爭到底，該死。

只因不想禍及自身而選擇了苟且於世，就遭到如此嚴厲的評價，冤枉嗎？是否在壞人當道的年代，所有不與其抗爭的人都是罪惡的幫凶？

其實司馬光的史評並非沒有給怕死的人一條退路，那就是「邦無道則隱」。如果正道難行，你又自認無力與邪道抗爭，那你就別高居廟堂吧。

如郭泰，如申屠蟠，滅跡山林亦可，優遊下僚亦可，只要不是身居高位，司馬光都不會對你進行「道德綁架」。

司馬光的道德歧視

不難發現，司馬光的史評看似「苛刻」，但其嚴格的程度與被評價者身份的高低有很大關係。他對士人的要求高於匹夫，對宰臣的要求高於下僚，對君主的要求又高於臣下。

平民百姓，不違法就可以了。下僚要清介自守，獨善其身。高官必須重義輕生，極言人主之失而不怕人頭落地。人君呢，不只動靜舉措不可離正道，而且頭腦還非清明不可。所謂風成於上，俗化於下，司馬光的諷諫，是以聖賢為標杆，讓90分的君子自知不足，80分的士人爭取優秀，60分的庸人慕君子之風。

你可以永遠達不到這個標杆，但標杆必須崇高地存在著，這或許跟高曉鬆口中「人類的底線」意義相近。不是讓你成為「崇高」，而是請你尊重「崇高」。

為什麼司馬光滿口君子道德讓人覺得理所當然，而高曉松的論調已經下調了宋人的標準，卻還會令部分觀眾感到不適呢？

也許是因為，我們覺得在北宋時把人分為三六九等是稀鬆平常，以不同的道德標準去要求不同等級的人也很順理成章；但如今的我們不想再被划去「下人」那一檔次，卻又承受不了「上人」所需承受的道德壓力。

我們想要平均，在自己舒適的範圍內劃一條線，稱其為合格線。合格線越低，自我感覺越良好。抬頭一看，怎麼神壇上還有君子，君子身上還貼著不可企及的「崇高」的標籤？只要還有那個標籤在，我就感到有壓力，我就得承認自己道德有瑕疵，我就不能不在稍微逾矩時戰戰兢兢，我就感到了彷彿被「綁架」。

有人說高曉松的曲高和寡來自於階級優越感，其實我的觀感恰好相反，我以為他是在看了太多的「司馬光」之後，比一般人先低下了謙卑的頭。他明確地知道自己和聖人君子的距離十分遙遠，才像箇舊文人般心無芥蒂地去維護聖人君子存在的價值。他一邊歌頌詩和遠方，一邊不還苟且地打著各種廣告嗎？他本人並沒有假裝進入不食人間煙火的境界，他只是想提醒人們在「利」之外還別有樂地而已。

是的，不是司馬光像高曉松，而是高曉松身上有舊文人的影子。普通人要倉廩實方知禮節，君子則「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這是舊文人頭腦中的雙標。高曉松對《金瓶梅》中卑污猥瑣的眾生態展露了極大的包容，卻不厭其煩地對衣食有著落的讀書人談「詩和遠方」，不正是這種雙標的表現嗎？

高曉松當然不是舊文人，他已經很不「司馬光」了。但因在史家生動的描述中端詳過偉大人格的模樣，就不總能視庸俗的世界為當然。遺憾的是，當他想把書中的崇高與平庸世界的人們分享、以為至少讀「書」人會有認同感的時候，卻發現中間的斷裂如此嚴重——

我們看的是《XX學的原理及應用》，你怎麼看了那麼多陽春白雪的童話？

PS：我只看了一集《奇葩說》，本文評論只針對第三季第10期的中高曉松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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