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情歸私情，公事歸公事：這一點宋朝官員分得清

北宋慶曆三年（1043）九月，那個後來重修了岳陽樓的滕子京，被同僚鄭戩檢控「枉費公用錢十六萬緡」。所謂「公用錢」，相當於今日台灣地區實行的「特別費」，主要用於出於公務需要的宴請、招待、饋贈、捐贈、補助，但每一筆支出都要在賬籍上登記清楚，並接受審計。

經調查，滕子京確實有濫用公用錢的行為，只不過沒有將公款納入私囊，而是大手大腳用於「饋遺游士故人」。那麼應該如何處分滕子京呢？朝廷出現了兩種對立的意見。時任樞密使的杜衍力主從嚴處罰；參知政事范仲淹、諫官歐陽修則替滕子京辯解，「力爭而寬之」。范仲淹說，他以前在涇州為官時，也是這麼使用公用錢的，如果這麼做有罪，那麼請將我一併治罪。

宋仁宗權衡再三，聽從范仲淹之言，對滕子京從輕發落，奪一官（降一級官階），徒知虢州（今河南靈寶）。但是，仁宗的這個處分決定，立即受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強烈反對。王拱辰說，如果不從重處分滕子京，他就辭職不了。

在御史官的壓力下，皇帝只得又將滕子京徒到岳州。北宋時，岳州差不多就是一個蠻荒之地。不過，滕子京是豪爽之人，不會太計較窮山惡水，上任不久，就重修了岳陽樓，請范仲淹寫了一篇《岳陽樓記》；又請大書法家蘇舜欽手書《岳陽樓記》，刻於石碑。

蘇舜欽手書《岳陽樓記》時，剛被朝廷罷官未久。他是進奏院的長官，慶曆四年九月，正值秋季賽神會，按宋人慣例，這一天，京師各機關單位都會準備酒饌，「吏史列坐，合樂終日」。蘇舜欽也將進奏院的舊報紙賣了，換了幾貫錢，邀請進奏院的同僚以及幾位有交情的文友，到酒樓喝酒聯歡，還叫了幾名官妓歌舞彈奏，陪飲助興。

結果，這件事被御史中丞王拱辰獲知，發起猛烈的彈劾，稱蘇舜欽挪用公款喝花酒，必須嚴肅處理。最後，蘇舜欽因盜用進奏院的舊紙賣錢喝花酒，被認定為「監主自盜」，開除公職；其他參加喝花酒的官員，也都分別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對蘇舜欽的這個遭遇，歐陽修非常同情，寫了文章替他打抱不平。

公用錢案與進奏院案，相隔一年發生，其間正好是范仲淹領導的「慶曆新政」展開之際，而且滕子京與蘇舜欽都與范仲淹關係密切，因此，修史的人多將這兩段公案說成是北宋黨爭的體現，是王拱辰等保守勢力拿滕子京與蘇舜欽開刀，劍指主持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如《宋史?蘇舜欽傳》稱，「（杜）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

我們並不排除公用錢案與進奏院案背後有著黨爭的暗流。不過，單純一個黨爭的視角也會遮蔽歷史的複雜性，比如最早揭發滕子京「枉費公用錢」一事的鄭戩，並不完全反對新政，力主從重治罪滕子京的杜衍，更是新政的領袖之一。

那麼公用錢案與進奏院案是不是出於私人關係的官場傾軋呢？我覺得，蘇舜欽、滕子京被台諫官嚴厲彈奏，跟私人恩怨也是關係不大。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第一個檢舉滕子京的鄭戩，與極力保護滕子京的范仲淹，是一對連襟（都是李昌齡的女婿），也一直保持著友誼；嚴辭彈劾滕子京與蘇舜欽的王拱辰，與對滕子京與蘇舜欽十分同情的歐陽修，也是一對連襟（都是薛奎的女婿），又是同門、同年，王拱辰中狀元後致皇帝的謝表，還是歐陽修代寫的。

顯然，圍繞公用錢案與進奏院案展開的意見分歧，跟私人關係並無明顯的關聯。甚至王拱辰本人還是蘇舜欽的舉主，最先舉薦蘇舜欽充館職，我們看不出王拱辰對蘇舜欽有什麼私怨。

像鄭戩與范仲淹、王拱辰與歐陽修這類私人關係密切、公共立場各異的情況，放在北宋歷史中，其實是十分常見的，甚至構成了一道特別的政治風景。

比如富弼，是晏殊女婿，但在慶曆黨爭中，富弼站在新政派一邊，晏殊則頗維護保守派領袖呂夷簡，富弼一次當著仁宗面大罵老丈人：「晏殊奸，黨夷簡以欺陛下。」還有歐陽修，他第一位妻子胥氏（新婚未久便病逝了）的父親胥偃，為糾察在京刑獄司的長官，曾經「數糾（范）仲淹立異不循法」，而歐陽修卻是范仲淹的堅決支持者，為此與岳父胥偃頗合不來。

宋神宗熙寧—元豐變法之時，吳充與王安石是姻親，但吳充並不支持王安石的新法；文彥博與蔡確也是親家，蔡確為變法陣營之中堅，文彥博卻反對新法，「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怨」；蔡確與馮京也有姻親關係，但馮京卻是新法的反對者，曾上疏萬言，批駁王安石變法；韓絳與韓維是兄弟，韓絳支持王安石變法，韓維卻反對；曾鞏與曾布也是兄弟，曾鞏對變法頗多異議，曾布卻是新黨的一員驍將；還有，王安石之弟王安國，也反對兄長主持的變法，「常非其兄所為」，神宗曾問他，你兄長秉政，外間物論如何？王安國實話實說：「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王安石是新黨領袖，司馬光是舊黨領袖，倆人政見幾乎完全對立，朝堂上吵得不可開交，但私下大家還是好朋友。神宗朝老臣趙與范鎮有私怨，但兩人卻是反對王安石新法的同盟。

私人關係是私人關係，政治立場是政治立場，私歸私，公歸公，宋人似乎分得很清楚。私誼不影響公事，公事也不影響私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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