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伯城先生憶上海出版界往事

【按】錢伯城先生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從新文藝出版社、古典文學出版社一路走來的資深出版人，1984年至1992年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輯，撰有《袁宏道集箋校》等著作。今年正值錢先生九十五華誕，我們特刊發先生舊作，為先生壽。

1961 年的春夏之交，相對前兩年綳得緊緊的氣氛，上海知識界普遍感到政治空氣有了鬆動，透出了點春意，雖然濃濃淡淡，捉摸不定。知識分子盼望政治的春天，神經比一般人敏銳，「春江水暖鴨先知」，常從一些微細的跡象去探察政治的冷暖變化。

鬆動的跡象之一：從這時開始到次年夏天，沒有搞什麼新的政治運動，政治學習也不像前兩年那樣沒完沒了，夜以繼日了。那時夜間學習歸去，公交車上的乘客，幾乎全是一副疲憊不堪麻木無神的面容。如今磨人意志的政治學習抓得不那麼緊了，知識分子鬆了口氣。

鬆動的跡象之二：報紙上重又宣傳起沉寂已久的「雙百」方針，《文匯報》還在理論版上登了個「百家爭鳴」的篆字大圖案，組織一些學者發表爭鳴的文章。副刊的雜文雖然大部分還是寫些應景的不痛不癢問題，但也露出些微生氣。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俞銘璜是有名的「蘇北才子」，帶頭用「於十一」的筆名寫了好多篇雜文，與人辯論舊社會「死背硬記」教育法的優劣利弊。這類文章無關國計民生，也不觸及時事，倒顯得活潑熱鬧，文風興旺。

鬆動的跡象之三：「右派」分子摘帽的人數有所增加。以上海出版系統為例，總共約有300 個「右派」分子，占本系統職工（以編輯人員為主）人數的十分之一。1959 年開始為「改惡從善」的「右派」分子摘帽，上海出版系統第一年只摘了徐鑄成（自《文匯報》總主筆貶至上海出版局審讀處工作）和李小峰（原上海四聯出版社社長，公私合營後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編輯室副主任）二人，僅占出版系統戴帽人數1% 不到。徐鑄成且是「外來戶」，擠佔了出版社名額，出版社實際只有一人摘帽。這二人都是知名的頭面人物，而絕大多數「右派」則是無名小卒，不免望「摘」興嘆。第二年增加到五六人，還只限於一位數。至1961~1962 年，摘帽人數增加到兩位數，雖然還只有十個二十個的，但已使人覺得春意漸濃了。不僅此也，為表示這幾個「右派」「回到人民隊伍」，除了給以「同志」相稱的優遇外，還被准許在報上露面並發表文章。如徐鑄成摘帽不久，就得以列名《文匯報》總經理嚴寶禮的治喪委員會名單，而主任委員則是當時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對徐這就是很高的政治待遇了。原民盟上海市委主任、經濟學家沈志遠也在摘帽後被允許在報上發表關於經濟問題的討論文章，這也是為他恢復政治待遇。「右派」的初期摘帽，不像後來稱之為「摘帽右派」那樣一文不值，而是真當一回事受到大家重視的。至少已摘、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和雖未戴帽卻似驚弓之鳥的知識分子這樣看。

鬆動的跡象之四：1962 年3 月間，傳來了廣州會議上周恩來和陳毅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消息，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現在知道，當年3 月份在廣州開了兩個會：全國科學工作會議和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周恩來對兩個會議的代表作了《論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但正式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則是陳毅的講話。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首次披露了陳毅的兩段講話。陳毅說：

他們（指科學家——引者注）是人民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的科學家，是人民的勞動者，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腦力勞動者。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勞動人民中間的三個組成部分，他們是主人翁。不能夠經過十二年的改造、考驗，還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戴在所有知識分子的頭上，因為那樣做不符合實際情況。我們勸所有做黨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在這方面要進行反省，要有自我批評。過去沒有從團結他們、體諒他們出發，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

我是心所謂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這個作風不改，危險得很！我們必須改善這個嚴重的形勢。形勢很嚴重，也許這是我過分估計，嚴重到大家不寫文章，嚴重到大家不講話，嚴重到大家只能講好，這不是好的兆頭。將來只能養成一片頌揚之聲……危險得很呵！

據薄一波記述，陳毅講話後，「並鄭重地向與會人員行了『脫帽禮』」，「會場里響起了六十多次掌聲和笑聲」。但是陳毅的講話，在上海被禁止傳達，報紙當然更不會報道，不過「小道新聞」卻封鎖不住，在知識界傳來傳去。雖然傳得不完全，大致也差不多了。我就是在歷史學家李平心那裡聽到這個消息的，平心在華東師範大學做二級教授，常有許多來自上層的內部消息。我起先還不懂「脫帽加冕」是什麼意思，他為我說明，但把所加的「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誤成了「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可見傳聞總是不十分準確的。

以上這幾個鬆動的跡象，顯示一個知識分子的政治上的春天，若隱若現地來臨了。上海知識界顯然受到了鼓舞，一時間活躍起來了。這中間，上海出版界既是學術界、文化界等各種知識領域的交會點，又是新老知識分子成堆的所謂「藏龍卧虎」之地，所以更能得風氣之先，作出積極的反應。此前的反胡風和反右鬥爭以及後來的「文革」，上海出版界都是重災區，自不是偶然的。

當時我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做編輯。這個編輯所掛的是中華書局牌子，但與北京的中華書局互不相干，行政、業務都是獨立的，各出各的書。它的前身是古典文學出版社，它的後身即是今天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華上編在「文革」期間曾被「砸爛」，改名不倫不類的「解放出版社」，造反派的勇士們說是要把這個宣揚封建文化的黑窩「解放」出來。因此中華上編這個出版社，在上海出版界以至學術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華上編的主任為金兆梓，副主任兼總編輯為李俊民，兩位都是學者。金是歷史學家，許多民國時代的中小學生大概都讀過他寫的中國歷史教科書，解放後以民主人士身份曾被任為蘇州市副市長，此時又是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他把中華上編的編輯（「右派」分子除外）全都發展做會員。李是上世紀30 年代左翼老作家，又是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他寫過一本《李白研究》，是最早用唯物史觀研究古典文學的。

正是由於中華上編的領導是學者，平時相應就有一定的學術氣氛，一到政治氣候稍形寬鬆，學術活動的積極性便立時顯露出來。出版社與學術界本來就關係密切，一些學者與編輯大多是朋友，有的並且是至交，這時便請了幾位學者來做學術講演。這項活動不知是誰的倡議，但在中華上編的前身古典文學出版社時已經有過，反右鬥爭一來中斷了。但如果沒有寬鬆的環境，不管誰的建議或決定，是絕對不可能舉行這樣的學術講演會的。

第一位應邀講演的是譚其驤，他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權威，中國的歷史地理學正式成為一門學科，他是奠基人之一。他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讀史者的必備之本。在他的主持下，復旦大學設立了歷史地理研究所，培養了大批的青年學者。他來中華上編講演的題目，就是歷史地理，這是他的專門學問。但也有題外的話，對當前輕視基礎培養的學習風氣，表示憤憤不然。時隔多年，他講演的正題內容，我已忘了，但他說的題外話卻還記得。他說現在的大學生看不懂古書，讀文言文斷不了句，這怎麼可以！因此他主張出版社出古書，多出沒有標點的影印本，即使排印也不要加標點，讓學生自己去斷句去標點，使他們得到鍛煉的機會。他這是專家意見，出版社當然無法完全照辦。

第二位請來講演的是周予同，他擔任上海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同時在復旦大學開經學課。他是經學史專家，他注釋的皮錫瑞《經學歷史》由於注釋的廣徵博引，敘說翔實，也成了名著，為研究經學的必讀書。周予同給我們講經學史，別的話全記不起了，只有他談到中國這個民族時的一句話，卻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說：「我研究中國這個民族，越研究越覺得它可愛，拿喪事當喜事辦，世界上獨一無二！」聽的人都笑了，而且是會心的笑。為什麼呢？我想這是因為周予同把中國人從古至今的處世哲學（或稱為混世哲學）說得那麼透徹，所以發出贊同的笑聲。當然笑過之後也會引起另外的思索。

劉大傑是第三位請來講演的學者。劉是《中國文學發展史》的作者，在復旦大學任教授。上世紀50 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運動中，與李平心同為重點思想改造對象。李以木棒擊腦自戕，劉跳蘇州河自沉，幸而都被救轉過來，二人因此齊名。周揚極賞識劉寫的文學史，由古典文學出版社重印，成為大學中文系必讀課本，劉的聲名亦與日俱增。大躍進運動時，青年學生響應破除迷信的號召，把幾部有影響的文學史著作全破除了。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在批判他們老師寫的文學史的基礎上，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集體編寫了一部紅色《中國文學史》，放了一顆衛星。上海不甘示弱，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也在批判他們老師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基礎上，也用一個月的時間，集體編寫了另一部幾十萬字的紅色《中國文學史》，也放了一顆衛星。學生們的做法很簡單，分頭摘抄一些古典文學專題論文和各家選本的前言後記，包括所批判的文學史著作，再加上一些馬列主義革命詞句，一部紅色文學史便完成了。復旦中文系學生還勝過北大學生，專門編寫了一本批判《中國文學發展史》的論文集，收有幾十篇文章，單獨出版。這次劉大傑來中華上編講演的主題，當然離不開中國文學史。當他談到大躍進時出版的所謂的紅色文學史時，禁不住激動起來，發出驚人之語，一章一節地指出這些紅色書中的抄襲拼湊的出處。我記得他講演的警句：「我敢斷言，沒有一字一句不是抄來的！抄了還罵人！就像小偷掏了你的錢包，還要朝你頭上打一棒！」他如此快人快語，說出了大家想說而不敢說的話。

這三位先生的一些講話，若按1957 年反右的標準，無疑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但時間氣候一不相同，大家聽了也就一笑過去，不以為奇了。這從一個方面又一次說明，這一段時間的政治氛圍的確可以說是寬鬆的，否則中華上編的領導決無膽量舉辦這樣的學術講演會，來講演的人也決無膽量如此肆無忌憚地「大放厥詞」，唯恐再無機會講話似的。果然，一眨眼風雲突變，不過半年時間，一陣寒潮襲來，這個講演會立即自動停止，以後誰也不再提起。按照階級鬥爭理論，講演也屬於為資產階級復闢作輿論準備的，幸虧範圍小，不為人注意，所以未成為罪狀。這三位先生後來在「文革」中的遭遇，卻各不相同：譚是委曲求全，謹慎度日；周是被凌辱批鬥，摧折至死；劉是遭逢時會，優禮有加。這大約就是當代三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的命運吧。

中華上編趁這段時期，創辦了一個學術刊物《中華文史論叢》。創辦這一以刊登文史研究兼偏重考證以及資料鉤沉等文章為主的刊物，這主意肯定是從上面來的。政治空氣即使如何寬鬆，一個小小出版社也是不敢自作主張出這麼一個「厚古薄今」刊物的。那時常有通過一層層領導傳遞一些上面的「精神」和口頭指示（其實不過是某中央領導隨口說過的幾句話），下面如奉令箭，立即行動起來。出版社多有這種情況。如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在上世紀50 年代中期得以重印，就是因為有了周揚的話。到上世紀60 年代，又傳來周揚說湯顯祖的詩文可以出版，中華上編立刻就組織了研究湯顯祖的專家徐朔方、錢南揚分任湯顯祖詩文集和戲曲集的整理校點工作，並且很快出書。又有一次據說是康生講的，山東有一個《聊齋志異》的抄本很有價值，中華上編也就趕快找到這個本子，影印出版。跟得最快的是單篇印行的《中華活葉文選》，這原是仿效開明書店的《開明活葉文選》、北新書局《北新活葉文選》的做法，選注歷代詩文名篇，給初學者以閱讀和選購方便，很受讀者歡迎。只要上頭傳下來，毛主席提到了什麼文章，立刻就組織人（或大學教師，或編輯自己）動手注釋出來。像枚乘《七發》、宋玉《風賦》、《後漢書·張魯傳》等，都是這樣趕編趕印出來的。這種情況出版的書還可舉出好多。

所以《中華文史論叢》的創刊，想來也有來頭。當時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是石西民，上海出版局長是羅竹風，後者積极參与並指導這個刊物的籌建工作，主持召開學者座談會，徵求意見。羅竹風說要把老先生藏在箱底的文章發掘出來，一些老學者巴不得有一個發表考據文章的地方，自然表示歡迎之不迭。最起勁的是平心，他為《中華文史論叢》寫的文章也最多。這個刊物最後決定派我擔任責任編輯，再配一個助手。在我上面是劉拜山，他的職稱為編審，即是事實上的首任主編，但不署名。劉是東台三劉兄弟的長兄（另二位是劉述周與蔣天佐），曾任東台中學校長，能詩善文，有舊名士風。「文革」前夕因肺疾棄世，未盡其才，但也逃過一劫。有一年春節，大概是1963 年，出版社開晚會，中華上編的副總編輯陳向平出一對子的上聯給大家對，是上海出版局新局長的名字「馬飛海」（其時羅竹風因《雜家》事件已下台）。大家一時對不出，陳向平就自己對了下聯，用的人名就是「劉（上海方言諧音牛）拜山」。大家因劉也在座，開他玩笑，此劉成了那牛，引發了一陣笑聲。

《中華文史論叢》於1962 年8 月開始出版，初版印3000冊，從第一輯的目錄就可看出它的學術風格，我抄錄如下，可作為那段短暫春天回憶史料的一部分，相信有些讀者會感興趣。

卜辭金文中所見社會經濟史實考釋平心

「冠禮」新探楊寬

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蒙文通

經傳小辨（三題）任銘善

《楚辭新注》導論蔣天樞

楚辭解故朱季海

招魂試解陳子展

「采詩」和「賦《詩》」夏承燾

黃鐘管長考陳奇猷

漢大麴管窺丘瓊蓀

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初探周予同湯志鈞

康有為公羊三世說的歷史觀點研究吳澤

關於歸義軍節度的幾種資料跋唐長孺

影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十六回後記俞平伯

此外還有若干篇補白，平心一人就寫了4 篇。可注意的是，在15 位作者中，任銘善（杭州大學教授）、陳子展（復旦大學教授）都是剛摘帽的「摘帽右派」，這也體現了這一階段的寬鬆精神。由於這個刊物的文章內容比較遠離現實政治，所以即使發刊之日已逢階級鬥爭驚雷復動之時，仍得以在夾縫中生存下來。

但是，這次上海之春的壓軸戲，則是羅竹風的《雜家》事件，既是這台戲的高潮，也宣告這台戲即將唱完了。曲終人散，預示將另有一台新戲上演。羅竹風原是上海宗教事務局副局長，1957 年上海出版系統的反右運動臨近尾聲之時，調任上海出版局局長。我們這些出版社編輯都很歡迎他來做局長，原因很簡單，與他這位局長雖然隔了好幾層領導關係，但常聽他做報告。他做報告，直截了當，很爽快，時有警句，最重要的是不帶什麼訓斥口吻。不像有些領導那樣長篇大論，不是拖泥帶水，催人入睡，就是語含脅迫，令聽者擔驚受怕。因此他做報告，大家愛聽，覺得這位局長不錯。他還常邀請俞銘璜和上海宣傳部副部長陳其五來做報告，他們都是會講話的人，本人又是知識分子，懂知識分子心理，因此常能講一些知識分子愛聽的話；或憑他們的地位，講一些一般知識分子平時積於心卻不敢出口的話。對一些已摘帽和未摘帽的「右派」分子，羅竹風也常講些安慰勉勵的話。1959 年他在送一批出版社工作人員（其中包括「右派分子」）下鄉勞動的大會上，特別提到「右派」的改造問題，鼓勵說：「跌跤別怕，應該在跌跤的地方爬起來，爭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隊伍！」這些話說得真誠，能打動人。

關於《雜家》事件的始末經過，當年的主要當事人之一、《文匯報》副刊《筆會》編輯余先藻，新近有一篇題為《憶羅老話雜家》的回憶文章（載1997 年11月出版的《羅竹風紀念文集》）記述此事：

1962 年春，傳來周恩來和陳毅在廣州會議上為知識分子脫帽的講話，文化、新聞界的氣氛比較活躍。《人民日報》、《北京日報》相繼開闢《長短錄》、《燕山夜話》雜文專欄。《文匯報》也在此時召開了雜文作者座談會。會議由總編輯陳虞孫主持。羅局長是三十年代就開始寫雜文的老手，當然在被邀之列，與會者還有俞銘璜、蔣文傑、吳雲溥、馮崗等十餘人。羅老發言時談到，雜文不妨有點稜角，有點偏鋒，不要四平八穩，面面俱到。大家認為他的話很有道理，都推薦他來帶頭寫。會後，我不止一次向他催稿。隔不多久，我收到羅老用筆名駱漠撰寫的一篇雜文，還附了封簡訊：「這幾天，我到出版社走了走，和一些編輯交談後，因此起了寫作的衝動，草成了《雜家》一稿，請閱處。」文章採取和一位編輯談心的形式，提出「編輯也是一種專門家雜家」，希望引起領導的重視。當時上海正好召開第二次文代會，為了使這篇雜文引起文化界關注，我們特地安排在1962 年5月6 日會議開幕當天在《筆會》發表。

這就是《雜家》一文的產生由來。文章一見報，立即在上海文化界、出版界引起共鳴，許多人表示贊同。北京也引起反響，夏衍等人認為文章提出了問題。記得那天我在辦公室從《文匯報》上看到這篇雜文，不禁脫口說：「這篇《雜家》為我們編輯說話了，這個駱漠不知是誰？」這句話被人聽到，記錄在案，後來便成了我作為「羅竹風吹鼓手」之一的罪狀。在「文革」中有一次開「大毒草《雜家》批鬥大會」，我也被拉上台，與其他「吹鼓手」一起，參加陪斗。關於余先藻的回憶，有兩點尚可補充：一、據他人回憶，《文匯報》召開的座談會，姚文元亦參加。會上羅竹風曾說：「毛主席要我們『十個指頭彈鋼琴』，我們偏偏只會敲鑼，一鎚子買賣。」姚文元對這句話特別讚賞（見王仲莘《告別一代雜家》，載《羅竹風紀念文集》）。二、《雜家》這篇雜文的開頭，有一段描寫：「篤，篤篤……有人敲門，卻原來是一位出版社的編輯來訪。」於是引發了後面一大段議論。這位出版社的編輯是誰呢？一些回憶文章都未點明。我也一直納悶，是不是作者故弄玄虛，目的只是藉此發揮，未必實有其人。「文革」中，我與羅竹風已成師友之交，無話不談了，我便向他提出這個疑問。他說並非虛構，這位編輯就是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現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蒯斯曛。這就對了，蒯也是位老作家，翻譯過德萊塞的《加莉妹妹》，參加過初版《魯迅全集》的編校，從事過編輯工作，對編輯的甘苦是有體會的。

《雜家》事件最終導致羅竹風丟了上海出版局局長的官位，被貶逐去編《辭海》。就像1957 年姚文元向《文匯報》發難那樣，這次又是姚文元發難。他針對為編輯地位呼籲的論點，寫了《兩個編輯同志的想法》一文，說他自己也做過編輯，「卻從來沒有產生過『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凄涼感」；文末更指《雜家》的論調「好像很耳熟，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於是我走到書架邊，拿出了一本……」云云，似乎欲言又止，暗示此是「右派」言論，隱含殺機。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報社收到許多來信來稿表示反對，但報紙不敢刊登。最後，另一雜文作家鄭拾風寫了一篇《插話》，以和事佬口氣各打五十板，了結了這場辯論。但事件的結束，卻要等到次年（1963 年）的3 月，上海市委召開思想工作會議，會上確認《雜家》事件是「思想戰線上的一次資本主義復辟」，「出版社颳起了一股資本主義自由化的歪風」，為這次事件定性。就在這次會上，同時還批評了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其五，將他貶去揚州農學院做黨委書記。陳與羅竹風交好，受批受貶的原因不知是否與羅有關。但在上海之春中頗為活躍，大寫雜文並多次到出版系統做報告（按當年標準上綱的話，可稱「放毒」）的俞銘璜，卻未受株連，後來還受命用「梁璧輝」筆名寫批駁「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於「文革」初期病逝。可見有幸有不幸。

一般人常有不解，姚文元是一文痞，這點大家都知道；但會寫文章的不止姚一人，何以他總能在風未起青萍之末時，比他人領先一步，做出反應？比如這一次，他又能在八屆十中全會（1962 年8 至9 月）重新強調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前，趕先寫出這篇反駁《雜家》的文章，就說明他的政治嗅覺何等靈敏。其實寫這種「左」的文章並不難。時機上，只要把握「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的統治學原理，論點只要無限地用「階級鬥爭」觀點推論分析就行了。難在許多人不能像姚那樣「善體上意」，泯沒良知，以謊言作真理，大白天張著眼凈說瞎話，偏偏又是最被愛聽的話，良心上不允許這樣做，難就難在這裡。

短暫而熱鬧了一陣的知識分子春天，就這樣匆匆而來，匆匆而去了。結束的標誌就是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告。後來不久，當時的上海市委統戰部長劉述周給民主人士做報告，他說：「有人問：隨地吐痰是不是階級鬥爭？吐痰當然不能算階級鬥爭，但如果提這個問題的人，他的動機是有意挑釁，就是階級鬥爭了。」坐在下面規規矩矩洗耳恭聽的聽眾一聽這些就明白了，漫長寒冷的冬季已經來臨了。

近年來出版了一些回憶錄，特別是公開了毛澤東的部分文稿，使我們對過去年代各個階段的歷史背景有所了解。中國政治高層決策時，幹部和群眾的知情範圍，只能依賴層層傳達，領會精神。這個精神又常常難於領會。回顧1961年至1962 年的寬鬆期，當時人們隨波逐流，渾渾沌沌；但在今天，對那一時期的歷史背景大致已可看清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失敗，促使毛澤東靜下心來，感到有調整一下的必要。薄一波記述道：「由於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連續三年多的失誤，國家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都出現了嚴重困難。中央領導同志頭腦逐漸冷靜下來，開始在一系列會議上總結教訓。」（《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1961 年初，在毛澤東倡導指示下，興起了調查研究之風。從1 月至5月，他親自指定一批批人下基層調查，寫調查報告。如5 月6 日，他給李井泉、

陳正人的信：

井泉同志：你為什麼不給我寫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調查了沒有？……請你們在這半個月內，下苦功去農村認真做一回調查研究工作，並和我隨時通信。信隨便寫，不拘形跡。這半個月希望得到你們一封信。如果你們發善心，給我寫信，我准給你們寫回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

這信中的情詞真是懇切極了，增加了人們的信任，說明毛澤東渴望了解他所手創的人民公社的真實情況。但後來的事實又證明，到頭來還是回到階級鬥爭的「既定方針」上去。據不止一個知情人回憶，最早接受毛澤東指令去浙江、四川等地做調查研究的他的秘書田家英，回來據實向他口頭彙報各地「大躍進」的失敗。他沉默不語，不置可否。按照他的習慣，這就是逆其心意的表示。自此田家英被疏遠。陸定一在《紀念毛澤東同志九十誕辰》一文中針對這次「調查研究」說：

為什麼首倡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毛澤東同志，忘記了自己所提倡的思想，直到他身後，才由十一屆三中全會來恢復呢？這首先當然是由於全黨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再則，由於毛澤東同志驕傲了，自以為是了，聽不進反面意見了。他對斯諾的談話，竟主張須要有個人崇拜了。三則，因為他老了，即使想做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他已經力不從心了。

陸定一總結出的這三條經驗（尤其是後兩條），顯然是他本人經過了慘痛的切身體驗後方得出的結論。據薄一波的記述，就是這位陸定一卻對1962 年3 月廣州會議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持有不同意見，引起周恩來一再辯解，申說他是「代表黨作報告的，是黨批准的」。但毛澤東對他們的爭論不表態，卻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些陽魂過來了，但是陰魂未散，有的連陽魂也沒有過來」。這讓人摸不著頭腦。但有一點是無疑的，這表明毛澤東對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帽子的做法，雖曾一度同意，但最終是不同意的。陸定一是追隨毛的思路很緊的一人，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尚不及陳、周的開明。直到「文革」，吃了大苦頭，有幸九死一生，存活下來，方才逐步覺悟過來。

但是1961年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仍有它積極的方面，促成了1961 年底至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和隨後廣州會議的召開。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號召大家，「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做了一點承擔責任的表示；廣州會議上陳毅、周恩來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講話肯定事前也是經他授意或得到他的首肯。這些舉措在工農業生產上形成了一個喘息期或復甦期，在意識形態上則形成了一個相對來說的寬鬆期，或如本文所稱的知識分子的短暫春天，使知識分子一度又燃起希望之火。這中間還大加宣傳提倡召開一種所謂的「神仙會」，鼓勵工商界和民主黨派人士暢所欲言。一時間，許多人又口無遮攔，說三道四

了。但這個意識形態的春天註定又是短命的。因為即使從1961 年1 月20 日毛澤東寫了《關於組織三個組下去調查研究給田家英的信》（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開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算起，至1962 年8 月北戴河會議（即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議）上毛澤東重又發出階級鬥爭號召，宣稱「現在需要務虛。離開階級鬥爭就不能說明問題。不講階級、階級鬥爭，就沒勁了」（據薄一波所記），這個春天前後總共僅有一年七個月光景。不過話得說回來，春天雖短，有一個春天總比沒有春天為好，故為此文以紀。

（本文選自《春華秋實六十載：上海古籍出版社同仁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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