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洞口湖北潛江一案兩辦的調查與思考

湖北潛江訊：(特約記者易可可、張明艷)2017年6月上旬，湖南耒陽市一位陽姓農民來京向中央媒體反映，他兒子陽民(化名)因涉嫌盜竊罪先後被湖南洞口和湖北潛江方面批捕辦理，因兩地執法方的「鬥氣」及其它原因，導致他遭受經濟上的巨大損失和兒子被過重判處的雙重打擊，請求中央媒體主持正義。對此，報社領導高度重視，特派記者前往湖南洞口和湖北潛江實地明查暗訪，證明陽姓農民反映的情況基本屬實。

陽民，男，1997年10月出生於湖南省耒陽市農村。因涉嫌盜竊罪於2016年1月21日被洞口縣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26日因主犯在逃等原因被取保候審。陽民涉嫌的是由主犯黃龍(耒陽市人，有前科，此次作案共24起，金額38萬多元)主犯肖某娜(未成年，未作判罰處理)和主犯劉媛(女，耒陽人，系黃龍女友，此次共作案23起，金額36萬多元)組織實施的發生在洞口縣花園酒店的一次婚慶禮金盜竊案，婚慶新郎叫劉辰，妻子叫陳麗麗，兩人同為洞口法院的法官，婚禮總金額由劉辰提供的數據為15.8萬餘元。陽民負責望風，肖某娜負責盜包，後交給首犯黃龍。陽民收取黃龍給的贓款1萬元。2016年5月7日，黃龍等三人和其他一些案件的同夥被湖北潛江警方全部抓獲歸案。

2016年6月間，正在取保的陽民的父親來到洞口縣尋求執法部門對其兒子的幫助，因為此時潛江警方已在網上通緝陽民。此時，洞口縣檢察院公訴科副科長李斌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召集劉辰和陽氏父子先後兩次在檢察院協商達成互諒。他說：「只要劉辰出具諒解書並請求執法單位免除處罰，我們就可以為陽民作不起訴決定書。」劉辰首先提出15.8萬元的數額由陽父「全賠」，最後得知陽父窮困潦倒，需借錢才能「救子」，通過討價還價後，劉辰發慈悲減為7.5萬元。為此，陽父東拼西湊好不容易湊足金額交給劉辰，並於2016年6月27日得到劉辰「寶貴」的諒解書。然而，陽父哪裡知道，他得到的這份諒解書和3個月後那份對陽民《不予起訴決定書》都只是廢紙一張，因為潛江警方早在網上發出通緝令，並在陽父得到不起訴決定書後不久，陽民即被潛江方面抓獲。為了不影響全案的審查起訴，潛江公安和檢察先後多次來洞口協商陽民案的移交問題。據潛江公安局辦案幹警張磊、左珂對記者說：「洞口方面很不配合，連電話都不接。」據查，潛江檢察院在起訴全案之前，單就陽民涉案問題致函洞口檢察院，要求洞口方面撤銷對陽民的《不起訴決定書》，但洞口檢方沒有照辦，而是回函建議潛江檢方起訴陽民。於是，潛江檢方在未撤銷不起訴決定書的情況下，對陽民進行了起訴，後被潛江法院判處了有期徒刑3年10個月，並處罰金5萬元。

為了使問題清晰明了，記者分別對洞口和潛江存在的問題進行粗略評述：一是洞口方面，主要是洞口檢方，據陽父的代理人之一徐茶古告訴記者：洞口檢察院公訴科副科長李斌(陽民案主辦人)與洞口法院執行員劉辰有共同詐騙陽父錢財的嫌疑。其理由是，陽父救子心切想借錢救子，便過分相信李斌和劉辰的話，即《不予起訴決定書》能讓陽民不坐牢，但李劉兩人都是執法者，應該知道在主犯已被抓獲，陽民已被通緝的情況下，再搞個金錢換取的不起訴決定書是無濟於事的，是在自欺欺人。據洞口縣知內情的人對記者說：「劉辰與李斌平時關係就很好，合夥詐騙陽父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徐茶古認為，陽父為兒子退贓一萬元是應該的，要他出15.8萬元是錯誤的。後來陽父告訴記者：「我給劉辰7.5萬元不是賠償什麼損失，而是他們都保證我兒子不需要再坐牢才給的。為此，我還分三次送給李斌8千元。」

誠然，洞口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書》亦是睜著眼睛說瞎話的「檢界一奇」。例如該決定書說：「本院認為洞口縣公安局認定陽民涉嫌盜竊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沒有充分證據證明陽民在主觀上明知同案人黃龍等人是去實施盜竊的情況下幫助黃龍望風，因此不符合起訴條件。」又如洞口檢方在給潛江檢方要求撤銷《不起訴決定書》中的復函說：「我院於2016年9月8日依法對陽民盜竊案作出不起訴決定，系因當時主犯在逃，認定陽民涉嫌盜竊罪的事實不清，證明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現你院發現了新的證據……建議你院依法對陽民提起公訴。」潛江方面告訴記者：「這些話都是明知故說的假話，既沒有發現新的證據，主犯黃龍等也於5月7日已全部抓獲，9月8日才作不起訴決定，何來上述理由呢?」

陽父及其代理人湖北江漢律師事務所律師聶俊峰最有意見的一點是，對檢方認定的陽民參與盜竊劉辰夫婦婚慶禮金的數額，劉辰提供給警方的數額是15.8萬餘元，而嫌疑人這邊招供的是4萬多元，四名嫌疑人的招供都沒有超過4萬多元的數量，陽民作為替黃龍「打工」的從犯只得了1萬元，根本不知道主犯偷了多少錢。記者對劉辰說：「黃龍、陽民等四人都對15.8萬元的禮金數額不服，希望你能體諒嫌疑人，尤其是他們的家屬，寫出真實的禮金數目。」他先是一愣，最後避開記者對陽父說：「我要是個普通人可以給你寫，但我是國家工作人員，如果出爾反爾，先寫15.8萬多元，現在又寫4萬多元，那我的飯碗就會沒有了。」聶俊峰律師告訴記者：「劉辰事後自製禮金錶數額絕對不準確，不能排除他就婚禮之日被嫌疑人侮辱而生恨，從而在禮金數額上加害嫌疑人的可能。」他進一步說：「一般紅白喜事，都有友人幫助登記禮金和禮賓名數，而劉辰說此表已丟失。他自製的禮金錶也分兩部分：加蓋了法院公章證明的96位法院系統客人共1.7萬多元，人平185元，符合湖南及當地的風習，而另外無法查實的183位客人的禮金達14萬多元，人平770元，這就難以讓人置信了。」記者尋思：除非有人乘機巴結這兩位法官夫婦，或是關係人多送錢?否則，後部分絕對有水份。對15.8萬多元的禮金，記者查閱所有資料，的確只有劉辰單方面事後提供的證據，沒有任何第三方的佐證，警方也確實難一一查實。對此，記者問潛江辦案民警張磊，他也有同感。他說：「洞口方面不配合，我們也查了，但數字是檢方認定的，你們去找檢方吧!」可惜，記者去採訪潛江檢方時被門衛拒絕了。

二是潛江方面，相對洞口而言，記者認為，潛江方面的執法是認真的，也是負責任的。警方和檢方都驅車600多公里，多次為陽民的案件找洞口方面調查和商討，雖然遭到冷遇，但工作應當肯定，值得總結的是，在洞口檢方尚沒有撤銷對陽民《不起訴決定書》的情況下，潛江檢方不應當急於起訴陽民，至少要緩訴，那樣就不會造成法律「打架」，構成程序不合法而被指控。法律規定的一事不能兩理的原則應當對全國都有效。再就是潛江法院對陽民的判決過重。陽父及代理人認為，15.8萬元的盜竊金額在無法排除合理懷疑的情況下被檢方認定並建議判刑多少，對陽民不公，有關方面有責任查清，若一時無法查清就只能用疑罪從無的原則作參考，從低不從高認定。陽父還嚴重懷疑，潛江方面有借陽民案的量刑發泄對洞口方面不滿的嫌疑。他說，他兒子作為剛滿18歲誤入歧途的初犯，加上他認罪態度好(這一點辦案人張磊亦證實)，這些都是從輕判處的考慮因素，所以，他兒子不應這麼重判，因為首犯主犯都只判了4至7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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