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居住，香港上學：這3萬跨境學童未出生，生活已被預設

在種種條件限制下，跨境生們就像生活在玻璃罩里的孩子，儘管已經進入香港讀書，但無論是上學路上還是在校園裡，都始終是被保護的狀態，他們離真正的香港社會始終隔著一層看不見的屏障。

文 蔣平

編輯 卜昌炯

圖 尹夕遠

這是一條長約25公里的路，跨越一個國家兩座城市、兩種制度。起點在深圳南山，是方可的家；終點在香港天水圍，是女兒就讀的小學。

多數時候，方可很堅定，要讓女兒在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偶爾，另一個聲音會在不經意的瞬間響起：我是不是錯了？

方可的女兒芳芳7歲，每天早出晚回，在這條路上已奔波4年。自7年前夫妻倆煞費苦心把女兒生在香港那一天起，這條路就在等待芳芳的到來。

獨生女芳芳出生在赴港生子潮的末期，也是高峰期。2001年，明確「雙非」父母（父母雙方均非香港居民）在港生下的孩子可享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庄豐源案」，拉開了內地父母赴港生子的序幕，此後十幾年間，超過20萬「雙非」嬰兒在香港誕生。

芳芳出生的2010年，「雙非」嬰兒一路躍升到32653人，占當年全港出生嬰兒數量的37%。一年後，數字增加到35736名。受此影響，香港政府開始施行「零雙非」政策，所有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先後於2012年4月和2013年1月宣布，無限期停止接收非本地孕婦預約分娩。

如今，這些被打上鮮明時代印記的「雙非」兒童，到了讀幼稚園或上小學的年紀。他們擁有香港身份，享受香港人的一切福利，包括教育。跨境上學，成了他們當下生活的主題。

據深圳邊檢總站最新統計數據，2017年春季，每天往返香港讀書的深港跨境學童已突破3萬人。

深圳過關口岸經常上演著同樣的景象：早上6點半至8點，孩子們從全市各處趕來，集中出現在羅湖、福田、深圳灣、皇崗、文錦渡、沙頭角等口岸；他們身著不同顏色但齊整的校服，背著印有不同校名的書包，胸前掛著裝有回港證和回鄉證的透明文件袋，在校車阿姨的護送下排隊過關；中午11點至13點和下午16點至18點兩個時段，是上午班和下午班學生放學的時間，早上「浩浩蕩蕩」的一幕再次重演。

家在這頭，學校在那頭

芳芳就讀於天水圍的中華基督教小學，和她之前就讀的中華基督教幼稚園相距不遠。小學很普通，在全港500多所小學中排名140多。天水圍是香港低收入人群聚集區，選擇在這裡讀幼稚園和小學，方可有現實考量——離家最近，過了深圳灣口岸後坐大巴車第一站就是。

儘管如此，方可每天還是需要趕在7點半之前，騎自行車把女兒送到深圳灣口岸，和其他坐校車的同學會合。而這個時間，芳芳在深圳上學的鄰居小朋友差不多才剛剛出門。

深圳灣口岸

深圳灣口岸的出境大廳右側有跨境學童專用通道，孩子們不必排隊，基本10分鐘可以全部過關。

學校不讓帶手機、電話手錶等通訊設備，每次女兒出關後，方可會一直盯著手機上一款名為「eclass parent」的APP，看她是否安全抵達——芳芳在學校的打卡，上面可以同步顯示。這款APP也是家長和學校溝通的介質，上面有考勤記錄、校歷表（學校日程表）、家課表（家庭作業）、繳費記錄、通告等內容。

芳芳每天花在上學路上的時間約一小時，比多數跨境學童順暢。在香港屯門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讀二年級的斯斯，已跨境讀書5年，家離口岸不近，他每天6點就要起床去樓下附近等校車。斯斯的媽媽陳清是客家人，和先生都是深圳一所公立小學的老師，為此每月要額外為斯斯支付2370元的校車費。

這兩年，校車服務被越來越多的跨境學童家庭採用。以關口為界，深圳這邊的校車負責從家到關口的接送，香港那邊的校車負責從關口到學校的接送。

在深圳灣口岸，一家校車服務公司張貼出2017—2018學年報名表，深圳段的服務範圍除了福田、羅湖兩個中心區外，還包括較偏遠的布吉、松崗等片區。

校車減輕了家長的勞力，但有時繞來繞去接不同地點的學生，路上花費的時間會更多。方可在「港寶媽媽群」里聽說，從南山區前海開車到深圳灣口岸只需要十幾分鐘，如果坐校車，可能需要四五十分鐘。放學也一樣，校車繞到不同學校，因為放學時間不一樣，孩子們經常坐在車上一等半個小時。時間久了，芳芳也會跟家裡嚷嚷累，方可難免會心疼，但轉念就會說服自己：孩子受的只是身體上的苦，得到的卻是受益終身的教育。

跨境學童最好的朋友通常都是每天一起上學放學的同伴

方可選擇在香港生產時目標非常明確，要為孩子的未來規劃一條最優路線，儘管當時她還不是十分清楚香港的教育具體好在哪兒，只是模糊地知道連北大清華的排名都比不上香港的大學。

事實上，教育也是一些父母們選擇當年在港生產的重要因素。上班族趙盈懷二胎時算了一筆賬，回河北老家偷著生二胎也要花幾萬元，戶口還落不上，不如花5萬元在香港搞定，孩子將來還可以享受香港教育。趙盈是上世紀60年代生人，大女兒已經上大學，在她那一代人眼裡，繁華熱鬧的香港有一絲說不清的迷人色彩。

「

相對於赴港生產，送孩子跨境上學是一場更漫長也更艱難的戰爭。

」

香港的幼稚園和小學均需提前一年報名，家長和孩子都要參加面試。方可給芳芳的幼稚園報名時，正趕上入學孩子劇增，有的家長怕報不上名，一口氣報七八個學校，一些不錯的學校甚至要連夜排隊。

方可和女兒通過了三四家幼稚園的面試。她最終選了一個下午班，以便3歲的女兒早上可以多睡一會兒。在方可看來，面試歸根結底考的是家長。孩子只需要玩玩具、辨認顏色形狀即可，家長卻需要回答很多問題，比如「平時是誰常和孩子在一起」、「當你的孩子與鄰居的孩子發生爭執如何處理」。後來她知道，學校是在考察自己的家庭是否和睦、夫妻教育理念是否一致等。

沒通過面試的家庭，或者錄取的學校不理想，還有機會向心儀的其他學校提出申請，如果仍失敗，香港政府會為學生進行派位，由電腦隨機抽取學校。

升小學的過程大同小異。方可非常清楚，自己沒辦法給女兒「拼」全港最好的學校。香港名校多在九龍、港島一帶，離深圳太遠，每天往返四五個小時上學不現實；重要的是，即便豁得出去時間，這樣的學校也並非想進就能進。方可寬慰自己，幼稚園和小學是不是名校沒關係，以後用成績拼進一個好中學就可以了。

負責接送的校車經常繞道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學校，跨境學童們每天要花費兩三個小時在上下學路上

這其實是很多內地家長面臨的現實。為了距離深圳近些，跨境學童普遍在香港北部區域的上水、粉嶺、屯門、元朗等片區上學。齊勇給兒子選擇了離福田口岸很近的保良局戴蘇小韞幼稚園，在北區學校里只能排到中等。齊勇夫婦是吉林人，原本在長春工作，兩人聽定居深圳的舅舅勸說，2009年跑到香港生下兒子，隨後又南下創業。為了方便兒子上學，齊勇特地在福田口岸的天澤花園買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

第一次去兒子學校，齊勇最大的感受就是「太破了」。陳清也一樣，兒子所在的學校沒有室外操場，孩子的體育課要在室內體育館上。趙盈女兒學校的操場則只有一個籃球場大，孩子們不能同時上早操，不同班級只能輪著進行。

芳芳的學校條件也沒好到哪兒去，又擠又小。方可清楚，寸土寸金的香港若與深圳比教學環境一定完敗，但她寄希望於學校的「軟實力」可以找補回硬體的不足。一次，她看到值日人員等在校門口給每一個入校的孩子擠洗手液，這樣的細節讓她找到了一絲安慰。

「我們這些家長都是為孩子活的」

方可去女兒的學校上過一次公開課。教室不大，剛剛坐滿20多名學生，條件比起內地一個50多人的班要好很多。方可數了一下，35分鐘的課，芳芳一共被叫到發言4次，她覺得這就是小班教學的優勢，孩子會受到關注。還有一點讓她滿意，孩子的座位從前到後、從左到右定期輪換，她不用擔心為了讓孩子坐到前排要與老師拉關係。

芳芳聰明乖巧，屬於不太費力成績就能排在年級前10名的類型。但方可還是略感頭疼，比如學校的全粵語教學、繁體字書寫，以及語文課不教拼音等，都讓她對孩子的功課心有餘而力不足。

方可是江西人，家裡平時說普通話，芳芳的粵語完全是在幼稚園時硬生生聽會的，芳芳每天在學校和家裡來回切換兩種語言，粵語說得比普通話好。

相比之下，同樣在香港讀小一的文文對粵語有一段非常黑暗的記憶。文文在小學時才進入香港學習，上學第一天還挺興奮，第二天卻說什麼也不肯出門，一問，才知道她是因為不懂粵語在學校像個聾子。整整3個月，文文都是被「逼」著去上學，放學回家後常常為此事大哭，文文媽媽很心疼，猶豫不決中，女兒卻憑藉小孩子特有的語言天賦慢慢聽會了粵語，熬了過去。

方可發現，粵語寫作文不像在內地，有那麼多排比、比喻或運用典故，她擔心芳芳的語文基礎打不好，但看到內地課本上「吃水不忘挖井人」這樣的老派句式，她又想，粵語就粵語吧。

陳清原本是學校高年級的老師，自從斯斯到香港讀一年級，她主動向學校申請帶一年級的班，目的就是隨時了解斯斯和內地孩子在學業上的差距。她對比兩地語文課本，發現香港課本除了圖畫較多以外，故事更實用、更簡單，也不會挖太多的「中心思想」。

但香港語文課不怎麼教拼音讓她很著急，她拿出整整一個假期來給斯斯的拼音補課。同樣是老師的先生看了笑著說：「我們的優勢竟然變成了劣勢。」夫婦倆總覺得，「連拼音都不會，就不算正統的中國人」。

很多港寶媽媽都會在論壇里討論兩地的教學。最讓家長們感到特別的是香港小學開設的常識課，每周都有三四節，且常在戶外教學，比如去公園辨識各種指引牌、去消防局學習逃生、分辨垃圾食品、學習交通規則等。全程都有學校招募的家長義工帶隊，他們與學生的比例能達到1：5，就算來回倒地鐵，方可也相信一路上很安全。

一次，方可作為家長義工參加了常識課，主題叫「陽光笑容小天使」，意為愛護牙齒。小朋友們一起去了九龍一所牙科診所，聽護士講解，觀看動畫片，再進入一個專門的房間，裡面是各種牙科模具，孩子們分角色飾演，「患者」躺在椅子上由「牙醫」診治。通常，這樣的一堂課是由香港政府出資贊助牙科診所協助教學。

對家長義工這件事，文文媽媽很是積極，每周要去香港四五次。後來，她乾脆辭了工作當起全職媽媽。她聽說，如果能「全勤」參加所有家長義工活動，將來孩子上中學可以加分。儘管她不確定這個消息是否屬實，但她覺得做了比不做好。「我們這些家長都是為孩子活的。」她說，跨境學生考驗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長。

港式素質教育

芳芳才上小學一年級，就已經感覺到了壓力。從二年級開始，學校要分精英班和普通班。進入精英班，就意味著上初中時有更大幾率進入排名靠前的Band 1類學校。

一名學童在上學途中用手機看電視劇

進入精英班需要成績進入全年級前30名。成績也不僅僅是階段性大考，平時的默書、考試也都算進一年的成績單，佔到40%。除了功課，學校還要求每個學生「一體一藝」，即必須有一個樣喜歡的運動、一項特長。

方可希望女兒能進入精英班。芳芳一直也很努力，總分排名、單科排名、全年級排名和班級排名，時時都是提醒。從幼稚園開始，除了訓練自理能力、完成簡單的功課，她的生活就與各種比賽交織在一起。普通話比賽、奧數比賽、飛盤挑戰賽、微型小說比賽等，甚至閱讀多少、助人為樂都會排名並有一張龍虎榜。幾乎每次芳芳都會獲獎。一開始方可覺得芳芳很厲害，後來學校老師告訴她，通常參加了比賽都會有獎，重要的是孩子參與其中，表達自己、獲得自信。

連班幹部也是「人人有份」式的。芳芳因為英語突出而成為英語課代表，還有一些同學負責收作業、管理衛生。全班20多人，每人都有自己的角色，連分發午餐的人也有一個名頭叫餐長。餐長除了協助送餐阿姨把午餐分發下去外，還要在就餐前帶領大家唱餐前歌。芳芳就讀的學校是教會學校，餐前禱告「感謝天父賜予我食物和清潔的水」是必不可少的環節。儘管方可家裡沒人信仰基督教，但她並不介意女兒擁有一些基督教的習慣。

陳清的大兒子比斯斯大6歲，在深圳南山一所名校讀的小學與初中，在素質教育的口號下，內地小學不可以給低年級學生留作業，考試不可以排名張榜，不可以給學生太大壓力。於是，陳清一有空就帶著大兒子世界各地遊玩，給了他一個無憂無慮的童年。可上了初中以後，突然而至的中考壓力，讓大兒子焦慮了整整一年。 陳清想，與其初中突然給孩子施壓，還不如像香港一樣從幼稚園階段就提出要求。

不過，齊勇對此不以為然。他覺得這些對一個小孩來說太殘忍，「考試太多，月考還要排名次，比應試教育還應試教育」。

香港學校的模式也有讓方可不放心的地方，比如孩子每年會更換班主任，這樣老師就難以深入了解孩子，再比如一個老師同時教很多科目，像語文老師要教健康生命，英語老師還教音樂，而她希望老師能術業有專攻。

此外，方可沒有老師的私人聯繫方式，有急事也只能打教務處的座機。這和內地大為不同，陳清也是班主任，除了和家長有微信群、QQ群外，家長們大事小事都會不分上下班時間地找到她，有時夫婦教育理念不一樣，也要找她來溝通。但香港教師嚴格保護私人時間，這種「公事公辦」的關係讓內地家長不大習慣。

只有一對一的家長會，可以讓家長稍感安慰。方可第一次參加家長會有些意外，她以為會是坐在教室里聽老師籠統地講一通，實際上，每個孩子由家長領著，與老師私聊，一個孩子5到10分鐘，老師會針對性地告訴家長孩子一年的表現。

香港學校有一套成熟的操行考核體系，每人一個手冊，上面記錄著學生在學校的表現，如果評定很差，升中學時就可能被拒收。

因為課堂紀律嚴格，芳芳有一次上課尿急但不敢跟老師說，尿了褲子。學校老師很細心，借了備用校服給芳芳穿，將臟衣服沖洗乾淨放進塑料袋裡，還留了字條告訴家長不要擔心，這讓方可有些感動。

方可慢慢感受到了嚴格帶來的不同。以前，芳芳坐地鐵總想揪著鐵杆轉一圈，現在乖多了。有一次，方可帶芳芳回老家，買小吃的時候，別的孩子一窩峰擠著買，芳芳一定要排隊。店老闆問方可，你孩子不是在本地長大的吧，和別的孩子不一樣。

齊勇也承認「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但他仍然覺得這些規則太死板，會扼殺孩子的天性，他特別不希望看到兒子小小年紀就要被加上太多條條框框，他甚至希望兒子能適當調皮一點。

為了釐清心裡的一些疑慮，方可曾列了一個詳細的對比圖，從師資、校舍、上課風格、食品安全、幸福指數、壓力指數、升學前景等30多個方面，進行了對比和打分。她把對比圖放在論壇上，引得家長熱論。方可細細看每一條評論，分析利弊，事實上，她也在用這樣的方式來說服自己。

繼續，抑或放棄

每天15點20分課程結束後，香港的同學還會繼續參加學校的興趣班，像奧數、樂高、畫畫、跳繩、小吉他等，芳芳則急著坐校車返回深圳。

不過，該上的興趣班她也沒落下。方可在深圳給芳芳報了鋼琴、舞蹈、書法以及中文班，有空就去上。

齊勇更「狠」，先後給兒子報了鋼琴、英語、溜冰、架子鼓、擊劍、街舞等9個興趣班，其中鋼琴老師在郎朗音樂學院排名第一、游泳教練參加過倫敦奧運會、擊劍教練是國家隊前隊員。他認為只有在深圳才能找到這樣的資源，香港遠遠不能比。

跨境學童的生活就這樣被切分成兩塊，一部分在香港，以學業為主；一部分在深圳，以上興趣班、逛遊樂園等為主。

方可甚至不希望孩子在香港融入得太深，只接受香港的教育就好，「我們和香港人不是一個世界的，聊不到一起」。

「

在種種條件限制下，跨境生們就像生活在玻璃罩里的孩子，儘管已經進入香港讀書，但無論是上學路上還是在校園裡，都始終是被保護的狀態，他們離真正的香港社會始終隔著一層看不見的屏障。

」

芳芳大了一點後，慢慢有一些察覺。一次，芳芳和學姐在香港迪士尼玩，兩人一邊聊天，學姐一邊「教育」她在香港時要說粵語。芳芳不明白，學姐提醒她：「你在香港講普通話，別人會投來奇怪的眼光。」

方可能做的就是不斷給女兒打氣，讓女兒的內心更強大。她告訴女兒，人不能活在別人的眼光里，如果連別人看你一眼你都受不了，以後還能經受起什麼。

可方可自己的內心卻強大不起來。每次女兒遇到什麼挫折，或是路上摔跤、與同學發生矛盾，她都會覺得送女兒去香港上學是不是錯了。

相對而言，陳清的內心要堅定很多，行動也更積極。她參加了學校家委會的競選，成為6個家委會常委之一。選舉那天，陳清足足演講了30分鐘，最終以第三的票數當選為家委會秘書。「通過競選，兒子會覺得我很愛他，全校老師、家長都會知道我的孩子，知道我們家很重視孩子的教育，我在努力把孩子的路鋪平一點。」她說。

芳芳最大的不開心就是，每當她從香港回來，想和小區的小夥伴玩時，或多或少都會受到排斥。

芳芳覺得孤單，方可這時也會陷入新一輪猶豫，但她只能勸孩子，同時也是勸自己。「就算在深圳讀，也會遇到和小朋友合不來的情況啊。你現在不用擔心毒跑道，不用擔心食品安全，不用費心思討好老師。」最讓她堅定的是，她不願看到女兒像她讀書時一樣，在花樣年華卻每天背一些空洞無用的東西。所以，她盡量積極地想，芳芳現在兩邊跑，將來可以適應兩邊的生活，「香港教育值得路途奔波，我們才義無返顧，如果有一天它不值得，我們回來就是」。在她的計劃里，芳芳要在香港讀到大學畢業。

齊勇終日忙生意賺錢，這幾年明顯感受到深圳的迅猛發展，他越發覺得讓孩子在香港上學得不償失，與其讓兒子在一個地理位置不好的、學校普通的、還要兩地奔波的地方上學，不如多花些錢，讓他在深圳讀國際學校。所以，兒子幼稚園一畢業，齊勇就把他送到了深圳南山一所國際學校，每年學費十幾萬元。在加拿大式的教育理念下，兒子活波，視野開闊，英文好，新環境里家長們也都是城市新富人群，重教育，有修養，這些都讓他滿意。

趙盈的家境一般，養育兩個孩子剛剛好，深圳的公立學校不接收港澳籍學生，家裡也支付不起國際學校的費用，女兒深港兩地的奔波還將繼續下去。她有些後悔，「早知道現在這麼折騰，當初就不來香港生了」。好在2017年4月中旬，深圳教育局出台了新政 ，從2017年起，港澳籍的孩子們可以通過積分的方式，入讀深圳公立學校。這讓她的女兒以後多了一項選擇。

關於深圳和香港哪裡讀書好的討論，在港寶家長群里從來沒有停止過。方可見得多了，她覺得「要回來的終究會回來，要留下的還會留下」。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方可、芳芳、陳清、斯斯、趙盈、齊勇、文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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