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嗣子憶往事 大新年在「宰相」家裡吃窩窩頭

往事導語：周保章是周恩來堂弟周恩彥的兒子。1938年在漢口，由周恩來的同學和好友趙光宸等人提議，他和妹妹周保庄被過繼給周恩來和鄧穎超做嗣子女。而且還進行了磕頭拜祖宗等一系列過繼承嗣的儀式。因為周恩來在兄弟中行第七，按家鄉習俗周保章喊周恩來七伯，喊鄧穎超七媽，今天這篇回憶錄就是周保章回憶「父親」周恩來的親身經歷和感受，讀了能體會到周恩來夫婦對侄兒、侄女的那份親情——

周保章和鄧穎超在一起

「同志加親戚」我是在解放前夕讀中學時參加中共領導的地下秘密活動的。大陸一解放，就在學校轉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正式成員，還成了學校團組織和學生會的一名幹部。不久，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我由組織上保送到軍事幹校。

１９５０年我參軍後，在人民軍隊這所大學校里，受到了正規、系統的教育，思想認識和業務素質都有了一定的提高。我一直遵循著七伯對親屬的要求：不論任何時候，也不論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向組織上和他人暴露與他的這層關係。

１９３８年在漢口時，由七伯的同學和好友趙光宸等人提議，經我父親和七伯、七媽同意，我和我妹妹保庄被過繼給七伯、七媽作為他倆的嗣子女。而且還進行了磕頭拜祖宗等一系列過繼承嗣的儀式。儀式是在漢口大石洋行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樓頂涼台上進行的。儀式結束後，七媽鄧穎超還高興地右手抱著我妹妹保庄，左手摟著我一起拍了一張照片作為紀念。（本文整理者就此事曾詢問過當事人趙光宸的長女趙忠綺，她證實確有其事，但是強調說，周恩來當時不在場）我的二哥保常、大妹保芳和趙光宸的兩個女兒趙忠綺、趙忠績等也都參加了那次合影。七媽一直保存著這張照片，趙光宸的女兒趙忠綺也保存有這張照片。趙忠綺至今還記得我們兄妹過繼的事。當時我和妹妹都還幼小，還都不知道過繼之類的事。現在想來，七伯和七媽很可能是出於當時鬥爭的需要。因為自解放後，我們兄妹多次和七伯、七媽見面、談心，七伯、七媽還讓我們去西花廳，和他們一起生活過，但他倆從沒有再提起武漢過繼的事。而我自從成長為一名普通革命者之後，似乎也明白了這裡邊的一些道理：當時處於全民族抗戰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一邊口頭喊合作抗戰，一邊又千方百計地削弱共產黨的力量以達到最終消滅的目的，因此他們不斷開動宣傳機器，胡說共產黨「共產共妻」、「六親不認」等等，造成國統區許多人對共產黨人的誤解。這樣，七伯通過１９３８年的「武漢過繼」到１９３９年的「紹興祭祖」這兩件中華民族的傳統做法，有力地回擊了國民黨的謠言，讓廣大國統區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國共產黨，從而更加有利於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因此，我在後來與他們的交往中，也從沒有向他們提起過這件事，只是七媽曾在和我個別談話時直接說過：「保章啊，我們不僅是同志關係，我們還是親戚。」她是不是指的這件事我沒有追問過，也沒有必要去問。但是，也許正因為我和兩位老人有這種「同志加親戚」的特殊關係，所以受到他們更多的教誨和關心，這就足以使我終生滿足。

特殊的獎品

１９５７年，成年後的我第一次與七伯、七媽取得了聯繫。從那以後，我給他們寫信，他們也給我回信。回信通常是七媽寫的，也有她的秘書張元、趙煒代她寫的。這些回信共有５０餘封，絕大部分我還收藏著。我向他們寫信時，除了彙報思想、談自己的進步和人生之外，也告訴他們自己家庭情況以及個人的婚姻戀愛。從通信中，我發現七伯、七媽對基層群眾的生產、生活比較感興趣，我也就經常向他們反映基層社會情況和人民的要求。我做對了的，他們就表揚我，我不對的他們也馬上毫不客氣地批評指正，慈嚴交加，諄諄教誨。七媽曾在我們周家親屬聚會時表揚我說：「保章能夠做到思想全面，要求進步，很好。」

頻繁的書信往來，拉近了我與七伯、七媽的感情距離，我對他們什麼話都能說，也敢說。我在個人生活上遇到麻煩，七媽知道後，給我寫信說：「青年人在戀愛的路上遇到波折，亦是難免的。把它當作經驗教訓，就可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了。」七媽每次來信都是語重心長，可以說是既富人情又富哲理，於諄諄教誨中又流露著親情。這樣，我便萌生了要赴京探望二位老人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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