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士會對移民病人有偏見嗎？

義大利學者LISA PAGOTTO等人，以167名義大利醫院護士和外國病人為研究對象，檢驗了群際接觸在減少對移民總體偏見方面的作用。研究控制住工作場所外和大眾媒體的影響，考慮了同情、焦慮和群體認同的作用，來分析工作接觸的結果。結果表明，工作接觸的積極影響部分受到增加的同情和減少的焦慮的調節，這樣的結果既發生在工作環境中，也適用於移民總體。最後，高水平的群體認同促進了接觸對群際情緒的影響。這些發現顯示，得益於喚起情感反應變化的能力，工作接觸能夠成為減少偏見的有效方法。

這是社論前沿第S576次推送

（ 微信號:shelunqianyan）

研究問題

該研究目的在於檢驗工作中群際接觸的作用，既有文獻往往強調和外群體朋友通過工作或比鄰而居的接觸的價值(see Hamberger & Hewstone, 1997; Pettigrew, 1998)，工作這個接觸情境被忽略。

1985-2006，義大利的外國居民增加了幾乎四倍，達到了近三百萬，佔總人口的6%，工人總體的10%。公眾輿論傾向於將這些移民的存在看作負面的，是潛在的安全威脅，種族主義和偏見的事件並不少見。

因此，該研究檢驗了義大利醫院護士與非歐洲移民病人之間的群際接觸對偏見減少的作用。研究基本思路如下：第一，考慮了同情和焦慮的調節作用。與之前的研究一致，頻繁和積極的接觸，通過增加同情和焦慮，應該對移民的態度間接具有積極影響。第二，分析了從工作接觸中體驗的情緒到對整個移民群體的情緒感知的整個過程。假設了兩個層面調節變數的接觸的間接作用：工作接觸應該影響工作情緒；這些情緒應該會泛化到群體層面的相應情緒；最後，群際情緒應該影響偏見指數。第三，研究檢驗了群體成員認同的調節作用：假設當群體認同顯著時，接觸的影響更強。第四，研究探索了工作中、工作之外、通過大眾媒體的三種情境下接觸的綜合作用。預期每個接觸類型將會獨立有助於偏見的減少，特別是假設當控制住其他類型接觸時，工作中的接觸對偏見的減少具有獨特作用。

研究方法

研究發生在2006年，義大利東南部的三個醫院，涉及不同病房的167名護士，26個男護士，139個女護士，年紀從22-60歲。研究通過發放調查問卷開展，測量變數主要包括，工作中的接觸（質量、數量）、工作中的同情和焦慮、群體水平的同情和焦慮、工作之外的接觸（數量、質量）、經由大眾媒體的接觸、偏見指數。

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結論

研究支持了義大利護士與外國病人間的群際接觸在減少對移民總體偏見方面的有效性。總的說來，與之前研究一致，作者們發現，護士與移民病人的互動越頻繁、越積極，對移民總體的偏見水平越低。所以，工作接觸好像對於提高群際態度和感知是有效的。

接觸的有益影響表現為：第一，當控制住其他類型的接觸時，工作接觸和偏見減少之間的關係保持顯著。這個發現是重要的，這表明，不同於其他情境中的單獨接觸和大眾媒體描述的移民的整體負面形象，如果工作中的互動是頻繁而積極的，那麼積極的群際態度將會產生。另外，工作接觸經常不被多數群體成員選擇的事實是特別重要的，這個情況構成了對接觸假設的嚴格測試(Pettigrew, 1998)。第二，關於工作接觸怎樣能夠減少偏見。與之前研究一致(Voci & Hewstone, 2003, 2007)，接觸和外群體態度及犯罪評估之間的關係，受到減少的焦慮和增加的同情的部分調節。這個發現證實了情感因素的重要性，接觸能夠通過減少負面情緒，提升積極情緒起作用，提供了進一步的支持(Brown & Hewstone, 2005; Pettigrew & Tropp, 2008)。另外，發現了涉及兩個情緒調節變數層面的過程：工作接觸首先減少焦慮，增加同情；這些情緒被泛化到群體層面的對應情緒。在下一步，群體同情和群際焦慮接近於偏見的預測值。

除了這些中介效應，作者發現了調節的作用。工作接觸對於群體層次情緒的影響受到高群體認同水平的促進。工作接觸能夠通過工作中情緒體驗的調節，影響群體同情和群際焦慮。然而，當群體認同在工作接觸中高顯著的時候，這個中介不是必須的。群體認同促進接觸特徵向群際水平泛化的發現，與Hewstone and Brown提出的模型一致(see Brown & Hewstone, 2005)。這個發現對於社會具有重要意義，正如此模型顯示，贊成多樣化不是群際和諧的障礙，但事實上代表鼓吹將特定接觸結果向更全球化評價的泛化。

（二）討論

研究局限：第一，研究是橫截面的，這樣就不能做隨意的推斷。有可能接觸-偏見的關係是雙向的，因而越是寬容的人越願意參與接觸，有偏見的人努力迴避接觸或對此持負面評價。事實上，縱貫研究傾向於為雙向提供證據。另外，縱貫和元分析研究產生清晰的證據，從接觸到減少的偏見的路徑是強烈的和穩健的。更甚於此，雙向影響沒有減少從接觸到偏見減少方面的作用的重要性，特別在將接觸作為一個社會幹預的時候。第二，所有的測量都是建立在參與者的自我報告，這些是主觀的，潛在不精確。然而，Hewstone,Sharp和Judd (2009)最近的研究發現，觀察者的報告（比如參與者的朋友和家庭成員）和接觸的自我報告顯著相關，這構成了接觸自我報告測量的有效性。另外，幾個研究也顯示，群際接觸也能夠影響偏見的內隱測量。

研究啟示：第一，未來研究應該在其他工作環境中，比如工廠或公司，複製這個發現。第二，通過大眾媒體的接觸需要更多和更深的調查，在此研究中，此類型的接觸對偏見只有直接影響，沒有涉及情感變數。這個發現可能與通過大眾媒體的接觸可能喚起焦慮和同情之外的情緒的事實有關。未來研究可以盡量將其他情感因素納入進來，這些情感更容易受大眾媒體的影響，比如現實和象徵性威脅，和更為認知性的變數，如知識(Stephan & Stephan, 2000)。此外，將被描述的信息的顯著性和具體來源考慮進來可能是有用的。這樣，研究可以比較電視連續劇或新聞廣播的娛樂節目傳遞的信息的影響，鑒於後者比前者性質上可能更嚴重。當多數群體成員與外群體成員面對面接觸的機會有限時，如果經由大眾媒體的接觸是積極的，它可能特別有用。

文獻來源：

LISA PAGOTTO, ALBERTO VOCI &VALENTINA MACULA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group Contact at Work:Mediators and Moderators of Hospital Workers』 Prejudice Towards Immigrants.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 317–330 (2010).

文獻整理：程 萍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