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樂夜話：反派魅力與哥譚革命

最近我補了克里斯托弗·諾蘭拍的三部蝙蝠俠。總有一些電影、小說和遊戲，大名鼎鼎，圈內說起來無人不知，但你又確實沒看過，別人談論起來的時候你只能點頭微笑，裝作自己有了解，當這種尷尬場面積攢到一定閾值，那就不能不看了。

諾蘭三部曲與蝙蝠俠漫畫的關係，很多蝠學研究者已經分析得特別透了，在此推薦知乎上RED韻的專欄「一點也不宅」。我只從一個美漫門外漢的角度來發表一番感想：最能激起我觀影情緒的，是小丑和貝恩兩個反派。

我以前看過蒂姆·伯頓版的《蝙蝠俠》，還看過那部口碑稀爛的《永遠的蝙蝠俠》，那幾版的布魯斯·韋恩老爺不管是造型還是演技，都讓我覺得尬尬的。諾蘭這一版的布魯斯·韋恩要好一些，但比起驚才絕艷的反派，還是被壓住了。反派是要搞事的，一搞事就是大場面，小丑要搞游輪炸彈的道德困境，貝恩要用核彈掀起哥譚的無政府主義革命。在世界的聚光燈下，反派們開始對著全世界發聲，普通人都要乖乖聽他們講話，不然很可能就要完蛋；超級英雄也要仔細聽他們說話，拚命尋找反擊的線索。

在這個時候，電影鏡頭要通過各種特寫，以最飽滿的方式展現反派最激越的情感。在反派偏激極端的思想衝擊之下，超級英雄往往會顯得很蒼白，即便是蝙蝠俠這種比較有深度的英雄。並且，我幾乎覺得克里斯托弗·諾蘭是偏愛小丑和貝恩的，他用各種運鏡和剪輯，讓這兩個人物每一次出現在鏡頭裡，都帶著一股沛莫能御的氣魄；而蝙蝠俠，整個三部下來令人印象深刻的鏡頭少之又少，諾蘭大概是不太愛他。

美漫的超級英雄大體上都是秩序的維護者。你當然可以舉死侍之類的反例，但死侍之所以能被創造出來是因為之前有一堆偉光正的超級英雄了。超級英雄維護的「秩序」是什麼？答案很明顯：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這個「秩序」的對立面是什麼？破壞秩序的邊緣人、異端，以及試圖建立另一套秩序的人。邊緣人和異端，無非是變態、瘋狂科學家之類的。而「另一套秩序」的推動者，一種是黑社會和邪教，要在法律之外立私法，另一種是意識形態之敵，比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常出現的蘇聯間諜。

超級英雄漫畫的發展史在細節上相當複雜，早期很俗很濫，但任何一種大眾文藝形式做久了以後，都要觸碰一些深層的問題。超級英雄漫畫的正邪對立如此鮮明，要觸碰的問題也就特別明確：為什麼反派會成為反派，英雄會成為英雄？這個問題在過去幾十年里越纏越緊，所以你會看到關於超級英雄和反派的起源故事一遍遍被重寫。英雄需要挖掘心理動機和精神創傷，反派也需要動力和思想。反派一思考，那麼事情就很麻煩，因為中產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所遮蔽的東西在他們那裡全部暴露出來啦：被遺棄的底層，被「主流」排斥的人群，與美國意識形態相抵觸的價值觀……最後這些東西凝結成了蝙蝠俠的哥譚。

哥譚是一個奇蹟，一個異數，一個「所有美國人都能產生代入感」的城市，一朵被放置在遙遠距離觀賞的惡之花，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美國人民看看哥譚，再看看自己的城市，感覺並沒有那麼糟，於是可以吃著爆米花，高唱一曲《星條旗永不落》。

不妨在此複習一下福柯的名言：「重要的不是故事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故事的年代。」每一次故事的重寫，背後都是時代的怒濤。哥譚成形的背後，明顯帶著二十世紀中後期西方社會精神危機的烙印。蒂姆·伯頓在電影里呈現的哥譚，非常哥特，有點怪誕，但不算陰暗，大反派是小丑，那時蘇聯已經脆弱不堪，美國一片欣欣向榮，能威脅安寧的似乎只有深藏在每個人內心深處的、不可理喻的瘋子和變態。到了諾蘭重啟蝙蝠俠的時候，事情顯然發生了變化，第一部的劇情還在探討已經糾結了幾十年的「超級英雄打擊犯罪算不演算法外私刑」，第二部的小丑已經具有的恐怖分子的特質，背後那個巨大的反恐意識形態呼之欲出，到了第三部，已經不能不去探討「革命」了。

我有個師兄，2012年做過一個講座，標題叫「末日之年的革命想像」，就是說這事兒。2012年上映了三部電影，《雲圖》《悲慘世界》《蝙蝠俠：黑暗騎士崛起》，都在講「革命」。貝恩，一個監獄出身的底層苦孩子，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向壓迫和剝削自己的秩序發起複仇，並且還要「解放人民的力量」，這簡直太革命了。然而這片子畢竟是好萊塢大片，自然要把哥譚革命之後的狀態表現得混亂破敗，要讓警察們重新回來恢復舊日的秩序，並且還要在結尾給貝恩一個兒女情長的反轉——我必須要說這是大敗筆。

其實諾蘭把前半段拍出來，已經堪稱奇蹟了，超級英雄電影能拍成這樣，很戳透「超級英雄」的本質：在第二部到第三部之間的若干年裡，哥譚通過擴大警權，幾乎建立了法治烏托邦，誰還需要超級英雄呢？然而所有的烏托邦都會滑向反烏托邦。只有烏托邦壓抑的東西爆發出來，地下的星星之火噴涌而出，才需要蝙蝠俠來救場，儘管他也是個秩序里的邊緣人。

但就算救回來了呢？2014年開播的美劇《哥譚》，劇情時間線是在蝙蝠俠故事開始之前，精神氣質上卻是承接了《蝙蝠俠：黑暗騎士崛起》的。《哥譚》里借著警局諸人的對話，把一切闡釋得很明白：為什麼韋恩夫婦被槍殺之後，哥譚會出現這麼多怪異可怖的犯罪？因為韋恩夫婦代表了體面、主流的人群與生活方式，他們死了，代表著那個黃金時代的幻夢破滅了，剩下的只是「哥譚」，而「哥譚」滋生了蝙蝠俠和小丑。

小丑對蝙蝠俠說：「你使我變得完整。」這關係倒了，是小丑和貝恩讓蝙蝠俠變得完整，讓超級英雄還有存在的餘地。這些哥譚的孽子們，值得那些大場面來烘托，值得特寫鏡頭來嘶吼那些曾經無法明言的情感和思想。

遊戲在這方面大體上就做得沒那麼好，因為遊戲的主角代入感太強了。玩了十幾年遊戲，我印象深刻的反派只有兩個半：《無主之地》系列的帥哥傑克，《質量效應》系列的「幻影人」，還有半個是《軒轅劍叄外傳：天之痕》的宇文拓。宇文拓勝在「無敵」和最後大反轉，帥哥傑克是壞得純粹，有一點接近小丑，而「幻影人」是苦大仇深又走錯路的種族主義領袖。這些反派很有魅力，在遊戲過程中也能讓人牙痒痒，但缺陷在於很難讓人生出認同感。畢竟電影是用鏡頭語言來呈現，觀眾的視角和主角不是全程綁定的，視角的轉換也會帶來心理認同的變動，而大部分遊戲中玩家和主角的視角是綁定的，更容易按照設計者劃定的遊戲線路、情感線路和思想線路來行進。

所以對於當代社會來說，遊戲真是個有意思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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