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意義概念返回到時間概念

從意義概念返回到時間概念

——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命名問題

作者簡介

張福貴

張福貴，男，1955年11月生，吉林省敦化市人。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吉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華夏文化論壇》（CSSCI檢索）主編、文學院博士生導師。1982年1月畢業於延邊大學並留校任教。1985年3月至1986年1月在北京大學進修。1997年畢業於東北師大中文系，獲博士學位。

現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萬人計劃」領軍人才、國家級教學名師，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文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學校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博士後管委會專家組成員、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吉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常務理事等。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180多篇，引用轉載1600餘次。論著被翻譯成英、日、韓等文字在國外出版和發表。論著先後獲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二等獎各一次，三等獎二次。著作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

正文

如何對30年的中國現代文學稱謂實質上是一種文學史的命名。命名雖然也包含某種性質判斷，但不是具體研究，只是為了對研究對象內涵和外延的共同確認，是獲得一種研究的共名。因此，這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前提。在這樣一種前提的確認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命名就應該從意義的概念重新回到時間概念上來。

一般說來，「現代文學」這一學科命名具有兩種含義：時間的概念和意義的概念。時間概念是指1917年至1949年這一期間發生的文學現象。這一概念並不十分嚴密，因為現代文學不僅是一種歷史的時空存在，而且是一種性質、一種意義。隨之而提出了一種意義概念：與傳統文學相對而言，具有「現代意義」的新文學。現代意義包含內容與形式的兩個層次。第一，內容上表現為思想啟蒙與政治救亡相互交替的文學主題，其中特別值得珍重的是思想啟蒙主題；第二，形式上表現為對傳統文學既定形態的突破，從文藝復興近代現實主義文學到20世紀初現代主義文學，都湧入中國。中國作家對此進行了超越時空的選擇，從而使中國文學的文學類型、敘述方式、文體形式發等都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中國文學從文學觀念到藝術形式，從作家流派到出版物，都進行了全面變革。一句話，現代文學要有現代性。

關於現代文學的現代性是近年來現代文學界討論的熱門話題之一。現代文學不僅僅是指一種歷史上時間的界限，也是指文化思想上的界限。通常所說的「現代文學」，往往不注意文學本身的現代性，而只是關注創作的時間，由此而分為「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就文學作品來說，時間的差異雖然表現出性質的差異，但是，時間並沒有絕對性，彼時和此時的界限並沒有帶來太大的本質差異。只有在既定的時間背景下，對作品本身進行性質判斷，才有比較準確的把握。

毫無疑問，文學現代性首先是思想的現代性。中國現代文學的變革實質上是人的精神世界變革，文學的思想內容主要表達了這一變革。這一認識表現出半個世紀以來人們注重思想革命的一貫性評價尺度。近年來，人們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討論，實質上也是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本質的深刻認識。但是，文學的形式也是具有傳統與現代之分的。因此對於文學形式的判斷也必須納入到現代文學的性質判斷之中去。現代文學的性質界定應該包括從內容的判斷到形式的判斷。

形式的現代性是一個過去曾經被強烈關注過，而現在又被相對忽略的問題。特別是在近年來文學和文化上的復古主義興盛，使這種關注甚至走向了反面。在傳統的思想被賦予現代化的理解的同時，傳統的形式也被賦予了新的價值。現代詩的產生，在內容和形式上都使文學發生了現代化的轉化。自由的形式並不僅僅是單純的詩歌形式變革，而且也是意義是變革。例如，五四時期的白話詩運動，說到底是一個思想運動，思想的思想往往需要自由的形式來配合。過去，中國的古體詩的嚴格的格律本身就是對自由思想的嚴格的限制，白話詩的努力就是要在思想和藝術上都獲得自由。郭沫若的《女神》如果改用古體詩的形式就不能充分表達詩人的那種激情澎湃、衝決一切的情感，就不能充分表達出破壞與創造的時代精神。詩中那排山倒海式的鋪排的句式，特別適合詩人那自由奔放，隨意性極大的精神氣質。而到了晚年，郭沫若一改初衷，作詩多採用了古體詩的形式，無論怎樣與時代乃至時事緊密相連，無論怎樣「革命」，都消失了青年郭沫若的新銳氣質，給人以古舊之感。而郁達夫的舊體詩在現代文學作家中是負有盛名的，但是這些詩所表達的多是個人的情懷，而且再加以舊的形式，成為了傳統色彩遠遠濃於現代色彩的文本。

郭沫若

當然，形式的現代性與內容的現代性不可同日而語，形式具有超越性，可以承載不同的思想內容。而且形式具有脫離思想內容的繼承性，所以，文學形式的現代性不同於內容的現代性。後者的繼承性較前者的繼承性明顯，它甚至可以是橫移的，可以沒有縱的關聯；而形式的過渡性性要比思想的過渡性要長。從這一角度來說，又必須看到古體詩的舊形式與現代的新思想之間的一定和諧性。由此可見，中國現代文學在藝術形式上對西方文學的引入，使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發生了聯繫，促進了傳統文學的演變。

現代文學作為一種意義概念已經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無論是對現代文學的整體界定還是具體的思潮、作品的評價，實質上都是以意義概念為著眼點的。

我過去一直堅持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不是單純的藝術史和學術史，首先是一種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學。一切不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學如鴛鴦蝴蝶派等，均不屬於現代文學。其實，這是使用了一種單一的價值尺度，或者說是一種主流價值尺度來定位文學史。主流價值尺度雖然也是一種尺度，但實質上也是對時代文學的豐富性、對於多數讀者群的否定和輕視。一種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學首先應該是多元的和寬容意識的文學。這是一種文學觀念，也是一種文學史觀念。文學史的判斷和命名不可要求惟一性，對象可有多種理解，個別性的理解是規範性理解確立的基礎和前提。學術規範的確立不應以思想個性的喪失為代價。意義的概念應該僅僅是對現代文學的具體思潮傾向、作家意識和作品主題的價值判斷，而不能成為現代文學存在空間的外延界定。

時間概念具有多元性，其內涵遠遠比意義概念的涵蓋要寬廣，而且經過歷史的證明，以時間為界限，確定斷代的文學史外延。只有時間的概念能包含一切，正像時間可以證明一切一樣。一切生命和存在最終都要以時間來界定。站在歷史長河的一個個終點，反觀百年文學史，一切新論點、新概念的發生和爭論，包括20世紀中國文學等都只是歷史的一瞬，都可能是沒有意義的。

文學史的命名，不同於文學評論，也不同於文學史本身，應該獲得最大限度的認同。從這一點上來說，作為一種存在事實的陳述，文學史應該盡量淡化命名的傾向性，而突出中間性。時間概念又具有中間性，不包含思想傾向，沒有主觀性，不限定任何的意義評價，只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個研究的時空邊界。當我們說「新文學」時，實質上是與舊文學相對而言的，其本身就具有既定的文化價值取向；而我們對五四以來文學性質作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學」的界定時，就更有了明確而單一的政治傾向性；而近年來，關於「20世紀中國文學」的命名和討論，也是立足於文學的整體性，著眼於文學觀念和文學主題的一貫性而有意發生的。所以說，現在已有的關於百年文學的所有命名和界定，都已有了傾向性。文學史命名的中間性並不妨礙文學史研究和評價 傾向性，在時間的框架下，一切主體意識都可以發生。

時間概念具有歷史的慣性，是最無爭議的命名。縱觀中國文學發展史，對於文學史的分期都是以朝代和時代為分界點的。「先秦文學」、「兩漢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唐代文學」、「宋代文學」、「元代文學」、明清文學「等等，都已經被廣泛認同。在這種概念的慣性作用下，現代文學也絕不會例外。「現代文學」作為一種時間概念也是缺少恆定性的，「現代文學」區區30年，其實僅僅是當事人的命名和感覺，僅僅是對當代人有意義。如果把「現代」作為一個永遠沒有窮盡的命名，試想過幾百年、幾千年之後，「現代」就會又有不斷更新的時間界定。因為它是一個可以被無限延伸的概念，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現代文學最後必將被定名為民國文學。

確定了以「民國文學」為現代文學的時間概念之後，就可以明確無誤地把一直並稱，並且近年來被學者們努力將其一體化的當代文學從現代文學中剝離出去，而稱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這樣，一方面可以免去關於二者關係的許多爭論，另一方面，可以更加準確地把握二者之間的異同。其實，即使是從意義概念的角度來看，二者之間也具有本質的差異性。文學的性質和觀念以及思想體制、作品的主題傾向、作家的組織機制、文藝運動的形式、出版機構和出版物的存在形態、作家作品的評價模式等等，在主流文學形態上都存在著根本的不同。

《文學史的命名與文學史觀的反思》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過程中，每一類型的文學在這段或那段時間內的存在都被納入了一個總的歷史進程，每種文學在一定的條件下都對文學進步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但每一時代都有體現其時代精神的作品，即「標準作品」。標準作品的發展形態便是文學史區分的主要依據。文學史的規律（因果關係）就集中表現在這種顯示社會時代本質的典型或標準作品中。魯迅風的雜文在兩種不同政治時代的不同功能和命運，就是一個歷史的證明。面對紛紜變化的文學史，不能僅僅從某種文學思潮或意識形態出發而認定現當代文學之間的整體聯繫。當然，一種思想的提出，都必然有一個線性的思想積累過程。但是，思想到達一個點時就必然發生轉折。20世紀中期，中國兩種國家政體或政治時代的更迭，無論是對中國社會還是中國文學來說都是這樣一個質變的點。

以政治時代作為標準來對現當代文學進行區分，不僅具有時間的明晰性，而且適應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軌跡並且符合中國文學發展的本質規律。 文學史的時間界定，是為了更好的把握文學史發展過程中的連續性和整體性。一種文學時代實質上是相互聯繫的社會現象的一個獨立的綜合體，文學史劃分的基本思想應該是尋找文學與時代關係的因果律。

毋庸置疑，以兩個政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空存在作為兩種文學史的命名，其本身就不可迴避地包含有政治性因素。過去，我們對於「民國文學」稱謂的迴避，除了學術理念的原因外，也包含有政治上的忌諱。中國文學史的分期與西方文學有所不同，它具有自己的價值標準。對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分期，過去一般都是以政治時代的交替來劃分的，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對重寫文學史的認識，人們提出了以文學發展的自身規律為標準來劃分文學史發展階段的觀點，而且這一觀點在理論上被廣泛接受。毫無疑問，這種劃分方法對過去單一的政治史標準是一種糾正或者補充。但是文學史的命名和分期除了依據一種普遍的理論原則之外，還應根據具體的文學發展過程和特徵來作具體的分析。以政治時代為標準，來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歷史進行分別命名，雖說可能淡化了文學史自身的特徵和規律，但卻把握住了中國文學的本質特徵。中國文學先天的與政治密不可分，渾然一體，所以以政治時代為分期標準是一種預定的事實存在。

文學史的命名本來不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而且學術的有時並不需要高深的理論和複雜的論證，少一些學理之外的忌諱和限制，回歸於簡單和直接，可能會更接近於事實本身。以「民國文學」來命名現代文學，也許就是這樣一種簡單。

編輯：韋施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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