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經濟（三）：學區房，可以沒有

什麼是經濟學？

經濟學是一門關於選擇的學問。

人每一天都要面臨這樣那樣的選擇。選擇A，必放棄B，而B就是選擇A的機會成本。理性的經濟人，其理性在於理性地做出選擇，在充分比較諸種機會成本之後，做出性價比最高的選擇。是為理性。

但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經濟人要有選擇的自由。性價誠可貴，自由價更高。貨幣主義經濟學家MiltonFriedman對此十分看重，並貫徹於其經濟學說的方方面面，成為一條主線。

Friedman之難為可貴之處，是在二戰後所有學校都只信奉並傳授凱恩斯主義的時候，他堅持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的唯一孤島，而選擇的自由，則是這個孤島上高高飄揚的一面旗幟。

這個學校教出來的一批年輕人，後來成為皮諾切特軍政府的經濟智囊。他們認為，在經濟方面，「選擇的自由」意味著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最小化，因為政府的任何干預，都會對市場造成扭曲，向市場的參與者發出錯誤的信號，影響市場自身原本完美的運行。

比如企業，原本只應該屬於私人。國家以國企的形式介入，就會對市場的自身運行造成干擾。所以，智利的這批「芝加哥後生」主張儘可能地私有化。他們是年輕人，血氣方剛，動作也十分生猛，是一種近乎休克療法的私有化。在很短的時間內，幾百家銀行幾乎全部私有化。

再比如，智利進出口原本都是有限制的，比如出口稅、進口許可等。芝加哥後生們認為，這些是對自由貿易的扭曲，必欲去之，經濟才能「快」。

在一般國家，關稅都是國家談判的籌碼，是用來與對方討價還價的。調低關稅，是以對方對等調低對我產品關稅為條件的。但這些芝加哥後生，等不及與貿易夥伴們逐一談判的冗長、拖沓與不確定性，單方面將智利的進口關稅從300%直降到10%。其果敢、決絕，令貿易夥伴既喜又驚。

智利在經濟上是這樣做的，以純粹的市場經濟還經濟人以選擇的自由。許多其它經濟體後來也都是這樣做的，儘管在那個年代，智利是第一個。所以，單從經濟角度看，智利只不過是茫茫人海中的另一個，儘管是比較原汁原味、比較純粹的，但卻談不上是多麼特立獨行。

讓智利與眾不同、鶴立雞群的，是其將選擇的自由（FreetoChoose）不僅貫徹於經濟，更貫徹於醫療、教育與養老。

養老，前面已有專文介紹。通過芝加哥後生們的改革，智利由國家養老，變為個人存錢養老。在此之前，智利的養老也是由國家包的。為了減輕改革的阻力，智利採取了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1981年之後入職的，都必須走個人帳戶、自己存錢養老。之前入職的，可以有兩個選擇。一是繼續留在國家養老體系里，什麼都不變；一是進入改革後的個人帳戶體系，此前交給國家體系的錢，折算成新體系的錢（就好象我們國家的所謂「視同交費」）。

由於芝加哥後生們堅定地認為，養老不應也不能是政府的事。所以，他們對1981年後入職的人是比較嚴格的，不得再進入國家養老體系。但對之前入職的所謂老人，還是給了「選擇的自由」。

在醫療方面，選擇的自由度就大得多了。當然，繳費還是必須的。如同養老保險必須繳10%一樣，智利人醫療保險必須繳7。5%，而且都是自己繳，僱主不出一分錢。從這個角度，智利真是開辦企業的天堂，既不用繳養老、醫療等社保的錢，稅也是全世界有名的低。這樣的條件，你再不投資、再不辦企業、再不生產，真是天理不容。

但與養老保險「新人」沒得選不同，智利人雖統一繳7。5%的醫療保險費，但卻可以自由選擇是投保公家還是私人。這種自由對於窮人來說沒有意義，因為只能投保公家、去公立醫院，忍受漫長的等待、難看的臉、嘈雜擁擠的環境和十分一般般的醫療水平。但對於稍富一點、家有閑錢的人來說，則意味著可以投保私人（當然，可能要在7。5%的基礎上再多交兩三個百分點），然後去私立醫院看病。私立醫院肯定比公立醫院貴，但服務好、不用怎麼等、護士小姐臉笑得像花兒一樣半蹲在你面前耐心聽你嘮叨、醫生的水準也是一流的。

這裡需要再強調一點。窮人投保公家，並不是說他就一定只能去公立醫院。有些私人診所或醫院，如果已納入公家醫保（就好象我國的醫保定點一樣），他也可以去。他還可以選擇不過了，砸鍋賣鐵自費去最貴的私立醫院看病，這是他的自由，只不過公家醫保不予報銷而己。

同理，有錢人投了私人醫保，也可以去公立醫院看病，只要他不嫌等的時間長、醫生臉難看、護士打針痛。

這也是一種選擇的自由。有人喜歡享受，有人偏就願意花錢找罪受。在芝加哥後生那裡，這都是民眾應有的自由。

我不是有錢人，但我們單位為我買了商業醫保。我用這個醫保，既可以去瑞爾齒科這種宰人的私立診所，也可以去協和醫院排長隊，同樣都是可以報銷的。我想，智利的有錢人和私人醫保，大體也是這樣的政策。

公家醫保，只要按時足額交了7。5%的費用，不管工資基數是多少，在公立醫院的醫保待遇都是一樣的。這對於普通人來說，當然是合算的。但如果你的工資基數很高，與普通人混在一起就不划算了，因為這筆錢用來向私人投保，私人醫保是跟著繳費的實際金額走的，工資高的人，即使比例依然是7。5%，但絕對金額遠超普通人，在私人醫保體系里，就可以享受遠超公家醫保的待遇。

所以，有人挑智利醫保毛病的時候，就批評它所謂的自由只是給富人自由，與窮人無干。

但這裡的富人是相對的，許多中產階級都選擇了私人醫保。智利目前有三分之一的人是選擇私人醫保的。這個比例，說明在醫保這一塊，貧富差別並不是那麼大的。

我們國家這方面就比智利僵化。以我為例，一方面必須每月給國家醫保繳費，另一方面，單位又要花錢為我上私人保險。如果能像智利那樣，將向國家投保的費用轉用於私人醫保，我和單位的負擔不就可以小一點了嗎？

教育方面，智利的做法與醫保在原理上是一樣的。醫保是個人繳費，這筆費可用於公家醫保，也可用於個人醫保，你有選擇的自由。

教育的不同點在於，國家對每個孩子都有教育的義務。從財政上，國家每年在每個孩子身上都要花一筆錢。智利的做法是把這筆錢以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的形式發給每個孩子，由孩子（其實是父母）決定去哪個學校。

在大部分國家，教育資源不均等是普遍現象，中國如此，美國亦如此。總體上，在西方和大多數國家，私立學校質量好，但收費昂貴；公立學校相對差一些，但價格便宜，甚至免費。

公立學校之間也有不均等的現象。有的公立學校好一些，有的就很差。為避免大家競相去好學校，在中國和很多國家，就採取分區劃定（Zoning）的做法，本著就近原則，以學校為圓心劃一個範圍，住在這個範圍里的孩子都上這個學校，不得跨區。

中國的私立學校如同私立醫院一樣，大部分都很差。所以，大家打破頭想進的還是公立學校中的重點（就如同公立醫院中的三甲）。辦法除了找人找關係，最主要的就是住在重點學校的周遭，被「劃」進學校。

這就是學區房的由來。重點學校周圍的房子，由於買的家長多，價格就比同等地段的房子貴很多。古語有云：母因子貴。在眼下的中國，房子因學校而貴。此即學區房。

中國為解決教育資源不均等的問題，頗費了不少腦筋。比如在北京，強迫重點中學與普通學校或差校合并，一律採取重點學校的名字，讓你分不清誰是李逵、誰是李鬼（其實內部人還是清楚的）。

智利沒有學區房。首先是因為其私立學校很強大、質量普遍好於公立學校，而私立學校選生源的標準，一是經濟狀況（要付得起高額的學費）；二是學生的質量。私立學校很清楚，一所學校的質量，與其說是師資和設備，不如說是因為集聚了最優秀的孩子。

政府的教育經費以教育券的形式發給每個孩子。孩子拿著教育券，可以選擇去任何學校，無論公立與私立，只要滿足兩個條件：一，人家要你；二，你上得起。

與醫保的情況相似，對窮人或普通人來說，這種選擇的自由沒有多大意義，基本上都只能去公立或差的私立學校，而且由於窮人沒車，受距離和交通限制，一般也只好去附近的學校。這與分區沒什麼兩樣。

但對稍富一點的人來說，這種選擇的自由就彌足珍貴了。

再強調一遍，這裡説的富人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富的人。許多中產階級都把孩子送去私立。目前，上私立的孩子占絕大多數。

因為有了教育券，智利消滅了學區房。

總體上，大家對智利在養老、醫療和教育方面的做法是認可的。其基本思路，就是盡量減少政府大包大攬。市場和個人能做的，就交給市場和個人去做，政府少參與。

正因為政府管的事少，故支出責任小。故所需徵收的稅少。故智利成為投資者的天堂。稅少、基本不用交社保，這樣的地方上哪找？

MiltonFriedman老先生笑眯眯地說，不僅僅要還經濟以選擇的自由（市場），也要還養老、醫療、教育等社會領域以選擇的自由。

自由有沒有代價？當然有。

以教育為例。分區固然會催生學區房、找人找關係、權力尋租等弊端，但好學生差學生被強行混在一起，好固然好不了那裡，差也差不到那裡。智利的教育券，必然的結果是二八現象：好的學校越來越好（因為大家現在都可以拿著教育券和成堆的現金往裡擠，校方挑選餘地大），差的學校越來越差（因為大家都去好學校了，差校收不上來學生，也就沒有多少教育券收入；好學生也大都去了好校，只剩下家裡實在沒錢或身體有殘疾的）。

這就好象中國的城市。國家強制商品房要配建一定比例的回遷房和經濟適用房，就是以行政手段避免市場自由配置導致的富人區和貧民窟現象。但在智利，因為政府不再以分區干預，故出現了教育上的富人區（私校）和貧民窟（公立學校），且富者越來越富、窮者越來越窮。馬太效應，此也。

此文為上官振銳（微信公眾號ID：SGZR22）特稿報道，更多財經股票資訊請訂閱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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