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擊戰為長期抗戰，消耗敵人兵力，爭取主動地位，富有彈性之戰法

民國二十七年，國府遷都武漢，曾召開軍事會議，研討對敵戰法，於戰略上國軍採取消耗持久戰，於戰術上，我曾於大會中提議一應采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加強敵後游擊，擴大面的佔領，爭取淪陷區民眾，擾襲敵人，使敵局促於點線之佔領。同時，打擊偽組織，由軍事戰發展為政治戰、經濟戰，再逐漸變為全面戰、總體戰，以收「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效」。當時，蒙委員長採納，通令各戰區加強游擊戰。至第一次南嶽會議，委員長指示「游擊戰重於正規戰，政治戰重於軍事戰」。迨民國二十八年，改訂戰鬥序列，遂設立冀察、魯蘇兩游擊戰區，將正規軍開至敵後游擊，且規定各戰區應以三分之一兵力，於本戰區內擔任游擊任務，化敵後方為前方。是時，淪陷區民眾聞風而起，紛紛加入游擊隊，發展至為迅速。當時，淪陷區之面幾大部為我佔領，使僅控點線之敵人，窮於應付。

當我正開軍事會議於武漢時，適遇太原失守。當時會議中即曾討論第二戰區失守，大本營應如何指示問題。是時，第二戰區隊伍已紛紛準備渡河，離開山西，我立即建議：「以閻長官統率所有隊伍即於戰區內擔任游擊，不論任何部隊不得退過黃河，否則以軍法從處。」是時閻長官擬將長官部撤離黃河，我認為長官部應為部屬之表率，豈能例外，故極表反對。當時，我更從山西地位之險要與閻長官在山西之深厚關係，說明此命令之貫徹，絕無問題，故此案遂作定論。而我此建議，關係全局很大，直至抗戰末期，山西一直控於我手。

當我提出遊擊戰建議時，曾有人指出，國軍未演習游擊戰，此議是否可行？尚需考慮。我表示說，以打游擊起家之中共，亦為中國人，中共可以打游擊，國軍當亦能打游擊。再者，又有人認為打游擊乃保存實力之做法，殊不知於敵後游擊，任務極為艱巨，因補給困難，且多半以寡抵眾，以弱抵強，故必須官兵加倍淬勵奮發，機警勇敢，絕非保存實力者所能勝任。游擊戰不打無把握之仗，此與孫子所云：「合於利者動。」唐太宗所云：「見利速進，不利速退。」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在民國二十八年冬，為適應游擊戰需要，于軍訓部任內曾收集游擊戰資料，由軍學編譯處編成《 游擊戰綱要 》一書，分發各戰區、各軍事學校，作為研討游擊戰之張本與實施游擊戰之依據。

軍訓部為頒發《 游擊戰綱要 》一書，曾有一訓令，茲將全文錄之如下：查游擊戰為長期抗戰，消耗敵人兵力，爭取主動地位，富有彈性之戰法。年來，各戰區因地實施，頗收成效，山西方面，尤為卓著。茲根據作戰最高指導方針，適應現階段之需要，應在敵側後發動較前規模更大更堅強有力之游擊戰，庶可使敵深陷泥淖，窮於應付，而予致命之打擊。惟國軍幹部對此尚欠普遍與深刻之研究，且苦無正確之完備教材可資參考，本部遂搜集有關游擊戰之資料及各區實施經驗與心得，加以整理，編成《游擊戰綱要》一書，隨令頒發，各部隊學校一體研究，俾利實用，而殲敵寇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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