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起，我沒法喜歡《雄獅》這枚催淚彈

從今年年初的奧斯卡頒獎季開始，《雄獅》一直保持很高的熱度，但我一直拖著沒看，因為不確定它能否很好處理故事的主題。關於孩子的故事總是更容易賺取觀眾的眼淚，更何況是關於孩子萬里尋母的故事，且故事又發生在印度的貧民窟。我抗拒《雄獅》是因為我擔心它肆意渲染苦難，但沒想到在這個問題上，導演竟處理得讓人驚喜。

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的前三分之一。小演員桑尼·帕沃著實奉獻了奧斯卡級別的表演。儘管這段故事展現的是五歲的薩羅在火車站走失、流浪加爾各答街頭的場景，儘管他顛沛流離、歷盡辛苦、流落垃圾山，但澳大利亞導演加斯·戴維斯卻選擇用非常客觀、冷靜的方式處理，沒有故意煽情也沒有惹人憐憫，而是完全以孩子的視角敘述了這段故事——真正身處苦難當中的孩子，並不會意識到苦難的重量，而是依靠著如小動物般機敏的直覺頑強地成長。

薩羅後來被澳大利亞中產階層的養父母收養。二十五年後，成年的薩羅被當年經歷的苦難所召喚，意識到自己的親生父母正在貧民窟對自己苦苦思念，而自己養尊處優的生活條件幾乎是對他們的背叛。於是，薩羅辭職、分手，展開了漫漫尋親路。電影的水準在這裡開始急轉直下，我不明白為什麼導演非要三番五次地用薩羅與女友親熱的鏡頭表現他對家鄉的思念；我也不明白，編劇給養母收養印度兒童的理由為什麼如此牽強，儘管妮可·基德曼非常用力地表演，也無法使這段非常矯情的戲碼顯得稍微自然。

我認為，《雄獅》其實觸碰到了一個非常深刻的主題，即後殖民時代年輕人的身份焦慮：薩羅在印度走失，卻被遠在大洋彼岸的澳大利亞父母收養，儘管地理位置上跨越千萬里，但印度和澳大利亞同屬英聯邦，當年都是英國殖民地，這樣的「親緣關係」很難讓人不把這段故事納入後殖民時代的語境下思考。我不喜歡《雄獅》的主要原因，就是它雖然觸碰到「後殖民時代年輕人身份焦慮」這個痛點，卻沒有深入挖掘，而是淺嘗輒止地把薩羅的經歷歸結為個體奇遇。

實際上，經歷走失與被領養的薩羅不是一個人，而是一代從殖民地走出來的年輕人的象徵。儘管他們沒有養父母，但同樣都在經歷艱難的身份認同危機。一方面，他們接受過高等教育，十分嚮往西方發達商業社會帶來的物質生活，也確實有能力在全球化的大城市中謀得一席之地；但另一方面，他們卻很難割捨掉自己與鄉土的聯繫。他們的父母、兄弟還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他們所追求的自我實現，很可能就意味著今生今世的骨肉分離。親人們正在家鄉苦苦等待的念頭，讓過著都市生活的他們寢食難安。

《雄獅》結尾處有一個細節，成年的薩羅回到家鄉找到了母親，但他早已忘記了母語，而母親自然也不會講英語，闊別多年的母子終於相見卻語言不通，只能抱頭痛哭、聊以慰藉——地域、年齡、階層的鴻溝在這一刻集中顯現，但導演卻急於給觀眾一個合家歡的大團圓結局，而忽略了其中的諷刺意味。薩羅在找到親生母親後，給養父母打電話，告訴他們自己已經打開心結，生命中再無死胡同，但真是這樣嗎？找到生母的事實，既不能讓早已忘記母語的薩羅留在家鄉，也無法幫助他更好地融入養父母的社會。他依舊還是那個迷失的小孩。

後殖民時代的身份焦慮，是全球化和城市化進展中新一代青年必須經歷的陣痛，如果不想讓他們向極端的青年亞文化方向傾斜，文化研究學者乃至整個社會都應該加以足夠的重視，去關注這種鴻溝，了解這種癥候，彌合這種落差。《雄獅》本可以在這個維度上承擔起更大的責任，有更為深刻的社會歷史內涵，而非像現在所做的那樣，僅僅把教育意義定位在幫助印度的走失兒童上。

荔枝銳評：lizhirp

理性不偏激，溫和有鋒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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