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草堆里尋針——解密美軍戰俘在日本大牟田煤礦的工作

第二天早上，日本兵說，我們將要去大牟田煤礦工作。他嚴厲地告誡我們，只要看到日本軍官或者士兵，都必須停下來行軍禮，或者鞠躬，即使不在營區，在外面的大街上也要如此。如果日本哨兵不在哨位上，也必須停下來，向哨位鞠躬。如果不服從這條規定，就要受到嚴厲的懲罰。

日本兵把我們分成三隊，一隊負責勘探，一隊負責建築，一隊負責採煤。勘探隊要在堅硬的岩石中尋找新的礦脈；建築隊要在礦洞里搭建起承受頂板重量的支撐壁或者柱子；採煤隊負責在工作面上爆破、挖煤。臨走之前，日本兵交代說：「你們要全部下井，這幾天不要你們做太多的工作，你們要留心學，熟悉工作流程，找到工作的感覺。」

日本兵交代完畢，就帶我們去了3英里外的大牟田煤礦，把我們交給礦上的平民礦工。礦工們把我們分成8組，每一組有兩個日本礦工做「師傅」。我們這一組坐人車下井，用了5分鐘，到達了工作的巷道。一個日本礦工告訴我，我們要「在乾草堆里尋針」，換句話說，我們要榨乾這座煤礦所有剩餘的煤炭。因為這座煤礦在很多年以前就關閉了，能開採的煤都被采空了。我們的工作就是進入採空區去挖掘安保煤柱上的煤。

大牟田煤礦工作的美軍戰俘

所以日本礦工一開始就教我們「打頂」，也就是挨著煤壁豎起一面結實的岩牆，支撐住頂板和防止壓力集中而造成煤壁「片幫」。他們一再強調，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能馬虎，支撐牆打得不結實，頂板隨時可能「冒頂」，也就是塌方，巷道里的人全得玩完。日本礦工指著一個大約16英尺寬的「煤炭牆」告訴我們，這就是「頂」，是採煤的時候故意留下的支撐頂板的安保煤柱。我們要做的就是把安保煤柱上的煤采出去，安保煤柱成了我們的掘進工作面。後來，我才逐漸了解到，我們建立的其實是一根大柱子。三池煤礦在二十年前採用的是柱式採煤法。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從水平角度來說，每開採16英尺的煤層，就要保留相同長度的煤柱作為支撐。當時遺留的煤柱16英尺寬，16英尺長。

「師傅」告訴我們，「頂」要牢靠，必須找大石頭做基座，而且必須找到一些小石頭填補大石頭之間的縫隙，然後才能繼續往上建。等我們把柱子建到3英尺高的時候，「師傅」讓我們去鏟他們上次建的那個柱子旁邊散落下來的碎石。這是他們的工作經驗，可以做到廢物利用，省時省力。我們把這些小石子堆上去，柱子上的縫隙更嚴實了。然後我們繼續堆石頭，差不多快有5英尺高的時候，「師傅」又讓我們鏟小石子填縫隙。

按照先前的操作步驟，我們用所能找到的小石頭把柱子的縫隙再度填滿，然後又往上堆比較大的石頭。到頂的時候，石頭柱子大約有7英尺高。為了進一步加固石柱，「師傅」們又讓我們在牆頭上打上木楔子把石柱子和頂板之間的縫隙塞滿。「師傅」說，這樣才能確保萬無一失，使得支撐柱吃得上力。我們當天工作的巷道差不多80英尺長。我們搭建了3個16英尺×16英尺的支撐柱，每隔16英尺就搭建一個。

大牟田市

我們的「打頂」見習期，僅僅持續了一個星期。一個星期之後，「師傅」就不教我們了。我們開始獨立工作，日本人派了監工。我們「建築隊」的任務是給採煤隊提供安全的作業環境。短短一周的時間，我已經適應了礦井的環境，至少我知道日本人對我們有什麼要求。只要我們按照他們的要求去做，就不會挨打。

剛開始的幾個星期實在難熬。我的體重較之戰前，至少減少了60磅。我從小在芝加哥這個大城市長大，連煤礦「長什麼樣」都沒見過，更別說礦井內部了。我們絕大多數人還受著瘧疾、阿米巴痢疾的折磨，身體非常虛弱，還不太適應這種高強度的危險工作，可是我們不得不在最不安全和最惡劣的礦井中工作。

我們每天要帶著挖掘工具，步行3英里走到礦井，如果運氣好的話，能坐人車下井。這樣的好運不常見，大多數時候我們必須步行下井，因為日本人佔據了人車的所有位置。我們戴著前面裝有礦燈的礦工帽，拿著手提鑽、鐵鏟、斧子、鋸子、鐵鎚、飯盒，腰上纏著放電池的包。剛下井的時候，我們身上的衣服還是全的，越往深處走，我們的衣服越少，到工作的巷道的時候，就脫得只剩下兜襠布了。巷道里又悶又熱，我們離開主井口越遠，空氣就越糟糕，採煤工作區域只有很少的新鮮風供給。

三池煤礦的主隧道傾斜度是15%，這意味著我們每走100英尺，下降15英尺。（美國最陡峭的煤礦隧道所允許的傾斜度，只不過是6%。）三池煤礦最深的巷道，深入地下半英里。我們每天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在巷道和隧道中行走，有些時候，我們不得不倒退著爬，在連續工作12個小時之後，走出礦井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們要用10個小時挖煤，把煤運到運煤槽上。

在採空區內作業，經常會有冒頂和支撐柱倒塌的事情發生，很多兄弟失去了生命，缺胳膊斷腿的很多。落石砸傷了後背，算是不幸中的萬幸。冒頂和支撐柱倒塌往往是致命的，我們的兄弟會被埋葬，與他們在一起工作的日本監工也難逃一死。不管發生了多麼嚴重的事故，只要礦井能正常運轉，我們的工作都必須繼續。

在所有的工作當中，對戰俘最困難的是建支撐柱，尤其是把大石頭抬到柱子上的時候。這時我們會發現自己有多虛弱。碰到一些又大又重的石頭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兩三個人合力才能搬上去。在這個時候，日本監工總要嘲笑我們。他們會說：「美國人高大而軟弱，日本人矮小而強壯。」接著是哈哈大笑。

大牟田煤礦工作的美軍戰俘

有一次，我們想把一塊大石頭搬上去，沒那麼大的力氣。同伴們就想辦法，想把它滾到柱子腳下，還是弄不動。一個日本監工嘲笑我們：「瞧瞧你們這些美國人，兩個美國人搬不動的石頭，一個日本人就可以搞定。」我聽到這樣的話，覺得很憤怒，但是轉念一想，覺得這是我們的機會。我決定因勢利導，讓他幫我們把這個活幹了。如果一個日本人真的能幹兩個美國人乾的活，那麼我們不是能早一點休息了么？

好在那個時候我的日語已經能讓他們理解我的意思。於是，我趁機向日本監工打著手勢說：「請讓我們看看閣下是怎麼做到的！」日本監工聽到我稱呼他為「閣下」很開心，立馬站起來，往手心裡吐了一口唾沫，兩手一搓，抓起一塊大石頭，舉到了柱子上。我開始鼓掌，其他人也跟著鼓起掌來。

這還沒有結束。另一個日本監工走向另一塊更大的石頭，大哼一聲，把它舉到柱子上，而且使用蠻力改變石頭的方向，讓它妥帖地搭在周圍的石頭上。我再次帶頭鼓掌。兩位露了一手的「閣下」竟然朝我們鞠了一躬。我們也向他們鞠躬，和他們握手，輕撫他們的後背，給他們更多的掌聲。他們竟然開始幫助我們建柱子了。我只是用了很簡單的心理戰術——但是很有用。他們喜歡美國人的掌聲，想要多少，我們給多少。

等我們熟練之後，日本人給我們正式排班。一個班10個小時，運氣好的時候，我們可以坐人車出井。回到地面上，我們有澡洗。日本人在礦井附近設立了一個巨大的浴室。它有三個房間，每個房間里都有一個大浴池，大約有10英尺長，10英尺寬，浴池最深的地方大約有3英尺深。浴池裡的熱水是由一個巨大的煤氣熱水器加熱的。浴室里還提供肥皂，小毛巾，還有木桶。我通常是這麼洗澡的：先在浴池裡浸泡，放鬆身體，然後從浴池出來往身上打肥皂，仔細搓洗之後，用木桶從浴池裡打水，從頭到腳把自己沖乾淨，然後再到浴池裡泡一會，再上來。

洗澡水是不換的，三池煤礦是三班倒。第一班可以享受乾淨的熱水，第二班洗的時候，水已經不那麼乾淨了，等到第三班洗的時候，浴池裡的水已經渾濁不堪。絕大多數第三班的人，不會在礦井的浴池洗澡，大家會選擇在戰俘營的浴室里，洗淋浴。洗完淋浴之後，上床睡覺。

慢慢地，我們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只要活著就要去日本煤礦工作。我們不敢當著日本人的面偷懶，偷懶的結果是什麼，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不否認，我相當緊張。我偷偷地察言觀色，時刻提防日本監工的毆打。當然用心幹活，也可能挨打。日本人打我們沒商量，任何原因都可以。他們認為我們幹活不上心，會打我們；如果盟軍轟炸了日本的城市，會打我們；如果他們食品短缺，也會打我們。我們很快意識到，只要日本人想發泄怨氣，我們就跑不了。

在礦井裡工作，非常沉悶，也非常程式化。礦井裡發生的任何一件不同尋常的事，都能引起我們的注意。有一次，步行下井，我發現了驅動整個礦井皮帶運輸系統運轉的大型發動機，不僅驅動從礦井底部到井口的主傳送帶，而且將所有巷道的傳輸帶和主隧道連接起來。只要它一停，整個煤礦的工作都得停下來。於是，我們小組的10個人，開始在戰俘營中密謀，如果下次我們再經過這個主發動機的時候，一定要把它弄壞。

過了沒幾天，機會來了。我們帶著工具到達井口，準備坐人車下去，卻被告知車壞了，我們排成一列縱隊往下走。等走到中途的時候，我們發現了那個發動機。它至少有50馬力，動力極大。按照計劃，第1個人經過時，擰松貯油器的螺母，第2個人打開蓋子，剩下的6個人往貯油器里扔石頭、硬煤以及任何可以破壞發動機的東西。最後2個人，把蓋子擰上，負責善後工作。我們偷笑著繼續往下走，我們知道發動機遲早會停止運轉。我們剛才做的事情會產生兩個直接後果：第一，三池煤礦一定會停工一段時期；第二，我們為美國贏得戰爭勝利做出了小小的貢獻。

1小時以後，整個地獄自由了！主傳送帶停止運轉，所有巷道的運煤槽也停止運轉，所有運煤的通道都堵塞了。我們小組「首先」發現了主傳送帶的情況，第一時間向日本監工報告。監工命令我們停止採煤，因為煤采了沒地方放。於是我們服從命令，舒舒服服地在巷道里休息了3個小時。3個小時之後，主傳送帶恢復正常，不知道日本人是把主發動機修好了，還是把它換掉了。

等我們成為熟練工以後，日本人放我們「單飛」，監工照派，只是隨機性質的，人數也不多，不一定每個組都派到。日本礦工自己也編組工作。我們每次下井之前，煤礦的負責人，都要給我們布置任務，也就是一天生產多少車煤。有一次，我們換班剛剛10分鐘，一個日本人大踏步地向我們走來。他是個高個子，大約有6英尺高，體格健壯，面帶微笑，穿著一身黑色的高領緊身短上衣，下面是緊身褲。他的袖口上綉著四道白色條紋。大家以後暗地裡稱他為「四道杠」，其實他是三池煤礦的高級軍官。

只見「四道杠」拿著手杖一樣的棒子輕輕地敲了敲我們的「掌子面」。他看著我用日語說：「今天12車。」我很驚異，難道他只要用棒子敲敲牆，就能計算出一天的工作量。他看到我驚奇的表情，又說了一句：「盡量吧！」我一下子明白了，原來他對採煤了解得並不比我們多。我是小組當中唯一能用日語和他交流的人。於是我大膽地向他請求，借用他的棒子。我裝模作樣地四處敲了敲，看著他的眼睛，很懂行地說道：「我們盡量采8車吧，再多了不行。」他盯著我的眼睛足足一分鐘，然後用帶著濃重日本口音的英語對我說：「好的！」

我們交班的時候，交了8車煤。「四道杠」不知道，我們只用5個小時就完成了工作，接下來的時間，我們把礦燈埋在煤里，躺著睡覺。隔三岔五派人，送一車煤到運煤槽里。等我們出井口的時候，「四道杠」找到我，眉開眼笑地對我說：「好！」接著他獎勵我們每個人一個大大的紅蘋果。夥伴們都很高興，自從被俘後，這是我們第一次吃到水果。我們又感到悲哀，如果在美國煤礦上，工人勞累了一天，領頭的僅僅獎勵大家一個紅蘋果，大家會做何感想？肯定是嗤之以鼻！

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我們都這麼干。偶爾採煤數量會比「四道杠」要求的數量偏高一點點。「四道杠」對於我們和他達成的協議的完成情況非常滿意。我們每次都是早早地幹完活，然後找一個不易被發現的地方，躲著休息。遺憾的是，「四道杠」並不是每天都獎勵我們這些飢餓的人一個紅蘋果。

做完一天的工作以後，我們沿著主隧道走到地面。如果我們是頭班，會在煤礦浴室洗澡，如果不是，我們小組大都會在戰俘營浴室洗澡。我們回戰俘營的時候，必須4人一排，列隊步行3英里，回到營地。三池煤礦的三班倒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不一樣，36個小時翻班一次，12個小時一班。每10天滾動一班，我們的「星期」是按10天算的。

編輯：桂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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