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淵之盟對北宋的影響

澶淵之盟以「遼宋結義」的形式大體固化了雙邊關係，宋遼之間在邊境領土糾紛上緩和下來，長達二十餘年的戰爭至此方休，這給雙方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一）對遼的影響

盟約簽訂後，遼朝統治者便開始用心經營幽雲十六州，在當地大搞輕徭薄賦、休養生息這一套。結果，當地的農業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人口和耕地面積都呈現了大幅增長。而邊境地區由於遼宋雙方開始和睦相處，民間貿易也迅速活躍和發展起來。在集市上遼宋邊民互通有無，有助於改善和提高遼朝境內居民的生活水平。與經濟發展相同步，遼朝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成績斐然，變化巨大。遼朝本來是「以用武立國」，但「澶淵之盟」後卻逐漸走上了「偃武修文」的道路。從遼聖宗到遼道宗，遼朝的歷任統治者堅持漢化，大量引進和學習漢族文化，其文明水平得到了長足的進步。

但是宋朝方面受到的影響就要複雜得多。這既包含積極的影響，也包含消極的影響，後者在學術界受到的關注越來越多。我們還是先簡要說說澶淵之盟對北宋的積極影響。

（宋真宗趙恆，997年—1022年在位。）

（二）對北宋的影響

首先，這個盟約本來就是宋真宗所期待的。宋真宗沒有從軍經歷，對行軍打仗完全外行，不論軍事能力還是治國的志向，均遠遠不及太祖、太宗兩位皇帝。所以他不求得到幽雲十六州，而是期待宋遼邊境能相安無事。因此，在締結澶淵之盟的時候，儘管宋軍在軍事上尚處優勢地位，但宋真宗也並未考慮利用這一點迫使遼做出割地之舉，反而是願意出錢繳納「歲幣」以換取遼的息事寧人。

史書記載說，澶淵之盟簽訂後，真宗班師回朝，途中不勝欣喜，即賦詩一首：「我為憂民切，戎車暫省方。征旗明夏日，利器瑩秋霜。銳旅懷忠節，辟凶竄北荒。堅冰消巨浪，輕吹集嘉祥。繼好安邊境，和同樂小康。上天垂助順，回旆躍龍驤。」在詩中，宋真宗毫不掩飾他的滿意和高興。在他看來，「澶淵之盟」是遼宋兩國人民和睦相處、安居樂業的好事情，是「雙贏」的結果。宋真宗對這個結果感到高度滿意是有道理的。因為這個盟約的簽訂，給宋朝節省了大量的軍費開支。

許多人在評價「澶淵之盟」的時候，總是糾結於「歲幣」的負擔、糾結於北宋的損失，並替宋朝從此失去了幽雲十六州而惋惜。這實在是枉顧歷史真相。因為只要稍稍計算北宋的得失就會發現，北宋的損失是微不足道的。

「歲幣」的額度高達三十萬絹錢，聽上去非常龐大。但只要了解一下戰爭時期北宋的軍費開支，就會發現，三十萬的絹錢實在是不值一提。這是北宋當朝官員親口承認的事實。根據文獻記載，澶淵之盟新訂不久，當時的宰相王旦就感慨說「國家納契丹和好已來，河朔生靈，方獲安堵，雖每歲賜遺，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這個數據史實還得到仁宗時期宰相富弼的認可。在澶淵之盟訂立四十年後、仁宗慶曆年間，多次出使遼國的富弼承認說:「自此河、湟百姓凡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遣差擾，然不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這二人的觀點可知，澶淵之盟後「歲幣」的金額與遼宋交兵時北宋的軍費相比，也就佔比百分之一二的樣子。那麼推斷起來，遼宋交兵時北宋的軍費應該在1500萬至3000萬兩白銀之間。因此，從經濟成本的角度來看，宋朝與遼訂立「澶淵之盟」是非常「划算」的。這等於是以極小的代價來獲得和平、避免龐大的軍費開支、生命和財產的喪事。這就是為何宋真宗在盟約訂立之後很長期沾沾自喜的原因了。這個盟約訂立得值不值，宋朝君臣其實比我們心中有數得多。

此外，支付給遼的「歲幣」未必不能從雙邊貿易中「賺」回來。因為澶淵之盟訂立後，北宋在邊境上的雄州（治今河北「雄安新區」的「雄縣」）、霸州（治今河北霸州）等地設置榷場，開放交易。在榷場的交易中，北宋出口了大量的瓷器、香料、犀角、象牙、茶葉、瓷器、漆器、稻米和絲織品等等，換回了自身比較缺乏的羊、馬、駱駝等牲畜。雖然現在很難找到足夠的數據去界定誰買得多、誰賣得多，但遼宋之間在商品上的互通有無顯然也是於己有利的。

至於失去幽雲十六州的「遺憾」，就更加莫名其妙。因為，對於北宋而言，幽雲十六州從來就不是她的領土。遼宋之間之所以互相殺伐多年，主要是因為北宋想「奪取」遼的幽雲十六州。簡單地說，是北宋主動「找事兒」，才有了遼宋之間的衝突。因為幽雲十六州這個地方，早在宋朝建立前就已經歸屬遼朝了——那是五代十國時期的後晉皇帝石敬瑭贈送給遼國的。既然如此，宋朝有什麼理由非得要得到呢？即便得到了這個地方，增強了北部邊境的安全感，那也不能視為理所當然。如果北宋真的據有了幽雲十六州，那對遼而言無疑是「侵略」得到的。所以，遼宋之間的幽雲十六州之爭，實際遼是占理的一方，宋是「挑事兒」的一方。因此，宋朝得不到這個地方才是理所當然的。後世在對待這段歷史的時候，不應該先入為主地站在北宋的立場上去帶有偏見地看待幽雲十六州的爭奪。這既是應有的公正，也是符合當時遼宋關係發展趨勢的。

澶淵之盟後，遼國不僅繼續漢化、繼續改革，而且在民族心理上也引起了微妙的變化。遼在給宋的國書中，開始自作主張以「南、北朝」互稱對方。這等同承認遼和北宋都是「中國」內部的兩個對等的民族政權。這還一度引起北宋方面的高度不滿。因為北宋以「中國」正統自居，「遼」這個政權並不在它定義的「中國」範圍內。宋的意識里，多少還是有些「夷夏」之分的。不過，北宋方面的抗議和不滿沒有任何作用，因為「南、北朝」的稱呼已經在民間叫開了。這稱呼之採用，說明遼朝早就不拿自己當外人了。從這各角度看，遼、宋之間的交往，不屬於主權國家的「外交」活動，而應該是「民族融合」之舉。承認遼、宋是中國兩個不同民族的政權、他們之間的交往屬於民族融合，就必須接受「幽雲十六州不必天然歸宋朝所有」這一事實。鮮為人知的是，宋朝境內也有一個類似「幽雲十六州」的地方，遼朝多次奪回未遂，這個地方叫「關南地區」。該地本屬遼朝所有，但在北宋建立前被周世宗所佔據。北宋想要遼的幽雲十六州，而遼也一直想要回關南地區，但誰都沒有道理「非得不可」。

以上事實從不同角度說明，澶淵之盟對於北宋而言，損失是微不足道、收穫是巨大的。其最大的收穫，就是長達上百年的和平。這對於北宋政權的鞏固、軍費的節省、經濟的繁榮、文化的昌盛，都是意義重大的。

但是北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澶淵之盟給了北宋和平崛起的機會，但北宋卻沒能抓住這個機會，反而因此忘戰去兵、荒廢武備，逐漸走上消極防禦之路。這自宋真宗開始就格外明顯。

（一）疏遠主戰派，重用主和派

宋真宗在澶淵之盟簽訂後，很快就疏遠主戰派、重用主和派。第一個被疏遠的正是在澶州城戰役中、澶淵之盟中立有大功的寇準。這位陝西籍的宰相此前還是宋真宗順利即位的恩人。早年宋真宗之所以能被宋太宗立為太子，也是諮詢了寇準的結果；後來太子在民間被人熱議、被稱為「少年天子」，這又引起宋太宗的不快，最後還是在寇準的巧言相勸下才釋然的。

澶州城的戰役中，若非寇準積極主戰並極力建言宋真宗親臨前線鼓舞士氣，宋軍能否打敗遼軍還是一個問題。從宋軍最初的表現來看，戰敗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宋真宗親臨前線，使得「人和」因素超越了「天時」、「地利」，實現了戰場上的「逆襲」。在隨後的宋遼談判中，寇準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宋真宗的談判思維是「用金錢換和平」，全然不顧宋軍在當時是勝利者、對戰敗的遼軍是可以開條件的——即使從談判技巧的角度來考慮。在當時，只有寇準理性並且有技巧地提出利用「宋軍大敗遼軍」這個前提，建議乘機要求遼朝割讓幽雲十六州以絕後患。只可惜未獲宋真宗批准。於是寇準又堅持議和的官員不能接受遼方開出的過高條件。宋真宗能接受的心理價位一開始是100萬兩白銀，但寇準堅決不允許接受超過30萬兩白銀的條件；當議和官曹利用按照寇準的標準完成使命歸來時，他向宋真宗彙報時伸出了三根手指，宋真宗誤以為談的結果是300萬兩白銀，雖然非常吃驚但竟然還是表示可以接受；等到說明，只有「30萬」絹銀的時候，宋真宗又龍顏大悅、大加賞賜。但就是這樣一位極力維護宋朝統治者利益、理性主政的功臣，在享受了宋真宗短暫的尊重和禮遇之後，就被聽信讒言的宋真宗貶官、去職。

給宋真宗進獻讒言的不是別人，正是澶州戰役期間極力主張遷都的王欽若。寇準倒台後，王欽若很快成為宋真宗台階下炙手可熱的寵臣。王欽若之對宋真宗進獻讒言，主要是出於對寇準的嫉妒。因為澶淵之盟簽訂後，宋真宗一時間格外器重、依賴寇準。先前在澶州城戰役期間主張遷都了事的王欽若頓感悵然若失。於是在某天退朝之後，他在宋真宗面前挑撥，說澶淵之盟這種「城下之盟」事情，不僅不會有功於社稷，反而是「《春秋》恥之」的事情。接著，他又把寇準在澶州之戰的表現比喻為賭博，形容宋真宗到前線去激勵將士不過是寇準的「孤注一擲」、僥倖賭贏了而已。這番話竟然輕易地動搖了宋真宗對寇準的信任，景德二年就改用王旦為宰相，將寇準降為刑部尚書，知陝州。主戰派就是這樣輕易地疏遠和拋棄的。

在後世看來，宋真宗是個才能平庸之主，而且多少有點「飛鳥盡，良弓藏」的做派。重用王欽若之後，宋真宗聽信其建議，熱衷於搞「封禪」這樣的迷信活動，玩偽造「天書」降臨的鬧劇，以標榜自己受命於天。滿朝文武也是心領神會地配合，有如《皇帝的新裝》所描寫的那樣。澶淵之盟的簽訂，讓宋真宗飄飄然地相信太平盛世已經到來，於是把國防和軍備漸漸忘得一乾二淨。

（二）忘戰去兵，武備鬆懈

有許多跡象表明，澶淵之盟以後，宋真宗便很快就放鬆了國防建設，而且才短短几年時間就達到了驚人的地步。史書記載說，「澶淵之盟」以後，宋遼雙方保持來往，但遼使到開封后，常挾能騎善射之長蔑視宋朝。結果打臉的是，宋真宗在滿朝武將重竟然找不到一個善射之士。為了挽回臉面, 宋真宗只好在文臣中尋覓「善弓矢、美儀彩」者，以陪伴對方出入靶場。於是，有人就推薦了狀元陳堯咨。陳堯咨文士出身，不僅文辭出眾，而且在射術上有名於當世，有「小由基」（春秋時有個著名射士叫「養由基」）的佳號。宋真宗聽聞此事後，就想讓陳堯咨由文士轉為武職，便託人給他帶話：「陳某若肯改武，當授節鉞（即節度使）。」「節度使」在當時是武的將最高軍銜，其俸祿甚至優於宰相。宋真宗願意這樣高的禮遇換取陳堯咨改任武職，不單單是對他射術的欣賞，也側面反映出朝中武將人才匱乏的處境。結果，又被打臉的是——陳堯咨最終還是拒絕了宋真宗的建議，因為陳堯咨的母親認為出任武職會辱沒家門。

出任武職何以辱沒家門？這便是宋太宗以來「重文輕武」國策消極後果的體現。過於貶義武將，民間已形成「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社會準則，武職的待遇無論多優厚也吸引不了文士。文官不願意轉換武職，這叫做「文不換武」。陳堯咨拒絕了宋真宗之後，宋真宗只好作罷，不再重拾此議。但這案例卻充分暴露出澶淵之盟後，武將的選拔和培養已不受重視，朝廷對國防已經鬆懈下來。

對此早有意識的是樞密副使馬知節。他提醒宋真宗要保持清醒頭腦，不可忘戰去兵。但是宋真宗已沉醉於所謂的「太平盛世」，熱衷於「封禪」活動。結果，馬知節長期遭到冷遇 ，在王欽若等溜須拍馬之士的壓制下，無法作為。與此命運相同的，還有曹瑋、王德用等武將；禁軍中的河北軍和京師軍「武備皆廢」，只剩下陝西軍可用。這種現狀在隨後的宋仁宗、英宗時期，也沒有任何轉變。

仁宗時期，宰相富弼曾在《條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沉痛地指出:「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論和之後，武備皆廢。」 他認為「結盟」本身未算失策，令人痛心的是當國大臣自和約以後，就不再對邊事感興趣，以至武備皆廢。守邊將帥用心防範，就被斥為惹是生非之舉； 士民議論國防，又被視為迂闊無用之論，弄得人人忌談兵事，好象天下已永久太平了。但他的這種居安思危意識未能喚醒當朝皇帝以及「主和」的一些臣僚。

宋真宗以來，宋朝單方面地「忘戰去兵、武備皆廢」，很快就導致了嚴重的消極後果。北宋已經放下戰爭，但是戰爭從未走遠。從宋仁宗時代起，宋的另外一個鄰居——西夏，便開始屢屢興兵攻宋，致使宋軍一敗再敗。並且，在宋夏交戰之時，遼朝也一再提出增加「歲幣」的要求，甚至主張重新劃界。雖然遼朝的做法近乎「趁火打劫」，但宋仁宗、宋英宗兩朝皇帝在位期間，也只好一一允諾、有求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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