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季節與階級：歐亞大陸是如何聯繫起來的？

撰文：劉歆益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6世紀到達美洲的旅行者曾驚訝於「新世界」居民在語言、飲食、社會習慣上與歐洲人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同時期來到亞洲的歐洲人，雖也感慨差異巨大，但畢竟沒有兩個世界之感。

在歐洲人發現美洲大陸之前的幾千年里，舊大陸的不同地區已經通過貿易、移民、衝突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生活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人群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生聯繫的呢？這個問題本身，可以追溯到18世紀早期，是一個比人類學（作為一個學科）更古老的問題。

考古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分別從物質和意識兩個方面回答這個問題。例如，英國考古學家安德魯·謝拉特（Andrew Sherratt）認為，一個重要的時間點是公元前20世紀。在此之前，舊大陸被帕米爾高原和塔吉克山區一分為二，存在著東、西兩種顏色不同物質傳統。古代中國推崇白色和綠色的『玉』，西亞和歐洲崇拜藍色的『青金石』與黃金 。這個東、西物質形式與審美的隔離，甚至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在公元前20世紀以後，這一格局被冶銅術的東傳打破了。

另一位英國學者，人類學家傑克·古迪（Jack Goody）則認為，自公元前第3千紀以來，處於舊大陸不同地區的社會開始擁有了相同的發展步伐。發生在西方的事，總能在東方找到映照。這種歐、亞趨同的腳步，在公元前8-3世紀達到了頂點。不同地區的人們開始用「懷疑」的眼光審視原有的信仰傳統。「懷疑主義」在中國、印度、波斯、以色列與希臘幾乎是同時起源的。「懷疑」將原本由魔法、權力、物質鉸接在一起的世界分成兩個層次：物質的現實生活和意識的精神世界。在更早的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中,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將這個現象稱為「歷史的起源」。

剛剛提到的兩位英國學者都於近年下世。他們給史前史研究留下了一個全球視野，告訴我們，歷史的因果不僅限於一時一地，長時段的決定因素，常常在本地社會之外。 一定程度上，戰後這一代知識分子對「全球史」的關注，他們與對二十世紀本身的反思有關。在冷戰的背景下，發生在任何一個角落的事情都可能對世界另一端產生影響。而對戰爭的反思，使許多人站到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對立面上，從而強調另一種歷史的重要性。歷史有時候會是研究者生活經驗的延續。

越來越多的考古學證據表明，舊大陸不同地區聯繫開始於更古老的年代（農業技術形成之後不久），覆蓋範圍更廣闊（囊括整個亞洲、歐洲和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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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全球化

很多新的證據都來源於考古遺址中出土的植物遺存。

我們的每一頓晚餐都是一部世界史。玉米、土豆、花生和辣椒來自中南美洲，葵花籽和南瓜來自北美，大麥、小麥、燕麥與鷹嘴豆來自中東，高粱來自非洲，葡萄與橄欖來自地中海，水稻原產於中國江南， 穀子、糜子起源於中國北方， 不一而足。這些食物的故事是上千年來人口和技術交流的結果，我們的味覺一次次地被重新「發明」。

兩次長距離的食物交換對世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第一次跨越大片陸地，第二次跨越海洋。1492年後，隨著美洲大陸的發現，原產於美洲的作物（如玉米與土豆）被引入舊大陸。於此同時，來自舊大陸的人口、食物和疾病傳播到美洲。歷史學家柯沃斯比（A. W. Crosby）將這個過程描述成「哥倫布交換」（Columbian Exchange）。很大程度上，我們至今仍沉浸在「哥倫布交換」的結果之中。過去400年間，資本主義的興衰成敗，東西方的此消彼長，都以新大陸的發現為起點。

更早的一次交換髮生在史前時代。始於大約公元前5000年左右， 完成的時間不遲於公元前1500年。起源於西亞的大麥、小麥等「近東」作物來到了中國東部地區，原產中國的粟和黍傳至西歐，水稻種植的範圍由東亞擴張至南亞和東南亞州。北非的高粱和珍珠粟出現在印度，印度的瘤牛傳播到中東。公元前1500年，小麥和黍（分別產於西亞和東亞）的分布範圍已經覆蓋了整片歐亞大陸：東至太平洋、西到大西洋、北至歐洲各國和中亞山地，南到印度洋。史前時代農作物傳播到廣度，可見一斑。

在對地理範圍的討論之外，我們得到一個有趣的時間軸： 首先移動的是農作物，隨後是馴化動物、有致幻功能的植物（如大麻與麻黃）、新的飲食方式（例如東方的蒸煮傳統和西方的麵粉技術），之後是畜力牽引工具（例如馬車）、冶金術、布匹、寶石，最後是絲綢、玻璃、香水與香料。這個時間表會當然會隨著新的考古證據而發生改變。但似乎有看到這樣一個線索：果腹的糧食移動的時間早於有身份象徵意義的動植物製品，農業製品早於手工業製品。也許最初的推動力來自社會底層，農業生產者，不擁有太多物質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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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季節系統

讓我們回到問題本身：舊大陸東、西兩邊的生活方式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趨同的？討論這個問題要接受一個基本前提：本來的差異很大。

本來的差異的確很大。歐亞大陸存在至少4個動植物馴化中心（西亞、中國、印度和北非）。以西亞和東亞為例：西亞人種植小麥、大麥、 燕麥、豌豆、鷹嘴豆、胡麻等作物，馴化了牛和羊，比較依賴動物製品；東亞人種植水稻、粟、黍、麻與大豆等，馴化了豬和雞，比較依賴植物製品。與此相對，東、西飲食傳統迥異。東方飲食的粒食-蒸煮系統對應著西方的粉食-烘烤的傳統。這些差異的形成，在年代上很可能早於農業本身。似乎有一個非常古老的， 前農業時代的，結構上的東、西差別。

另一個重要的差別是季節性，西方的農作物大都是冬季作物，而東方的農時是夏季的。我們可以把歐亞大陸按照降水的季節性分為三個區域，東邊受夏季風影響的夏季種植區（包括中國東部和印度），西邊受西風影響的冬季種植區（包括西亞和歐洲），中間是本地蒸騰作用強，比較乾旱的中亞地區。前兩個區域在大約公元前9000-5000年間各自形成了成熟的農業系統、人口密集、定居生活。中亞地區形成了季節性移動的游牧經濟、人口稀少、逐水草而居。這三個區域之間的交互作用，是舊大陸歷史的一個基本地理格局，這個格局在不遲於公元前5000年形成，在公元前2000年前左右被打破。

首先打破這個地理格局的是東、西方農作物傳入游牧經濟為主導的中亞地區。時間大約是公元前2500年前後。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哈薩克東部，位於西天山西側的的『柏伽什』（Begash）遺址。在這個游牧人群墓葬中，原產於西亞的小麥與原產與東亞的黍出土於同一個地層。直接的碳十四年代是公元前2500-2200年。

西天山柏伽什(Begash)遺址周邊地貌

這是規模更大，範圍更廣泛的東西交流的先聲。公元前2000年前後，原本的季節性邊界被打破了。西亞的冬季作物出現在亞洲季風區，東亞的夏季作物被種植於中東以及地中海地區。仍以小麥和和黍為例，公元前2000年後，小麥（大麥的年代略晚）出現於中國東部地區的考古遺址中，於此同時，起源於中國的黍出現在地中海沿岸的考古遺存中。

一個直接結果是（同時發生在東、西方），原有的單季節耕種習慣轉化成為多季節輪種系統。隨之而來的是新的水管理技術，可被耕種土地擴大，以及可能的新型的土地所有制度。這些變化所產生的後果可能遠比我們想像的更深遠。在此時間段，黃河 、印度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地中海地區都產生了城市和更富等級的社會。發生在這些地區的現象也許不該被至於獨立的地理單元內討論。它們的產生的背景是一個聯繫十分緊密的歐亞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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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最初的推動力？

我們正在討論的時代早於文獻記載，所以無從知道當時人對外來食品的態度。然而可以從後世對外來食物的記載中得到一些信息。1694年的馬賽，從埃及亞歷山大港開來船隻上裝滿了歐洲人不熟悉的大米，用以分給沒有糧食的窮人。1709年威尼斯政府向窮人分發大米和小米粉作成的麵包。18世紀，大米、小米、蕎麥和玉米這些外來物種被歐洲窮人作為充饑主食，富人們只吃小麥麵包。在西非，玉米（美洲作物）的最初推廣是為了餵養黃金海岸的礦工。在愛爾蘭，窮苦的農民首先種植土豆。故事總不脫離貧窮與飢餓這兩條線索。

公元前2000年，小麥種植的技術已經傳遍中原大地。然而，當時人口比較集中的中原地區，人們只以粟與黍為食。只有在人口相對稀少的河西走廊，小麥成為古人的主食。這與16世紀玉米引入中國的情況類似。富裕的江南地區拒絕美洲作物，玉米、土豆、山藥等美洲作物首先在當時比較貧困的西南山地得到推廣。

比較完整的關於飲食的記載出現在「食物全球化」完成後的幾百年間。在公元前8-3世紀的相關記載中，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值得我們注意。一種強調富足、享樂、精緻而多樣的生活，另一種崇尚簡樸、緊縮、對享樂主義持批判態度。傑克·古迪告訴我們這兩種態度同時存在於古代中國、印度、波斯和希臘 。一邊是富人們在炫耀他們的奴隸、美好的生活、豐富而多樣的美食 。另一邊是對食不果腹的同情、批判過分消費 。

如果這兩種態度是史前的食物全球化帶來的一個間接結果的話，我們仍然生活在這個結束於公元前20世紀過程的影響之下。地理學家Danny Dorling說：「當你看地圖久了，你就會看見在一些線的一邊，人們富裕、健康、活得長久；而線的另一邊，人們貧困、多病、短命。就會開始接近本質的問題。」在旅行中，我常常想起這句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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