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保姆縱火，是這屆中國業主不幸，還是這屆中國保姆不行

生活 公益｜一個人和他真實的觀點

刊發於《澎湃新聞》2017年6月26日，有修改。

一個業主的不幸，不僅是擁有360平米的大房子和5平米的保姆間，還和地下室10人一間的保安宿舍有關。一個人的幸福不是看你老婆孩子多光鮮亮麗，看你自己多能賺錢撈金，還要看你身邊的弱者是不是覺得這個社會公平。

一個社會公平不公平，不是看正義的聲音有多少，不是看道德的歌聲多響亮，而是看「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之時，是不是有人站出來維護「鼠的權利」。維護弱者的權利是現代慈善公益組織的主要工作之一。

顯然，我們做得不夠好。

杭州保姆縱火燒死僱主一家四口，網上一邊倒地秀業主善良，扒保姆邪惡，千刀萬剮不能平民憤。批評保姆的邪惡很有正能量，但是，如果道德批評就能把人命關天的問題解決，那麼還要法律和相關部門幹什麼？這個社會的正能量太大，對保姆的道德批判，已經掩蓋過追究消防設施失靈這個真兇。

小區里的靈堂

(一)

據《三聯生活周刊》報道，「當網上有關保姆的聲討鋪天蓋地地蔓延，但在這座小區，人們正在深究和糾結的竟是救援的過程。」批評保姆、為保姆惋惜很容易動情，但一個家庭，四條人命的問題，需要嚴肅地探究法律、制度、社會管理等問題，才能找到悲劇的真兇，避免類似事情再次發生。

在媒體報道中，遇難者的親屬和業主都提到，火災發生時，18層的消防栓沒水，從16層接通的水管壓力不夠，消防警鈴和消防廣播沒有聽到，火災警報是物業派人挨家挨戶敲門通知的。

綠城物業回應稱：「消防廣播是啟動的」，「也派人挨家挨戶敲門」，煙感器、警鈴和消防水壓都正常。

《新京報》報道

6月24日下午，藍色錢江小區業主開會，質疑綠城物業，為什麼不介紹火災發生時「一系列反應的具體時間及應急預案，小區夜間巡邏保安的人數有幾？24小時監控室在哪兒？物業人員有無防災經驗？「以及單元樓下門堂晚上沒有保安值班……等問題。還有業主說：」他們看見6點多了還在鋪設水管，一節節地伸進樓道的消防通道內... ...」（指事故發生後）。

火災發生時，綠城物業是否實施了有效的救援，樓內消防設施是否能正常使用，遇難者家屬、業主與綠城物業各執一詞，我只好找一些沒有情緒的案例和數據給大家看。

1990年7月16日，美國紐約帝國大廈中部第51層發生火災。當時樓內至少有3000人，最高的消防雲梯舉高最多能到第12層，55米處。第51層失火，消防隊員在現場無計可施。但火災撲滅後，無一人死亡，完全依靠樓內消防供水充分和直升飛機外部增援。

我要對綠城物業說，如果藍色錢江小區2幢1單元18層內的消防設施能正常運行，消防供水充分，物業公司救助處理得當，過火面積僅五十平米的火災，根本就不可能造成任何人員的傷亡。

朱小貞和小兒子在客廳里，背後書架為起火點。

在數據方面，杭州警方說，6月22日5時07分，杭州消防支隊指揮中心接到藍色錢江小區的火警；5時54分，現場火勢得到控制；6時48分，現場火災被撲滅，整個過程耗時近兩個小時。

公安部消防局說：2016年，全國54.4%的火災在30分鐘內被迅速撲滅，26.4%的火災在30分鐘至1個小時內被撲滅，12%的火災撲救時間在1至2個小時內，只有7.1%的火災撲救時間超過2個小時。

根據《消防法》第十八條、第四十一條，《物業管理條例》第二條，《特種設備安全法》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八條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物業公司有責任和義務對小區的消防設施進行維護，保證這些設施的正常運營。

接近2個小時的時間，才撲滅面積只有50平米的住宅火災。房屋的主動防火系統和物業消防預案是否起到作用，綠城物業自己都知道該懷疑和檢討什麼。

藍色錢江小區業主，把小區里的公共消防設施委託給綠城物業管理，相當於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委託給他們。如果他們不能勤勉盡職，保證公共消防設施隨時可以正常運行，事實上是比保姆還邪惡的謀財害命。保姆是在工作之外犯壞，物業是在工作之中犯罪，保姆是對一家人犯壞，物業是對一小區人犯罪。

在「杭州保姆縱火案」中，火災的情況如遇難者家屬、業主所言屬實，遇難者家屬和小區業主可以根據《侵權責任法》第六條、第十六條和第二十二條規定的規定，向綠城物業提出財產、人身以及精神賠償。

中國是一個高稅收、強行政的國家，行政主管部門肩負著很多行政監管責任，如果行政監管部門有日常的行政監督檢查、主動行政，那麼綠城物業公司對消防設施維護的懈怠，也隨時可見，隨時可糾，隨時可處理，也不會造成一家四口在「50平米」火災中死亡的悲劇。

按照社會事件的原因邏輯推測，「杭州保姆縱火案」中，保姆縱火是誘因，綠城物業對消防設施疏於管理，對工作人員疏於防災訓練，業主對物業管理服務缺少監督，行政監管部門缺少主動行政，才是導致悲劇發生的根源。即便道德批評能阻止保姆作惡，但是事故的誘因還會從其它地方冒出來。

「杭州保姆縱火案」暴露出來的是基層社會的綜合治理能力不行。

（二）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死者家屬朱慶豐說：他從樓頂跑到姐姐的住所1單元1802時，「消防員說火是滅了但門還沒破」。他要求破門，消防員說要請示領導。破門找在蜷縮的四人後，「我說拿個濕棉被一包就行，他們說要向領導請示，結果還是用我的辦法抬下來……」導致四人被抬下來時已近7:30分。

這個細節起碼透露出兩個信息，一是綠城物業對救援過程的細節遮遮掩掩，讓遇難者家屬、小區業主和社會公眾沒法做出一個準確的判斷；另一方面，說明火災救援、消防知識在社會大眾中沒有一致的認識。

在德國，兒童在六歲之前，幼兒園就會組織小朋友參觀消防局，學習滅火知識、躲避火災的常識。

在迪拜，多棟高層建築都發生過火災，卻沒有造成人員傷亡，除了建築物本身有先進的防火隔離設計外，平時的火災逃生演練，也讓人在遇到火災時，知道按照日常演練，留在安全空間等待救援。

《消防法》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四十一條規定，物業公司應當對管理區域內... ... 普及消防知識，組織有針對性的消防演練等，開始群眾性自防自救工作。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時至今日我們經常看到的火災知識宣傳活動卻把它擰反了，真的火災來臨，「台上十年功」，在「台下」一分鐘也抵擋不住。真正需要社會大眾參與的火災知識宣傳活動，變成了群眾演員入戲跑龍套，變成了相關單位的行政任務和考核指標，而不是真正落實到對每一個人的生命教育，讓消防知識成為生活常識。

杭州藍色錢江小區2幢1單元1802室的火災

＂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口號再好沒有實際行動，社會公眾也是不會買帳的。這段話說的是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的另外一個問題「社會性空轉」，即是每個人為了應付差事，都按照上級的要求在做，做完以後就是做了，沒有人把這些東西當回事。

四位遇難者中，媽媽是成年人，三個孩子分別是，哥哥11歲、妹妹9歲、弟弟6歲，為她們提供火災逃生知識和消防訓練，物業公司和相關部門都有不可推脫的責任。

透過上面一系列的表象，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本質：保姆是元兇，綠城物業是真兇，基層社會自治能力低下是溫床。不過從目前物業公司的態度來看，真兇並不准備承擔責任，溫床幾乎沒有人提及。

基層社會的治理能力要行，離不開多元參與的社會自治能力。擁有房產的這屆中國業主要意識到，作為一個中產者，看在自己房產的份上，也該想想這個社會能承擔什麼責任和義務。

具體到「杭州保姆縱火案」，如果這個小區有業主委員會，作為業主財產的自治管理組織，他就能有能力對小區的物業服務、物業管理進行日常監督、過程監督，實現業主和物業、政府主管部門以及業主和住戶之間的談判與溝通，透過社區的多元共治的模式，讓社區公共設施起到保護業主生命財產安全的作用。

相反，如果這屆中國業主還沒有產權人的意識和產權人的責任，和物業公司之間心照不宣地搞「麵包契約」，那麼，社會惡性公共安全事故就會成為概率事件。受傷害的業主追責，物業公司賠償就會周而復始地成為我們生活的常態。

這屆中國業主的不幸，很大程度上是對公權力充滿了依賴，他們認為自己交了稅，出了事就該找公權力問責... ...的社會依附邏輯。

一個良善美好的社會，一定是從獨立和平等開始，也許這屆中國業主真的不幸，但是，我們應該從今天開始努力，從身邊開始，多參與一些社區公共事務，為我們的兒子和女兒，也為下一屆中國業主的幸福，做一回鋪路石。

這也是每一個有血有肉的父母追求的目標。

圖片引用於《三聯生活周刊》、《新京報》相關報道，版權屬於原作者所有。

作者介紹：

周 健曾用名才讓多吉，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發起人、公共政策與公益評論專欄作家。有十年以上的公益項目以及企業社會責任規劃和管理經驗，是慈善公益理念的積極倡導者，也是慈善公益領域的資深踐行者。

這是有益才說，實話實說，有假包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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