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信仰就是手板聲

對沒有信仰的人來說，信仰也許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可是張揚導演的新電影《岡仁波齊》卻給出了一個善良完美的答案：信仰就是生命本身。

這部電影和導演之前所有電影的風格與調性都不同，創作手法也迥異。電影117分鐘，用非職業演員、全說藏語、類似紀錄片的手法，講述了普拉村四個家庭的十二個人（算上腹中的胎兒），決定去神山「岡仁波齊」朝聖的過程。

這是典型的公路片。希臘神話里的奧德修斯（拉丁名：尤利西斯）歷經十年回到故土，這批人也是靠2700公里的磕長頭來完成他們對精神故鄉——岡仁波齊——的回歸。

朝聖過程中，他們磕長頭，風餐露宿，歷盡艱難。等他們終於到達神山的時候，電影也就進入了尾聲……

朝聖的隊伍中，一個老人，一個孕婦，一個屠夫，一個覺得命運不好的中年人，兩個孩子，幾個面目不甚明朗的丈夫或妻子——這是個自帶「戲劇性」和「儀式感」的組合，像一個村子的縮微版。放在其他導演手裡，憑此一定會創造出駭然的激烈場景，或形式主義的美學，然而張揚卻只保留了他們生活本真的一面。

大多數時間，鏡頭給他們的是中景和遠景。我們很難看到主角面部的幽微表情。沒有面具化的人物。他們的真實情感全靠自然流露。他們用看似不起眼的行動，組合成了一系列令人記憶深刻的動人畫面。

磕長頭，一躍而入，如魚兒鑽進海里。男人們更漂亮，還會滑行一下，女人和孩子就是紮實地做完每一次；

沒有了車頭的拖拉機，大家艱難拉上山。放下車他們再走回去，一路磕頭上來……驚人的質樸。

電影的敘事方式是線性的，沒有任何插敘、倒敘和補敘。非常純粹和乾淨。鏡頭語言也樸素、剋制、內斂。

正是用這樣的美學觀，導演拍出了很多藏民的單純、美好與善意。

比如村民們先是被一個工地的工人請來喝茶，後來他們自己在歇息時，也請一對牽毛驢的夫妻來喝茶。喝茶的丈夫告訴他們，他把毛驢看成家裡的一員，為了讓它能順利到達拉薩，他老婆自己來拉車。到了布達拉宮，他會剪一撮驢的毛供在佛前；

比如村民們放過那個撞車的人，只因為車裡有病號，不管這樣的動作會給他們的未來行程帶來多大的困難；

比如村民們住在別人家裡，第二天就會主動替人耕地；他們還會主動請一個單獨露宿的藏民住進他們的帳篷。

這幾場戲如果用力拍，就會陷入虛假或濫情。

不僅群像如此，《岡仁波齊》放映15分鐘後，我們看到一個人靈魂中的掙扎，也被平靜簡約地描述。

夜晚時分，頭上扎著紅繩的藏民一路搖搖晃晃地在雪地里走，他喝了酒。不久，他斜倒在路邊。騎馬的藏民頭髮蓬亂，路過看到，下馬把他扶起來，笑著攀談一路向前走。

「又喝酒了？」他回道：「喝了一點兒。」

等他們走進了家。「你把錢都用來買酒了？你不想想你的家庭。」扶他的藏民說。

「我殺了很多氂牛，我心裡害怕。喝酒讓我舒適。我今天去了尼瑪家，他們要去聖山。我也想去，贖我的罪。」

這樣的故事顯然經過精心設計，反映出來卻是平平淡淡。它同時告訴我們信仰是如何與他們的生存和平相處的，那就是不停地鍛煉自己的內心。

拍攝西藏題材影片的人經常會陷入美景的誘惑。張揚對於318國道沿途的景色卻並不關心。鏡頭從未過度渲染過它們的美。大雨、大雪、濃重的山間霧氣，它們只是主角的背景和他們需要克服的困難。

人在山間行走，是一串省略號，幾個黑點。當它全景展現時，不是為了給觀眾一個美好的畫面，而是告訴觀眾，面對似乎無垠的空間，他的角色非常渺小。

他們在高速路邊紮起帳篷，在藍黑色的夜晚里，帳篷頂冒出白色的煙，他們誦經。此時大卡車在他們身邊呼嘯而過。別人自別人，我自我。

在這部片里，音樂也幾乎沒有，全是自然的聲音——誦經聲或磕長頭時手板敲在地上的響聲。也許在有信仰的人心中，信仰就是一呼一吸，就是五體投地，就是一種凝視，就是那一下一下響不停的手板聲。

電影中有些鏡頭給人製造了緊張感或期待感，也讓我們看到「純粹的人」與這個世界的關係，以及他們如何處理變故。

大雪中，轟隆隆的大卡車開過，你很擔心會不會有人被撞。然而不過幾分鐘，你的擔心就打消了。天氣開始明朗，導演用鏡頭告訴你沒有什麼意外；

路途中，所有人在一條小溪前停下了，大家在站在那裡商量。最後他們決定脫下衣服，磕過這塊水面。這簡直是一場遊戲，所有人的幸福來自於水裡的那幾下。他們都笑著。看的人卻覺得想落淚；

拖拉機在路上被人撞了，他們不得不卸下車頭，拉著它上山，此時他們唱起了歌。

「我往山上一步一步地走，雪往下一點一點的下，我們都是一個母親，但我們的命運卻不一樣。命運好的做了喇嘛，我的命運不好去了遠方。」

這讓人聯想起小津安二郎電影里經常出現的一群人坐在酒館裡，或者圍坐餐桌前唱歌。歌里訴說著命運的不平，然而他們卻是笑著。這部電影中不光沒有反面人物，角色連反面的情緒都沒有；

孩子的降生和老人的去世，這本該是旅途中的大事。鏡頭卻自然主義、樸素。肚子疼，就去生了，生得有點難，可是是正常的生產。早晨醒來，楊培爺爺平靜地躺在被窩裡去世了，大家就去請喇嘛，為他念經。夥伴們沒有過度驚慌，也沒有過度的悲傷，他們從容地面對生，從容地面對死。世間的一些大事，都那樣自然的在這群人身上發生著；

到了拉薩，還有1000公里，他們已經沒有了去岡仁波齊的錢，大家就去結結實實地打工，賺路費。沒有抱怨。他們在拉薩的夜晚也出來磕頭——只因為替人磕十萬個長頭可以免掉兩個月的住宿費。

昏黃的燈光里，在深夜無人的拉薩街道，他們一個個長頭磕過去，像一種不明的蟲子在爬，滿街響徹他們獨有的音樂。寺院緊閉的門前，他們也曾站起來歇一下，在門口看一眼。鏡頭拍他們模糊的背影，導演不讓我們看到他們的臉。

記得他們剛來到拉薩，隔著江水，鏡頭也是這樣拍他們看著布達拉宮的背影。導演令我們看到他們活得如此豁達和真實。好像他們的心中本來就有一個布達拉宮，現在不過是再見。

大悲大喜，也都是無言。導演的思維體現了一種出於平視心和對於人性了解的鄭重。

剛才說到的前者——用技巧創造的緊張感或期待感——不妨認為是導演的一些小技巧，這讓電影可以在一個較好的節奏中行進，並使觀眾有所期待——雖然最終都因為導演的「反戲劇性」和「反高潮」讓期待落了空。

後者——藏民與世界的關係——則是導演老老實實講故事得到的自然收穫。當然也取決於他高超的剪輯和選裁。

總之，這些藏民們過得如此簡單，簡單地讓看電影的人莫名地要起敬意，因為覺得自己做不到。他們又像一座無名的山，毫不起眼，然而靜默如神。你只能坐在他的對面，獃獃地看，默默地震動。

看完電影后，我曾問一個結交十幾年的喇嘛朋友魯茸菊面。他九歲時就在香格里拉的松贊林寺（又稱作小布達拉宮）出家。

「那些磕長頭去西藏的藏民，回來後如果沒有改變之前的命運，會不會動搖他們的信仰？」

「不會的。」他說，「為眾生而修，為來世修。」

「可是來世並不確定啊！為什麼對一個不確定的事情，大家從不會懷疑。」

「哥，你不懂這個信仰的根。所以會說不確定。你不在這個環境里，所以會懷疑。」

「理解你所能懂的，以及你不能懂的。」也許這才是「理解」一詞的奧義所在。此時我想起艾米莉·狄金森的一首詩。

「這世界沒有結論／一個物種佇立遠處／無形，似音樂——／但確定，如聽距——／它召喚，它迷惑——／哲學——不可知——／並通過一個謎，在結尾——／卓識，一定要去——／猜測，難倒學者——／為了獲得它，人類承擔／世代的輕賤／而受難，顯現——／信仰跌交——歡笑，嘲戲——／羞愧，如果觸目即是——／採摘證據的嫩枝——／詢問風向標，方式——／許多手勢，來自佈道壇——／哈利路亞聲聲震動／麻醉劑無法息止，牙齒／將靈魂啃噬——」

「磕頭好，磕頭長見識」，片中的媽媽對女兒說。

岡仁波齊可能就在那裡。

撰文：張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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