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亮點：王安石與他的財政商業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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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年，江寧知府王安石被22歲的宋神宗趙頊提拔為參知政事。這個職位相當於副首相，雖然是副手，但其職權所在，卻儼然第一總理的模樣，全面主持中央的變法工作。一年後，他被正式任命為宰相。

王安石作為一個國家公務員，能在短短數年之內，從地方官導彈般升到政府首腦，當然要感謝趙頊的賞識。

年輕的皇帝有一股衝動，眼見領土被契丹和西夏這樣的蠻邦侵吞，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一心要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但他面對的困難卻也重重。

從外部來講，自檀淵之盟後，宋遼兩國雖偃旗息鼓，然而遼國貪得無厭，既然宋為大國，不屑這點銀子，那就再多要點。於是從1045年（宋仁宗慶曆年五年）起，原定每年10萬兩白銀，20萬匹絹的歲幣改為每年20萬兩白銀，30萬匹絹。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其間又有西夏鬧獨立，以下犯上。宋夏交兵，連失城寨，死傷慘重。宋朝所能獲得的不過是使西夏之主在文書上自稱「男」，上書於「父大宋皇帝」，而在其本國稱帝如故。而這一結果，是宋朝以每年25.5萬兩銀絹的代價換來的。

連年戰禍，加之「歲幣」敷出，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雖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但這也說明，駱駝也有瘦的時候。宋朝即便再有錢，也經不起年年做「散財童子」。到1065年，宋朝的財政虧空已達1570萬緡，相當於人民幣4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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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缺錢怎麼辦？向百姓要。於是百姓稅賦連年增加，小康之家成貧困戶，貧困戶無力繳稅，便向高利貸借錢，無錢還債，導致赤貧。豪強藉機兼并土地，百姓走投無路，遂暴動反抗。趙頊即位，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內外交困的爛攤子。

朝政千頭萬緒，一切都待重收拾。但趙頊明白，刻下最要緊的就是在不傷害百姓利益的前提下，儘快增加政府的收入，有了錢，才能開展建設，才能強兵富國，國家沒錢，一切都是白扯。他很希望有個同道中人能幫他完成強國的夢想，一雪幾代之恥的心愿。他看中了王安石。

對於王安石，趙頊是未見其人，先聞其名。在他還是太子的時候，就讀過王安石寫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對王安石的理財治國思想非常讚賞。

王安石沒有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因此雖只做得中下級地方官，已得到文彥博和歐陽修的推薦，也有了司馬光、呂公著的宣揚。當皇帝召見王安石，縱論天下大事時，驚喜地發現，對面這個男人就是自己要的。

董事長找到了職業經理人，心頭的高興勁是不用說的，雖然朝堂反對之聲不絕於耳，他也充耳不聞。他在乎的是王安石的這句話「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

他當然也聽說過王安石在仁宗御宴上將釣魚的誘餌全部吃光，被仁宗斥為「偽君子」的故事，但在趙頊看來，這不過是王安石的個性使然。有個性的人總是不受大家歡迎，但這樣的人往往具備真才實學。至少趙頊這麼認為。我們看王安石說的那句話，稱其為政治家，不如稱其為理財專家更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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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王安石變法，人們最為熟知的要算青苗法。這是他主持中央工作後施行的第一項變法。王安石在做寧波知縣時，曾經在青黃不接時，將官庫中的儲糧低息貸給農民，農民在豐收之年，將本息一併還給國家。這是一項不錯的惠農政策，既能解農民的一時之困，國家也能因此賺取利息，不與民爭利而又能一舉二得。

王安石更看重的是其中所得利息以供軍需的實用性。這項政策很像現代國家農業銀行的功能，又跟當代的窮人銀行家尤努斯所倡行的小額信貸，為農村人口謀福祉的做法也有諸多相似之處。這也正是諸多史家指出的王之變法，多數帶有現代化色彩的原因。

青苗的政策由於在試行地區進展順利，而被趙頊認可並在全國推廣。不過這項原本惠民的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卻變成了擾民之法。

如前面所敘，王安石的出發點是以理財之手段，推動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加與擴大，故而他的著眼點，重在此項政策能否給國庫帶來實際的效用。

由此之故，原本自願信貸的原則變為強迫貸款，而不去了解農戶實際的需求。且利息定為2分，實際收取的利息卻是3分。百姓怨聲載道，朝堂上對王安石的言論也越發的不利。

青苗法雖然沒有得到滿堂喝彩，但這個被後世稱為「拗相公」的江西人，確實也為宋朝的國庫增加了實實在在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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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用的是什麼手段，反正結果是最好的證明——王安石想必會如此辯解。於是在為國理財的道路上，王安石又更進了一步。

1070年，王安石推行「募役法」，又稱「免役法」。這項政策先是在首都圈試行了一陣，後頒布全國實施。按原有規定，民戶每年都有在當地州縣充當差役的義務，新法免除了這一義務，地方政府若要征百姓服差役，就必須出錢僱傭，僱傭錢從何而來？當然是百姓按戶分攤而來。

這些百姓除原本應服役的人外，也包括舊法規定免役的人群，比如寡婦，家裡沒有子女的人家，或者只有一個兒子的人家，還有尼姑、和尚、道士這些紅塵之外的人。他們分攤上繳的錢被稱作「助役錢」。這等於讓政府擴大了徵稅的範圍，增加政府收入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可是如此一來，原本不用納稅的人納了稅，就連不用服差役的年月也得繳稅，會是什麼心情？更讓百姓惱火的是，「募役法」並沒有減輕他們的負擔，「保甲法」早已將他們從免差役節省下來的時間全部榨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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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年施行的「市易法」其本質也是如此。這項政策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國家壟斷資本的開始。

它的基本內容是，由政府出資收購商販滯銷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時，再以高價賣出；商人如需貸款，不能以民間借貸的方式解決，必須向政府貸款，條件是以財產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利息為每年2分。政府在此間同時擔任生意人和金融機構的角色。

王安石領導下的變法圖強，是企圖做現代化的革新，為了與變法配套而設置的各類機構實質上也有商業組織的味道，這點從「市易法」中即能看出。

我們現在可以說，王安石實際上是將國家視作一個龐大的企業，以商人取利的方式，豐盈它的國庫。這也是他變法的唯一目的。

王安石努力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不惜增加百姓賦稅的做法，與凱恩斯主義主張的「政府干預」有些類似。但政府作為商人，通常沒有好結果，加上王安石得罪太多人，皇帝不得不以他認為穩妥的方式將王安石罷免。而此間充斥兩派黨爭，擾攘北宋半個世紀，即便到了南宋初年，還在算舊賬，是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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