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老姚：他親手為3萬患者復明，數千眼科醫生受益「姚氏法」

【編者按】

今天報道的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眼科主任姚玉峰教授是一位「擺渡人」：在全球眼科界獨創解決排斥反應的「角膜移植姚氏法」，親手將3萬多名患者從黑暗渡向光明；又無償獻出兩項專利，開培訓班傳授「姚氏法」等技術，讓眾多角膜病醫生從未知渡往豁然開朗。

全國的角膜病患者有1000萬，姚玉峰實在太忙了，在他眼裡，病人最大，多次謝絕了澎湃新聞的採訪。

於是，有了這篇《追老姚》。

這是與新中國新聞史上的名作、發表於1956年的人物通訊《追老姚》同題的報道。

61年前被追的那位老姚叫姚濯新，是天津市一名鄉村郵遞員、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代表。作者樊福庚（筆名「福庚」）上門採訪時，他下鄉送信去了，樊福庚騎車沿著郵路追了一天。儘管沒有追上，但作者通過郵局局長、農業社飼養員、小學教師等沿途八個人的敘述，以「追」結構全篇，從多個限知視角展現了姚濯新的風采，全文始終沒有出現老姚的正面，但每一筆都掛在他身上。

兩位「老姚」時隔一個甲子，一位是綠衣信使，一位是白衣天使，但一樣地獻身於自己的工作。我們的同題報道，是向前輩的名篇致敬，更是向「老姚」們致敬。

謳歌一代代閃光的、普通而又不普通的人，是中國新聞工作者薪火相傳的職責——他們的取捨、專註、歡欣，以及犧牲，同樣是人類群星閃耀的時刻。

編輯要我去寫一個人——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眼科主任姚玉峰教授。

1995年，33歲的姚玉峰登上了「世界之巔」，其獨創的角膜移植術解決了排斥反應這個「世紀難題」，被國際眼科界命名為「姚氏法」，並被寫入美國醫學教科書。

人的眼角膜厚度只有0.5毫米左右，卻分作五層：上皮層、前彈力層、基質層、後彈力層、內皮層。1990年代，姚玉峰等一批科學家發現，造成穿透性角膜移植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是內皮層產生排斥反應。進而，姚玉峰揭開了角膜移植排斥反應的精細機理，設計出術後不發生排斥反應的「姚氏法」——只要在手術時保留總厚度6微米的內皮層和後彈力層，原理上就不會發生排斥反應。

這是他在剝熟雞蛋時獲得的靈感：蛋殼剝落，蛋衣完好！如果將角膜開個小口，露出後彈力層和內皮層，就會讓「蛋殼」（上皮層、前彈力層、基質層）與「蛋衣」（後彈力層、內皮層）分離；再剝「蛋殼」，剝破「蛋衣」的概率不就明顯降低了嗎？

當時，日本、美國的眼科權威都向姚玉峰發出邀請，請他在大阪大學、哈佛大學從事研究。

但姚玉峰選擇了回到祖國。

「我是個普通人，也會比較。國外的研究平台比較完善，留在國外，我的科研進度會很順，運氣好的話，抓牢一個點上的問題突破，個人成就會很高。」他說：「但當時我們國家的角膜學科剛起步，我感到自己是站在一個歷史起點上，一邊是個人成就，一邊是我能為國家做的事，後者的分量要重得多。」

之後20多年，這位世界級專家治療過30萬眼科病人，最多一天做了26台手術，經他手術復明的病人有3萬多。

如果將「姚氏法」作為「獨門秘籍」，他能獲得可觀的經濟利益，但他主動將「姚氏法」推之於眾，並無償獻出「姚氏鑷」、「姚氏法手術套盒」兩項專利，自己如今穿的一些衣服還是20多年前讀博士時買的。

因為他覺得自己做的還不夠多。

「一天只有24小時，一個人能做的很有限，所以我要把技術傳播出去，那就會有十個、一百個、一千個姚玉峰，可以解決更多患者的問題。」他說：「除了錢，人還應該有別的追求。幫助別人解決問題時，我的內心最快樂——我的幸福感、成就感就來源於此。」

2009年起，他辦起角膜病學科培訓班，將「姚氏法」等技術傾囊相授。至今，全國最少有4000人次的角膜病醫生接受過培訓，有1.5萬名因角膜病致盲的患者在所在地受益於「姚氏法」。

然而，我的採訪要求一次次地被姚玉峰謝絕：

「我真的拿不出時間，之前的採訪把手術都積壓了，病人不能等」；

「上午門診多加了幾個號，結束得晚了，下午要去講課，給我留個吃盒飯的時間吧」；

「還有兩個手術，再等等」……

在他眼裡，病人最大。

那採訪怎麼辦？

觀：診室里的醫者和患者

6月7日，在之前通過醫院辦公室約訪均被姚玉峰謝絕後，我在診室里找到了他。

診室外是滿滿當當或坐或站的患者，焦急地等著叫號，等著希望。

「我不是不願意接受採訪，是真的抽不出空，外面那麼多患者在等。前幾天也有媒體採訪，手術積壓了下來，不能再讓病人等了——前面兩天手術都做到晚上九點、十點，我不能因為採訪不看病人吧？」見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追」到診室，姚玉峰顯得有些不好意思。

那我就不採訪，在診室里看他接待患者。

眼科診室很暗，為了通過儀器觀察病人眼部情況，窗帘都合上了。

「挺好的啊，你的視力有0.4了，我現在幫你拆線，滴了麻藥，不會痛……好了，我說了不痛是吧？拆了線，視力還會恢復，再去查一下吧。」

在直徑1厘米的眼角膜上拆除比頭髮還細、肉眼幾乎不可見的縫線，姚玉峰幾秒就完成了。

這是一位30多歲的女性，角膜移植一個半月後來複查。通過儀器，能看到她眼角膜上有向日葵狀的針腳。

「非常好！拆線後視力又好一點了，你自己也看得更清楚一點了吧？回去繼續用眼藥水、眼藥膏，你是哪裡人？雲南，那很遠啊。這樣吧，到三個月再來複查，那時縫線還要調整。期間如果有不適就去當地醫院，一般不會有問題——你這種情況，『姚氏法』是零排異，放心。」患者查完視力回來，姚玉峰又細細地交代。

「你在雲南，可以去省紅十字會醫院，眼科的劉海醫生跟我學習過。如果有他處理不了的，讓他和我聯繫，我遠程教他。」寫完醫囑，姚玉峰又說。

「就是劉海醫生介紹我找您的，說您是角膜病全國最好的專家，之前好幾家醫院都說我的眼睛治不好了，還好找到您！」患者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邵逸夫醫院眼科病房走廊上，全國各地的患者留下了很多感謝信。澎湃新聞記者 陸玫 圖

20多歲的務工小伙小譚由弟弟陪著來複診，弟弟進門就說：「姚主任，您幫幫他吧，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了。」

小譚曾因「圓錐角膜」進行角膜移植，但移植後「圓錐角膜」複發，姚玉峰建議他重新移植，「一有角膜就為你手術。」

小譚說，自己在第一次手術後報名參加一項職業資格考試，10月有三門考試，「能到10月後再手術嗎？考試就差這三門了。」

「你這麼努力，我能幫你的一定做好。根據我的經驗，到10月應該可以。我先幫你排期，考完盡量優先手術。在這之前如果感覺眼睛變壞，馬上找我。」姚玉峰告訴他。

得知小譚上次參加考試時因為塗歪了答題卡，丟了不少分，姚玉峰建議他考前配一副專用的硬性隱形眼鏡，最大限度地減少眼疾的影響。

戴框架眼鏡、背雙肩包的男孩；穿著塑料拖鞋、拎著環保袋，抖抖索索拿出病歷的中年婦女；一口方言、需要兒子「翻譯」的農村老漢；由女友陪著、即將新婚的年輕男子；牽著母親的手、輕聲細語的女孩……他們都是角膜移植的複診患者，通過檢查儀器，都能看到他們角膜上的向日葵狀針腳。

得知他們的視力逐漸恢復，由衷的開心和滿足會從姚玉峰的眼角和話語里瀰漫出來，遠遠超過聽患者說「姚主任您出名了，新聞聯播連著播了您兩天」時。

聞：學生、同事、老師說姚玉峰

姚玉峰婉拒採訪那幾天，我邊看他接診，邊找他的老師、同事、學生。

比如，介紹患者來杭州求醫的雲南省紅會醫院眼科副主任醫師劉海。2009年，他專門申請到浙大邵逸夫醫院，隨姚玉峰進修。

「姚主任帶學生時毫無保留，我學到很多東西，對回雲南後的臨床應用幫助很大。」劉海告訴我，姚玉峰的研究不止於「姚氏法」，對白內障復明也非常精通，「他教的白內障治療技術，我在參加下鄉白內障復明工作時很有效，幫了不少患者。」

2009年起，姚玉峰面向全國眼科醫生舉辦培訓班。「現在是半年一次、每次三天。我從第一期開始每次都參加，姚主任的培訓內容會隨著他臨床、科研的深入而更新，每次都學到新內容。」劉海說。

他說，姚老師經常在全國講課，接觸到的很多眼科醫生有學習新技術的需求，「他覺得，講課是片段性的，不如辦培訓班，系統講授知識。」

結果，第一期培訓班80人聽課，第二期200人，第三期來了400人，賓館電梯都擠「癱瘓」了。以後，每期培訓班都控制在500人。

姚玉峰在病房查房。邵逸夫醫院供圖

「『姚氏法』是姚玉峰發明的，對醫生來說，以自己的姓氏命名一項技術是極大的榮譽。他將技術傳播出去，我們醫院非常支持。因為只有應用到更多人身上，醫學技術的革新才有意義。」浙大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院長蔡秀軍表示。

姚玉峰1979年考入浙江醫科大學（現併入浙江大學），蔡秀軍於1981年入學。畢業後，兩人曾在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共事，並先後來到邵逸夫醫院。

「20多年的接觸，他給我的印象首先是一位嚴謹的學者，臨床研究上有大的突破；也是非常優秀的臨床醫生，20多年堅持一線，技術好、對患者耐心。他的患者，一半以上來自省外，足以顯示他在國內眼科界的地位。」蔡秀軍說。

他用「兩個不容易」評價姚玉峰：「20多年前能放棄國外的研究環境回國，非常不容易。當時，國內的設備、師資遠比不上國外，但他知道國內需要他這樣的人才。回國後，他能一邊堅持門診、手術20多年，一邊繼續做研究，用新技術去幫助更多人，非常不容易。」

對姚玉峰1993年4月的回國，原浙江醫科大學校長鄭樹是最清楚的人之一。

1991年底，鄭樹推薦姚玉峰報考衛生部的「笹川醫學獎學金」公派出國項目，赴大阪大學師從世界第一個開展眼視網膜黃斑轉位手術的田野保雄學習，「當時全國只有兩個名額，他考上了。」

1992年，眼前房關聯性免疫偏差現象的發現者、哈佛大學眼科研究所所長斯特萊茵到大阪大學交流時注意到姚玉峰，希望他到美國繼續學習。

「對留學生來說，獲得世界級專家的邀請是非常難得的。姚玉峰問過我的建議，我說，『笹川醫學獎學金』是中國與日本政府間合作項目，要求學生按時回國，你先回來，以後還會有出國學習機會。」鄭樹回憶，當時國外環境比國內優越很多，「學校風言風語也不少，都說姚玉峰不會回來了。學校開會，就有領導對我說：『你看，又走掉一個吧？』」

但鄭樹相信姚玉峰會回國，「我了解他，他有責任心、視野開闊，知道國內需要他，也知道國內的平台會越來越好。」

探：什麼樣的價值觀成就了他

也許是看我連續一周緊追不捨，6月14日下午，姚玉峰終於在門診和手術的間隙擠出一點時間接受了採訪。

他一個上午的門診限號二十個，可往往加到三四十個甚至五十個，「患者這麼遠趕來，我不忍拒絕。」

這天，他8點開始門診，接診35人，中途唯一的停頓是起身喝了次水。13時門診結束，扒了盒飯就開始與病人進行術前談話，緊接著是兩台手術，直到15時30分。我17時完成採訪時，診室門口又有好幾個等他的病人。

姚玉峰看診。邵逸夫醫院供圖

通過這些天的追訪，我覺得，姚玉峰的不普通在於作出了不少人難以作出的選擇，我想問他為什麼。

比如回國。1993年，姚玉峰再次被派往大阪大學，繼續未完成的科研並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他再次謝絕導師的挽留，回到祖國——如果說上次留學歸國有中日合作項目規定的因素，博士畢業後的回國則完全基於他自己的判斷。

「我們國家有1000萬角膜病人，但角膜學科當時剛剛起步，急需知識、人才。我感到自己站在歷史性的起點上，如果把這個起點做好，後面的學科發展會很有生命力。」姚玉峰說：「決定回國最大的觸發點，就是看到這段歷史要有人去完成。我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又具備了相應的知識和技能，有責任在角膜病這個很小的點上發揮自己的能力——個體命運能與時代、歷史的潮流契合，比其它所有東西都有意義。」

當時，「姚氏法」還沒有誕生，但姚玉峰平日展現的醫學天分和忘我努力讓導師田野保雄很看重，多次留他在大阪大學任教。另一方面，斯特萊茵也再次當面表示：「哈佛大學我的研究所隨時歡迎你去工作、訪問。」

「我是個普通人，也會比較。國外的研究平台比較完善，留在國外，我的科研進度會很順，運氣好的話，抓牢一個點上的問題突破，個人成就會很高。」姚玉峰表示：「但把個人成就與我能為國家做的事一對比，後者的分量要重得多。留在國外搞科研與回國為一門學科起好步，這兩項我都有能力做，但無法同時完成。必須選擇時，我的天平自然傾向於回國。」

留日期間，田野保雄在生活上給他很多關照，還主動提出讓他妻子到日本陪讀。姚玉峰說，面對導師的殷切挽留，他有過糾結，「但當我想清楚自己應該負起的責任、這份責任大於個人利益和情感時，選擇回來是很自然的事。」

1995年姚玉峰提前畢業、啟程回國前，田野特意向日本文部省報備，送了一台當時國內罕見的蘋果電腦給他。

「我還從日本帶回來很多醫學書，一部分是自己買的，一部分是田野老師送的，光行李費就付了10萬日元，當時相當於1萬多元人民幣。我怕另行寄送誤事，就隨身帶了回來，其他行李只有幾件衣服。」姚玉峰迴憶，他回國後，田野老師還給鄭樹校長寄信，「向她介紹我的才能，希望回國後能有發揮，不要埋沒。現在看到這封信，我還是非常感慨，田野老師、鄭樹校長都是我的『擺渡人』。」

當年5月，在浙大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姚氏法」手術首次進行，接受手術的單皰病毒性角膜炎病人術後視力達到1.0。第二例是當時認為沒有治療方法的角膜燒傷病人，因為燒傷患者的排異率高達90%，施行「姚氏法」後，患者的視力恢復到0.3。

姚玉峰在進行眼角膜手術。邵逸夫醫院供圖

研究「姚氏法」期間，他經曆數不清的實驗，研製出一套可以在角膜上打開0.1毫米口子的手術器械，申請專利為「姚氏鑷」，用於在手術中保留只有頭髮絲十分之一粗細的角膜內皮層。

和推廣「姚氏法」一樣，他將「姚氏鑷」、「姚氏法手術套盒」兩項專利無償獻出，由手術器械廠生產。

「把知識傳播出去還是自己留起來，這完全取決於一個人的境界、價值觀。如果把知識、技能當賺錢的工具，那應該留著。但我認為，多賺點錢、少賺點錢，我還是吃這點飯、穿這件衣服。而如果把技術、知識傳播出去，就可以讓更多角膜病人恢復視力，改變整個的人生軌跡，這是性質上的改變。」姚玉峰說：「我最大的快樂是幫助別人解決問題，但一個人的能力很有限，所以我把知識傳播出去，讓更多人一起做這件事。」

「『姚氏法』的最大貢獻，不是說能把手術做得多好，而是把手術步驟固定下來、把器械打磨出來，變成可重複、可傳播的技術。」姚玉峰表示，自己每次開眼科交流會都帶著「姚氏鑷」，介紹給有需要的醫生，「常有醫生回去給我發郵件，說用了以後，以前沒法做的手術成功了；或以前失敗率是40%，現在降到10%。」

我有點好奇，對工作投入那麼大熱情的人，在生活中是怎麼樣的？

「您有周末嗎？陪家人的時間多嗎？」

姚玉峰不好意思地笑起來：「基本沒有休息。不是不想，而是人的時間、精力就這點，有時只能用價值觀來選擇自己覺得最重要的。我選擇了工作，只能放棄掉其它的，但不是說我不需要。」

他有個女兒，出生12天時，他去國外學習三個月；女兒幼時，他在全力攻讀博士，研究「姚氏法」。

「很無奈，無法兼顧。」姚玉峰的聲音低了下去：「女兒小的時候，有一次說『人家爸爸小時候都抱他們，我印象中你幾乎沒抱過我』。但長大以後她慢慢理解了我工作的意義——包括我的夫人，她們自身能處理的事盡量不打攪我。」

他說，自己最欣慰的是女兒現在非常理解他，「她認為，我作為父親最合格的地方在於她面臨重要人生選擇時能平和地分析利弊取捨，幫她作出自己的判斷。我很受用她這麼說。」

聽他說出自己的「取捨」，我覺得採訪開始時的疑問有了答案。

他確實一直在「舍」，放棄國外的科研和生活條件、放棄財富、放棄高質量的個人生活，但他正是在放棄這些的過程中實現了個人價值。對他來說，病人復明、醫學知識傳播、眼科發展才是最想「取」的——用他的話來說，做這些事時「心靈是安寧的」。

幾經追訪，姚玉峰在我眼裡的形象清晰起來：一個心懷大愛的醫者；一名有責任和擔當的知識分子；一位「擺渡人」——將患者從黑暗渡到光明，又將角膜病醫生從未知渡到豁然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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