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後日本榨取滿清巨額賠款，為何還要暗中支持維新變法？

甲午之役雖然令日本在腐朽的滿清政府身上壓榨到了巨額的賠款，實現了明治維新之初便確定的領土擴張的初期目標。但是日本國內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問題卻並非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有所緩解，反而出現了愈演愈烈的局面。以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憲法》的頒布為標誌，日本雖然進入了「君主立憲」國家的行列。但是在「總攬統治權」的天皇以下，以「輔弼」之名把持政權的始終是「薩長同盟」的所謂「功勛幹練之士」。明治政府雖然在1890年又頒布了類似於「軍人敕諭」的「教育敕語」以約束國民的思想。但是權力分配的不均和普通民眾的困苦，卻令以在野政客為旗手的所謂「民權」運動在日本各地始終此起彼伏。

甲午戰爭後，伊藤博文雖然以致力「戰後經營」的名義，吸收了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等政客進入內閣，以與緩解高喊「打倒藩閥」的在野黨之間的關係。但結果卻並不理想，在不願分享權力的山縣有朋等諸多壓力之下，1896年4月30日，伊藤博文不得不宣布內閣總辭職。日本隨即進入了「松隈內閣」執政時期。

所謂「松隈內閣」指的是首相松方正義和外相大隈重信。這個組合的背後自然是薩摩藩和在野黨的聯合。而作為甲午戰爭的幕後推手，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所代表的長州僅佔據了「法相」和「遞相」兩個邊緣崗位。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局面，不得不說是此時日本國內資本力量發酵和抬頭的緣故。以三井、三菱、住友等財閥渴望在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之中消化勝利的果實，而山縣有朋的激進和伊藤博文的老辣在他們眼中都是增稅的代名詞。

「松隈內閣」雖然得到了財閥勢力的支持，但是卻並不為普通百姓所認同。甲午戰爭令日本國內的工廠業主和金融寡頭賺的盆滿缽滿，甚至陸軍的御用商人大倉喜八郎也靠著向罐頭裡摻雜石子（以至於乃木希典戰後堅決反對「大倉組」在台灣開設新店）而大發橫財。但是廣大國民卻並未從中得到實惠。

甲午戰爭令日本的地租上漲了四成。1896年隨著酒稅和煙草專賣制以及其他間接稅的激增，小農貧農紛紛面臨破產的窘境。他們最終只能在將女兒送入工廠作「包身工」或賣往南洋妓寮，兒子則進入礦山和軍隊之餘，將明治政府所授予的土地賣掉，再次淪為佃農。

▲被稱為「南洋姐」的日本妓女

與小農階層的逐漸消亡相比，日本產業工人的境遇也不好到哪去。甲午戰爭中日本雖然表現出了對滿清政府的工業優勢，但日本本土的重工業卻依舊處於蹣跚起步的階段，戰爭所需的軍艦和槍炮無一不依靠紡織業和礦石出口所獲得的外匯獲取。企業利潤和軍備稅收的雙重盤剝，令日本的紡織女工和礦業勞力幾乎生活於人間煉獄之中。加上城市化的進程和桑園種植面積的擴大，日本糧食價格更出現直線攀升的局面。各地不斷出現的「米騷動」和罷工運動，一方面促進了日本國內社會主義思潮的萌芽，一方面也令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人開始重新審視其與財閥的關係。伊藤博文視財閥和在野黨為「僱傭軍」，得出了「僱傭之兵不可靠，非有自己的御林軍不可」的結論，而所謂的「御林軍」指的是利用皇室的資產成立新的政黨。

毫無疑問，皇室是日本國內最大的地主階層。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僅是拿出皇室所擁有的日本郵船公司股票紅利中超過5%的部分當作「機密費」，便輕鬆的收買了諸多政黨和議會的要員，成立了御用政黨—立憲政友會。在1900年日本「自由黨」宣布向伊藤博文「無條件獻黨」之際，日本早期社會主義運動活動家幸德秋水在《萬朝報》上發表了《祭自由黨文》，自此日本政壇進入了一家獨大的時代。由財閥、軍隊及貴族元老所組成的「政友會」，對內通過《治安警察法》鎮壓民眾的反抗，對外則以「維新輸出」和軍事干涉為雙臂，加入到了西方列強瓜分東亞的行列中去。

所謂「維新輸出」名義上指的是輔助東亞各國參照日本明治維新的模式走入近現代國家的行列，但其實質卻是試圖在東亞打造一個以日本為宗主的新秩序。「三國干涉還遼」令日本意識到其一國之力治東亞則有餘，敵西方則不足。因此迫切希望能夠挾甲午之威，逼迫中國結成以日本為中心的同盟。

日本的這一戰略首次提出是在1898年10月19日身為首相的大隈重信所發表的「中國保全論」。在當天的演說中，大隈大談所謂中日兩國的同種同文，日本要承擔起挽救和領導中國的責任，進而維護世界和平。而與大隈重信遙相呼應的是，當年8月19日經歷了第三次上台組閣失敗後的伊藤博文從長崎出發，開始了他個人的訪華之旅。

伊藤博文此次出訪恰逢滿清政府經歷了兩年多的醞釀之後，於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告「戊戌變法」的發端。伊藤博文所肩負的外交使命自然不言而喻。但是自以為可以出任滿清政府變法導師的伊藤博文一到北京便發現氣氛不對。他曾私下對隨從表示：「近來光緒帝突然提拔這麼多新人，未免也急了一些。」但是伊藤博文並不知道，他的到來更成為了壓垮滿清政府雙頭領導體制（光緒和慈禧）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將專政柄」的傳聞中，變法派的諸多官員竟然還跟著推波助瀾的提出要封伊藤博文為相，達到「新政立行，而中日之邦交益固」的效果。9月18日，康有為更興緻勃勃的親自登門，執門生禮向伊藤博文求教「維新之道」。此時的伊藤博文早已看出康有為等人缺乏政治經驗，根本不足以成事，因此只是告誡對方：「上而學士，不可妄發議論」，以及滿清政府的當務之急在於整頓「暴殺外人」的義和團運動。

對於伊藤博文的告誡，康有為雖然憤怒的表示：「侯爵輕蔑敝國甚矣！」但卻沒有拂袖而去的勇氣，反而聲淚俱下的要求伊藤博文能夠出面說服慈禧支持變法。對於康有為所謂「即一席話，亦足救我中國四百兆人」的高帽，伊藤博文雖然沒有當面拒絕，但卻也深知此時滿清政府「變法派」和「守舊派」早已劍拔弩張。因此他在面見光緒帝時，不僅沒有談什麼變法的戰略，反而是勸說光緒要尊重慈禧的意見：「第皇上銳意變法矣，未知皇太后聖意若何？愚意兩聖意見相同，方能有濟也。」

▲光緒帝接見伊藤博文的新聞畫

但伊藤博文顯然低估慈禧的心狠手辣，他更不知道自己會見康有為一事已經被異化成了「變法派」勾結日本，將劫持慈禧太后登上停泊於大沽口外的日本軍艦的「密謀」，加上袁世凱向慈禧密告的譚詞同要求小站新軍「起兵勤王」，一場中外聯手的政變陰謀呼之欲出。9月21日，慈禧太后以「訓政」的名義臨朝，宣布戒嚴，隨後軟禁光緒帝，大肆搜捕「變法派」。僅僅維持了103天的「戊戌變法」至此夭折。

「戊戌變法」的意義及其失敗的教訓在此不再贅述，而伊藤博文在滿清政府的此次變法中，除了保護了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等人，沒有讓更多人像「戊戌六君子」那樣被處死外並無太大的助益。而伊藤博文此舉的初衷也並非是推動中國的富強，而是寄希望於「變法派」日後可以東山再起，成為日本在華利益的代言人，即便這一目的暫時無法達到，也可成為中日交涉的重要砝碼。

當然以伊藤博文之老辣，自然不難看出「變法派」背後除了「清流」名士翁同龢等人的支持外，還有張之洞等「南洋派」的幕後推手。如果不是所謂「湘鄂衝突」引發的火燒稅司洋務、關署、招商局及日本領事公寓住宅的「沙市事件」，張之洞早已作為入主軍機處，主持變法事宜了，日本海軍也不會以保護在華利益為借口派出軍艦來華，造成所謂意圖劫持慈禧的假象。

9月29日，伊藤博文離開北京，10月5日至上海，10月13日赴武昌會見張之洞，10月19日赴南京會見劉坤一。作為滿清政府內部聯盟英、日對抗沙俄戰略的代表人物，張之洞早在「戊戌變法」之前便聘請了日本參謀本部大原武慶中佐為武昌武備學堂顧問。此時和伊藤博文會商之後，張之洞為清除親日路線的障礙，更開出日本如能驅逐康有為，不僅湖北兩年內計劃編練的新式陸軍將聘請日本軍事顧問，所需槍支彈藥，相關聯的造紙廠、皮革廠所需設備也將從日本進口的優厚條件。

▲張之洞所編練的湖北新軍

心滿意足的伊藤博文於11月中旬回到日本之後，便公然鼓吹慈禧太后鎮壓「變法派」是「有裨於政局穩定」的，無論是守舊派執政還是維新派執政都是中國的內政，以必要的資金和兵力支援中國的兵制改革、財政整理和機構改革才是當今的要務。眼見在日本得不到支持的康有為被迫遠赴法國。不過日本政府還是留了後手，1898年12月23日梁啟超主編的《請議報》在日本橫濱正式發行，日本列島隨即成為了康、梁「保皇黨」的重要據點。而以湖北為起點，大批日本軍事顧問和滿清赴日軍校留學生逐漸在中國內陸悄然掀起了一場軍事革命。

本文經指文烽火工作室授權發布。主編原廓，作者趙愷。任何媒體或者公眾號未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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