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明娣：宋元時期瓷器與漢藏文化藝術交流

在漢藏文化交流中常常可以發現瓷器的蹤跡，但瓷器在漢藏文化交流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尚未引起國內外學者應有的重視。本文試通過對西藏和內地傳世的相關瓷器的整理、分析，以及對文獻資料的挖掘，以尋覓宋元時期漢藏文化交流的軌跡，廓清史實，填補史籍有關這一時期(尤其是11-13世紀)漢藏交往記載的不足，並對宋、元瓷器研究的深入展開有所助益。

一、瓷器在西藏的流傳及影響

瓷器自東漢晚期燒製成熟後，逐步成為內地人民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器物，並在唐代隨著茶葉傳入吐蕃。據藏文文獻《漢藏史集》「茶葉和碗在吐蕃出現的故事」的記述，吐蕃贊普都松莽布支在位時，漢地的茶葉傳入吐蕃，為國王療養並提，大獲效益，國王說「此種樹葉乃上等飲料，飲用它的器具，不能用以前有的瑪瑙杯、金銀等珍寶製作的瓢勺，需要找一種以前沒有的器具。聽說漢地皇帝有一種叫做碗的器具,可派人前去要來。[1]」吐蕃派出使臣前往漢地，漢地皇帝沒有將碗贈給吐蕃，而派遣一名製造碗的工匠前去。從書中所記製造碗所用的原料及國王對碗的形狀、顏色、花紋等的要求看，其所說的碗是瓷碗[2]。

此書關於吐蕃製造瓷碗的記載雖然帶有傳說色彩，至今尚未在西藏發現吐蕃王朝時代的瓷器和瓷窯址，但瓷器(主要是作為茶具的瓷碗)及制瓷技術，在唐代傳入吐蕃是毋庸置疑的。吐蕃的飲茶習俗直接受唐人影響，漢地茶葉傳入吐蕃在唐代文獻中有明確記載。[3]《漢藏史集》所記吐蕃國王認為，飲茶的器具不能用「瑪瑙杯、金銀等珍寶製作的瓢勺」，而要用漢地的「碗」(瓷碗)，這種觀念也是受唐人習俗的影響。唐代飲茶普遍用瓷器，瓷器易清潔，保溫隔熱性能優於金屬製品，適於保持茶的色、香、味。唐陸羽的《茶經》中就專門從飲茶的角度品評瓷器的優劣。唐代與吐蕃之間往來不斷，和親、通使、互市，使大量唐代工藝品流入吐蕃，瓷器作為「天下無貴賤通用之」的器物，理應不會被排除在外。唐朝與吐蕃二次和親，均有大批工匠被派往吐蕃，吐蕃也曾向唐朝請求支援工匠，並得到允許[4]。制瓷工匠應召前往吐蕃傳授制瓷技術，是順理成章的事。《新唐書·吐蕃傳》記載，參加長慶會盟的唐使劉元鼎赴拉薩，贊普賜宴，「百伎皆中國人」，廚師和製造酒器的工匠，也大都是中國人。

五代、宋、遼、金時期，中原內地與西藏的文化交流不及唐代興盛，史書中未見有關內地瓷器傳人西藏的記載。但在藏傳佛教後弘期，下路弘法即佛教由臨近內地的青海地區傳入西藏，吐蕃僧侶返藏時，將適於飲茶的瓷器攜往西藏不無可能;宋代漢藏兩地進行茶馬貿易，瓷器與茶葉同時輸入西藏也在情理之中;西夏曾通過貿易獲得宋朝瓷器，西夏宮廷與薩迦派僧人有直接的往來，也有可能將宋瓷傳入藏地。據稱薩迦寺收藏的瓷器約二千二百餘件，其中多為元、明瓷器，也有少量宋瓷[5]。

圖1 宋定窯白釉印花盤高4.3cm，口徑19.7cm，底徑6.3cm羅布林卡藏

圖2 宋哥窯開片瓷碗高8.3cm,口徑18.8cm,底徑7.6厘米羅布林卡藏

拉薩羅布林卡藏有宋定窯白釉印花盤(圖1)，盤底心印梅花，內壁為四季花、回紋，口沿鑲銅。此盤造型、裝飾與製作工藝，都體現出定窯處於鼎盛階段的北宋定窯器作風。西藏博物館陳列的青釉碗的時代就標明為北宋[6]，西藏博物館和布達拉宮均藏有青瓷開片碗(圖2)，也被認定是宋代哥窯器[7]。

這些珍藏於西藏的傳世宋瓷，包括高品質的名窯製品，由於缺乏文獻記載，雖然不能排除宋代以後傳入西藏的可能性，但宋以後傳入的幾率很小，因為古代社會很少將前代遺存的有限的物品作為禮物或商品輸人異域。通過那時西藏的壁畫所描繪的物象，可以發現宋瓷在宋代已傳人西藏的某些蛛絲馬跡，透露有關當時社會生活的些許信息，彌補史料之不足，與實物相印證。在西藏阿里札達縣托林寺紅殿壁畫的供奉圖中，兩供桌上各供兩瓶，一白色，一黃色，器型均為宋瓷典型的玉壺春瓶式[8]，此處很可能描繪的是當時傳人吐蕃的內地花瓶，其中白瓶是宋白瓷玉壺春瓶的可能性更大[9]。瓷器在吐蕃倍受珍視，將其作供器以表達對佛的敬信，不難理解。在內地，唐代皇家就以秘色瓷器供奉法門寺佛舍利;宋代瓷器生產空前繁盛，瓷器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金屬、漆木器等，瓷質造像、法器、供器增多，常供設於大小寺院。以瓷器供佛的做法也有可能影響到西藏。

上述壁畫是描繪吐蕃分治時期的宗教活動，在藏文文獻中有關這一時期社會生活的記載里也提到瓷器。瓷器在吐蕃被視為貴重物品，在重要的場合，使用瓷器以表示鄭重。如《米拉日巴傳》[10]中記述了當其母親希望獲准歸還其父親的遺產時，舉辦了一次宴會，用瓷茶碗斟青棵酒。「這些瓷碗完全可能是從中原漢地輸入的。[11]」因為當時西藏不可能從其周邊國家和地區獲得瓷器，因為印度、尼泊爾等國在古代均從中國進口瓷器，而且在十九世紀以前中國是世界上瓷器品質最高、出口量最大的國家。再者，當時西藏尚不具備生產瓷器的能力，至今未發現吐蕃分治時期的西藏本地瓷器和瓷窯遺址。可以確認的西藏燒造的瓷器是產自山南札囊縣普布瓷窯的白底藍花瓷器，「普布瓷窯大約創建於明代，興盛於明代晚期和清代早、中期，清代晚期開始衰敗以至於廢棄。[12]」此窯瓷器當是在內地元明清青花瓷器的影響下產生的。歷史上西藏瓷器的品種、產量十分有限，質量更無法與內地瓷器相比，否則不會從數千里之遙的內地歷經艱險輸入易碎的瓷器。西藏至今寶藏的古代瓷器絕大部分是景德鎮窯、龍泉窯等內地瓷窯的製品。清末駐藏大臣張蔭棠在西藏力主新政，以使西藏走向現代化，他在呈給清廷的有關西藏改革的辦事草章中，明確提出「學制磁器、洋磁杯盤……各種民間日用之物，能自制造，即不假外求[13]」。這也證明西藏瓷器不能自給。

圖3 高麗青瓷描金鑲嵌菊花紋渣斗 12世紀 高6.4cm，口徑22.5cm 現藏於西藏

圖4 高麗青瓷斗笠碗 現藏布達拉宮

西藏還藏有高麗青瓷描金鑲嵌菊花紋渣斗(圖3)[14]、高麗青瓷斗笠碗(圖4)[15]、高麗青釉白花高足碗[16]，也應當是宋、元時期由內地傳入的。朝鮮自新羅時代起受中國越窯青瓷影響而燒造青瓷，曾贏得了出使高麗的北宋文人徐兢的讚美[17]，南宋太平老人在《袖中錦》一書中將「高麗秘色」與「定磁」、「蜀錦」、「端硯」等名產一同列為「天下第一」。通過「朝貢」和貿易等方式，傳入中國的高麗青瓷品種、數量較為可觀，中國的東北、華北、東南以至華南等地區均有傳世或出土的高麗青瓷[18]。既然定窯瓷器能傳入雪域，那麼同被列為「天下第一」的高麗青瓷由內地傳入西藏也是合乎情理的。此外，高麗曾臣服於元朝，高麗王受元廷影響，亦信奉藏傳佛教，蒙古公主嫁高麗王，有喇嘛陪嫁，兩地僧侶往來在所難免，這也可能是導致高麗瓷器傳人西藏的原因。

元代瓷器輸人西藏的品種和數量在史料中缺乏明確的記載，但據《漢藏史集》中「鑒別碗好壞的知識」一章所述，當時在西藏流傳的碗的種類相當可觀，從所描述的碗的質地、造型和裝飾紋樣來判斷，其中的大部分是產自內地的元代和明初的瓷碗，其提到的品種有青釉、白釉、青白釉、黃釉、藍釉、青花和五彩等。書中推崇龍碗，認為「具有龍的圖案的碗有無數功德」，碗「有龍和雲彩結合的圖案是上等」，這種觀點與內地人的認識一致，與內地傳統文化對龍的尊崇及擁有龍碗者的至尊地位不無關係，表明內地的文化意識直接影響到了西藏人民的審美觀念。文中描述的碗的具體特徵，如釉色、圖案等，有的與元代內地瓷器十分吻合。如：

「以水晶為胎的碗有兩種[19]，被稱為札沃且和冬則，其好壞以圖案來區分，非常清亮而且有兩個一組的圖案，如蓮花之中有吉祥八寶，漢地的斜權花格配上法輪，或者是兩條小龍龍口相對，或者是繪一條大龍佔滿整個碗面，這些碗潔白、清亮而且圖案富貴，這些都是碗中佳品的特徵。

被稱為當瓊瑪的碗有兩種，所上瓷釉為青色，大多有空心圖案。……

被稱作札俄瑪的碗，裡面繪層迭的蓮花，碗口繪彩紋圍繞，是在帝師札巴俄色的時期出現的。被稱作甲桑瑪的碗，有與碗等長的把柄，碗壁薄，碗口寬，顯得清亮，所以為其他人所仿效。這種碗有一些有青龍、花龍圖案作為裝飾，這是本欽甲哇桑布以院使身份主持宣政院衙署時製造的。[20]」

圖5 元景德鎮青花龍紋碗元 高9cm，口徑18cm 首都博物館藏

這裡提到的瓷碗紋飾在元瓷中均較常見，在傳世和出土器物中就有可與之相印證的作品。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青花蓮花形八吉祥紋盤、首都博物館收藏的青花龍紋碗(圖5)與上述「札沃且和冬則」碗相仿。上文提到的札巴俄色在1291年一1303年曾任元世祖忽必烈和元成宗鐵木耳的帝師，甲哇桑布曾入朝任宣政院使，二人均為薩迎寺高僧，並都曾在元廷身居高位。西藏在這一時期出現的瓷碗，與薩邇派領袖受元廷重用，頻繁往來於漢藏兩地，而將內地的瓷器攜往西藏有關。此書所描述的「甲桑瑪」的碗，當是指元代常見的高足碗(杯)，這種瓷碗在西藏一直深受上層社會的喜愛。

《漢藏史集》對瓷碗的詳實描述，既反映出作者對內地瓷器十分熟悉，又透露出內地瓷碗在西藏的影響相當廣泛。因茶在西藏人心目佔有重要地位，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飲料，瓷碗作為飲茶的最佳器具，必然受到重視;此外，藏俗中碗是人人必備，男子外出要隨身攜帶的物品[21]。碗的質地也是身份地位的標識，否則不會史書中出現專門論碗的好壞的章節，且主要是論述瓷碗。

圖6 元龍泉窯青釉高足碗 現藏於西藏布達拉宮

元代傳入西藏的內地瓷器有些至今仍在西藏完好保存。西藏博物館收藏的原珍藏於古代寺院的元代瓷器，有景德鎮窯和龍泉窯製品，均為工藝精良的高檔瓷器。筆者2000年9月在西藏博物館陳列品中見到元龍泉窯青釉劃花大碗和中碗，大碗口徑約近一尺，口沿外刻劃一周幾何紋，腹部裝飾纏枝花紋，花紋清晰，有浮雕藝術效果。器型這般碩大且製作精良的元代龍泉窯瓷碗在內地也不多見，能在古代的運輸條件下運往西藏並完好保存至今，倍覺珍貴。元龍泉窯青釉高足碗(圖6)在西藏布達拉宮也有收藏[22]。

元代瓷器流傳於西藏，除作茶具，也作為寺院供器。在元代寺院壁畫中有表現瓷供器的畫面。如：宿白先生的《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一書，在述及薩迦寺北寺宣旺確康後室壁畫供品時提到白色花瓶、白色長瓶、白碗、高足碗[23]，並繪圖示意。這些器物造型與元代內地器型相似，聯繫《漢藏史集》所記吐蕃對白碗的愛重[24]，其應當是對瓷器的如實描繪。在元代西藏夏魯寺佛殿第一層經堂壁畫中有著蒙古裝男子，一手執玉壺春瓶，一手舉高足杯[25]，瓶、杯造型均為元代瓷器習見樣式。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元代內地器物在西藏的使用、流傳，進而在壁畫中得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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