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保姆縱火案之後：別急於築起人心高牆，更別急著劃清界限

在一個文明社會，不因個別人的惡而懲罰無辜的大多數，早應成為共識。

發生在杭州一處高級住宅小區的一場「保姆縱火案」，連日來引發輿論廣泛關注。事件細節逐漸曝光，輿論場上各種「理性」分析也尾隨而至。

有人說縱火案中的保姆「每月收入7500元，有午休時間，買房時僱主還曾借給她10萬元」，屬於「僱主對保姆太好，使保姆將這種友好視為理所當然，從而為極端事件埋下伏筆」；也有人說，按照發達國家的遊戲規則，不同階層的人本就不該生活在一個社區，因為「仇富」心理難以避免。而這樣的表述，又被另一些人稱為「仇窮」心理。大多數人將其視作一個現代版「農夫與蛇」的故事，由此諄諄相勸：對待保姆，一定不能過分親密，濫發善心。

不難看出，這些因為一個極端個案得出的推論，已然有將「保姆」群體類型化的趨勢。而「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無疑是另一種極端。輿論紛爭，將惡性個案引向普遍的群體對立，對事件所反映的實質問題卻並無觸及——況且，保姆這個群體，在輿論場上幾乎是失語的。他們只有被批的份。

「保姆縱火案」極其惡劣，令人震怒。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這畢竟只是一起個案。對於這樣一個「有諸多惡習，好賭，欠過高利貸，在僱主家有偷盜行為，對女僱主以怨報德」的保姆，她的放火行徑顯然不是「貧窮」這個代名詞所能解釋，而是典型的人格扭曲後的極端行為。公眾爆發出的悲憤和同情，本是為了不幸的受害者，是針對極端而慘無人道的行徑。這種情緒本身值得尊敬，卻不能被輕易放大，以草率推論去傷及無辜——個案就是個案，把一個保姆的人格障礙，放大為保姆群像，既缺乏善意也不合邏輯，更不知置那些本分守則、勤勞樸素的保姆於何種境地；再者，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如果只是因為路遇惡性事件就對周圍所有人群報以惡意的揣測，或擺出一副「防患於未然」的架勢，似也並不合理。

在一個文明社會，不因個別人的惡而懲罰無辜的大多數，早應成為共識。上個世紀80年代，惠普中國分公司曾有過一個非常有名的案例討論——惠普公司在衛生間里放了一種質量非常好的衛生紙，但經常消耗過快，調查結果是有人將衛生紙私自拿走了。管理層得知此事，在如何處理上產生了猶豫：是堅持假定人性善的原則相信大多數人，還是作出調整？很多人以為公司會撤走所有高檔衛生紙的舉措，但最後的處理意見，卻是根據「制度不該懲罰好人」的原則，維持原來的做法。同時，管理層在大會上嚴厲地通報此事，強調偷衛生紙的行為關係個人品德，公司不會聽之任之，一經發現立即開除。有了嚴厲的懲處措施，又報以充分的道德信任，私拿衛生紙的問題此後再沒有發生過。

回到杭州保姆縱火案，也是類似的道理。個案的解決應納入法治軌道；而就個案帶出的「普遍性問題」，首先應明確的是不能因單個人的道德缺失處罰其他人，其次要針對關鍵問題在制度上「有的放矢」給出方案。一旦明確了事件中的偶然——僱主不幸遇到一個人格不健全的保姆是偶然，這樣一個人格不健全的人恰好從事保姆行業也是偶然——就不該將髒水潑向保姆群體，哪怕「懷疑」和「芥蒂」也應該慎之又慎。唯一理性的做法，是以此為契機，去關注目前保姆行業存在的問題，通過制度上的優化避免悲劇重演。

人心是脆弱的，尤其是在不安來襲之時，人們很可能出於自我保護作出矯枉過正的反應。但一旦人心築起高牆，再要回到原地便可能難上加難。圍觀此次保姆縱火案的後續言論可以發現，人心的高牆已經在漸漸築起，如若把握不當，很容易讓公眾的相互信任變得更為脆弱，乃至陷入類似「摔倒老人不能扶」一樣的境地。

出路在哪裡？值得一提的是，美劇《蛇蠍女傭》呈現出了一種更為成熟的保姆規範——在不同僱主家工作的女傭，事先都要接受背景調查；女傭也有自己的社交圈，在閑暇時光可以忙裡偷閒和好友一起喝咖啡聊天；一旦女傭有不當行為，僱主可以立即和管理公司溝通，由後者來確定是否確有其事，如若得到核實，這又將會記入檔案，直接影響女傭下一次應聘。不難看出，我們目前的保姆行業缺失的，恰恰是讓這個工種真正和其它工作一樣，有包括「准入、考核、追蹤」在內的一系列檔案管理。

所以，在這樣一起極端個案面前，公眾真的應該收起「農夫與蛇」的類比，更不要有與「蛇」劃清界限的粗暴呼聲。如果此刻我們的反應是樹起人人自危的「假想敵」，在人與人之間築起人心阻隔的高牆，這比縱火本身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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