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人生存之道：抱團還是互騙

文 |榮筱箐

▍一

2013年初，當美國華人因為名校錄取政策向少數族裔傾斜的事拉開了拚命的架勢時，我採訪了美國知名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吳華揚，誰知他當年說的話竟提前為今日的新老華人之爭作了註腳。

這項建立在「平權法案」理念之上的政策，在別人得到加分的時候，同為少數民族的華裔和韓裔，因為本來就成績優秀，已在名校學生中佔了相當比例，不僅不在加分之列，反而會被減分。美國習慣將少數族裔人種分為非裔、西語裔和亞裔，這場仗看似是一場亞裔與非、西裔之間的對決。但出人意料的是，吵得最凶的其實是亞裔自己，因為這個大群下面的一些子群，比如越南人、柬埔寨人讀大學的比例很低，他們也會在這個政策中得到好處。

吳華揚一輩子都在倡導建立亞裔群體大聯盟，甚至希望推動亞裔跟其他少數族裔在維權領域的並肩作戰。但六七十年代誰也沒法笑話誰的窮棒子亞裔移民，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人口多、根基深的分支群體與人口少、道行淺的分支群體的生活狀態開始出現參差百態，他們之間的關係大概就相當於先富起來的人和尚未實現共同富裕的人，不單是道不同不相為謀，而很可能要作為矛盾對立面大打出手了。

我問吳華揚，這種情況下亞裔社區的異口同聲同仇敵愾還有可能嗎？他是這樣說的：「這個社區已經長大了很多，現在亞裔社區包括那些從亞洲國家被領養來美國的孩子、那些混血兒、那些新移民、那些第六代移民，那些在中美之間飛來飛去的人，那些從來沒有到過亞洲的人。希望這樣一個多元的群體能夠意見一致是不現實的。」

但吳教授顯然沒有放棄「同盟」的理想。今年三月中，他在《赫芬頓郵報》上以《就新移民問題致亞裔社會活動者的一封信》為題，呼籲老一輩亞裔維權鬥士，要努力彌合與新移民之間的嫌隙，不要讓彼此不同的理念影響到「共同戰線」的建立。題目著眼「亞裔」，但內文寫得清楚：這次的焦點不是亞裔分支族群之間的齟齬，而是在美國出生或長大的華人跟來自中國大陸的新一代華人之間的隔閡。對於吳教授這樣的維權活動家來說，這次的問題顯然是更加緊迫。如果華人本身都不能擰到一塊兒，那所謂亞裔聯盟，甚至少數族裔大聯盟的理想，就更只能是空談。

不過這次，吳教授大概親身感受到了多元的社區、迥異的視角所帶來的衝擊。這篇文章在中國和海外的華人中都引起了鋪天蓋地的強烈反響，有人指責他名為呼喚「團結」、實為道出對中國新移民的歧視，有人說他其實是在顯擺自己美國出生的優越感，「冰川思想庫」上的一篇文章甚至由此引發到美國的華人社區中有人利用教會組織在教友中行騙，呼籲新移民遠離這個「喜歡借『上帝』之名去欺騙」的華人群體。

這不是一幅激動人心的圖畫，至少它跟我們從小聽過的「血濃於水」的說法有很大的落差。但七嘴八舌的論戰，加上每個人自身的成長經歷所帶來的視野上的局限和偏頗，把這幅圖畫得太過紛亂，讓人很難理出頭緒，也留下一堆問號：華人為什麼非得要結盟呢？身為華人可能遠離華人群體嗎？新移民的崛起真的會讓華人群體四分五裂嗎？本土華人和新移民華人真的只能貌合神離嗎？天下華人還是不是一家呢？

▍二

2017年5月17日，紀錄片《小可入獄》在曼哈頓公映前兩天的記者會上，國寶銀行創辦人孫啟誠的大女兒孫儀芬說：「我們需要社區，就像我們需要家庭一樣，社區就是家庭的延伸。」

對於在中國長大的人，「社區」聽上去大概是個怪詞，它很少出現在人們的日常對話中，以至於很多中國人在提到這個概念時大都用「群體」來替代。而且它不符合造詞規律，一旦出現又會讓人費解。中文裡常用的帶「區」詞，比如「小區」「學區」「園區」「廠區」甚至「病區」，大都是以地域為界限劃分的，而英文里的community這個詞界定範圍比地域要廣得多。

詞典里對「community」一詞的解釋有三層，一是一群住在同一個地方或者具有某種共同特徵的人；二是因為與他人共同的興趣愛好和目標而獲得的歸屬感；三是生物學上相互依存的不同物種構成的群落。

也就是說，除去跟一般老百姓關係不大的第三層意思，判斷一個人是否屬於某個「社區」基本有兩個依據：一是在你自己心裡你是不是屬於那群人，二是在別人眼裡你是不是屬於那群人。第一點決定權在你，不管是因為憤世嫉俗、心灰意冷、怒其不爭還是特立獨行，你都可以自行決定去遠離某個群體。至於第二點，只要你天生具有某種屬性，別人就會自動把你劃歸某個群體，空間上的疏遠、心理上的距離根本無濟於事。這件事由不得你。

在美國，對於弱勢群體，第二點和第一點很多時候是因果關係。比如少數族裔即使最初信心滿滿立志獨闖江湖，過不了多久就會發現，因為逃不出自己的族群劃定的天然界限，註定會遭受由族群歸屬而帶來的系統性的歧視和不公。而這種歧視和不公，也只有死心塌地跟這個族群綁在一起才能抗衡，簡單的說就是「抱團取暖」。也正因此，在美國「社區」這個概念一直與維權運動緊密相連，根據谷歌書庫的統計，從1900年到2000年的百年間，「community」這個詞在美國英文書中出現的頻率翻了四倍有餘，而這一百年也正是美國弱勢群體權益覺醒的世紀，特別是在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60到70年代，「社區」一詞的出現頻率創下了和2000年代平齊的歷史高峰，這顯然不是巧合。

當然現在早不是顯性歧視無處不在的60年代，華人更不是排華法案時代被禁止入境的異類。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的一份調查，美國的華人人數達到350萬，比1980年翻了四倍多，其中76%是外國出生的移民；華人家庭中位年收入是6萬5050美元，比全美中位年收入高出1萬5000多美元；擁有碩士或更高學位的華人佔到26%，而全美人口中這一比例只有10%。

從19世紀華工來美國修築鐵路到現在，華裔社區已經走過了漫漫長路，至少這個社區作為一個整體，已不再是掙扎在社會最底層的苦力，而是在很多方面成就超過了平均。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個體的華人不需要社區做後盾也活得不錯，是可能的。但，這只是幸運，不是常態。

在美國，少數族裔靠自身成績獲得社會地位和公正待遇的過程，不僅緩慢而且充滿曲折反覆。即使比華人先行幾十年、膚色與白人無異的猶太人，至今也仍不能擺脫歧視的陰影。或許有人會因為受過良好的教育、能說流利的英語、從事體面的工作而覺得自己相對安全，這就天真了。如今的歧視雖說隱性的居多，卻仍是一條躲在草叢裡陰魂不散的毒蛇，沒人能確保自己不會被咬到。

《小可入獄》的主角、國寶銀行創始人孫啟誠一家的遭遇就是一例。出生於上海的孫啟誠五十年代經香港輾轉來到美國，在美國完成從高中到博士的教育後成為一名成功的律師，在房地產業也做得風生水起。80年代初，他在紐約的唐人街創辦國寶銀行服務華人客戶。孫家的四個女兒都是在康州富庶的白人區長大，從小沒學過中文，長大後從事律師或醫生等熱門職業。這是一個一開始就融入了主流的家庭。

即使如此，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後，當那些為了盈利引起金融體系塌方的大銀行被政府以「大到不能倒」的名義放過一馬時，國寶銀行這樣一家小型的社區銀行卻被曼哈頓地區檢察署告上法庭。儘管當時全國房貸平均壞賬率達到5%，而國寶只有不到0.5%，國寶卻成為全美唯一一家因為次貸危機被司法追責的銀行。

這起案件是以孫家的勝利告終的，地檢署最終撤銷了全部控訴，但孫家一家老小卻為此花了五年的時間和1000萬美金的司法費。在這五年中，華文媒體對案件追蹤報道、華人社區組織到庭上旁聽為孫家打氣、華人客戶不離不棄，孫家擔心訴訟會引起的擠兌沒有發生。那天的記者會，孫家全家到場，他們說華裔社區在這五年中給予國寶的支持是他們能夠堅持下來的重要支柱。電影的結尾處，孫家長女分享了一個細節：地檢署宣布撤訴後，她接到一個華人朋友的電話，「她對我說，今天我為自己是華人感到驕傲。」

紀錄片《小可入獄》劇照

或許很多人都曾有過這樣的感覺，這個名單可以從被冤為間諜的科學家郗小星、陳霞芬列到紐約市前主計長劉醇逸和現任國會議員孟昭文。他們原本都可以在遠離華裔社區的地方安安生生過自己的小日子，但被人誣陷人生跌到谷底的時候、或出選公職沖向人生新高峰的時候，你馬上就會明白，有一群人不離不棄地站在你身邊有多重要，而這樣一群百分百信任你的人，只可能來自你自己所屬的社區。

▍三

不過正如叔本華所說，人就像冬天裡的豪豬，彼此疏離難御嚴寒，而抱團取暖呢，就難免被刺到。有時候，甚至可能被刺得頭破血流。

2017年5月29日，多名華人來到美國亞裔社團聯合總會求助，說他們參加了一位名叫曾姑娘的會頭組織的標會，但曾姑娘突然失蹤，近八百人血本無歸，損失金額總共達到2000萬美元。

標會是華人社區流行的地下拆借模式，之前曾經在廣東移民圈裡盛行，近年來福建移民後來居上成了培植標會的主要土壤。這種地下借貸鏈的玩法基本如下：由一名會頭髮起籌款，俗稱「會腳」的會員們，每月交固定額度的會費，會費聚成起的資金逐月由會員競標，出價最高者得到當月全部會費減去其承諾的競標價。中過一次標的人就不能再競標，但仍然要按月支付會費，直到最後一人中標後標會自動解散。

標會之所以能夠流行，是因為初來乍到的移民缺乏信用記錄，很難通過正規渠道得到貸款。這種地下貸款中競標價相當於利息，雖說要比正規銀行高，但急需貸款買房或拓展生意的新移民別無選擇。而那些手頭有餘錢的人相當於是把錢拿出來幫襯鄉親也賺到利息，不失是一個投資之道。標會在美國不屬合法金融體系之內，會員的利益沒有法律保障，但只要從會頭到會腳每個人都按照規定按月付款，標會就能在法外之地悄無聲息按部就班的運作。可惜悄無聲息總不能長久，華人的標會時不時就會平地爆出個雷來。

根據此間媒體報道，上面說的這個曾姑娘，一人同時運作著十個標會，每個會有多達78個會腳，每人月會費1000美元，這些會已經運作了三年，據稱這是紐約華人圈子裡最大規模的倒會。但這絕不是唯一的一次，單是去年五六兩個月，紐約的華人社區中就發生了至少三起倒會事件，涉及金額動輒上百萬。有些案件地區檢察署已經介入調查，但捲款而逃者往往就此人間蒸發，而受害人手中大多連個收據欠條都沒有。誰讓標會都是在親朋好友或同鄉間組建的呢？信任取代了最起碼的合約，一旦有人掉鏈子，執法人員根本無從下手，而血肉橫飛的都是自家兄弟。

2000萬的損失聽上去是有點嚇人，但標會的倒會其實只是華人社區令人扼腕的事故之一，華人中層出不窮的流行騙術已經讓這樣的事故顯得司空見慣。 比如所謂的祈福黨，裝神弄鬼對街上遇到的老人預言其親人將遭劫難，騙得受害人拿出一生的積蓄擺在神壇上祈福，然後施展調包計，把受害人包里供奉的金銀珠寶換成礦泉水和大米。比如當街謊稱撿到了金鐲子，提出跟目擊者對半分，騙受害人用身上所有的現金買回破銅爛鐵。比如隨機寄發「你中獎了」的信件，要求受害人繳納手續費。

這些也不過是明擺著的坑蒙拐騙，那些虛張聲勢的招搖撞騙就更不勝枚舉了。比如拍胸脯說可以包辦綠卡的律師，名片上恨不得印上一百個頭銜的僑領，比如在公開活動上擠到政客身邊拍個合影，再拿回中國去吹噓自己在美國「有關係」的商人。所有這些，上當受騙的大都是自家華人。

▍四

騙也並非華人社區唯一的痼疾，像是貪小便宜、膽小怕事、互相排擠都令人扼腕。但當我們對這個社區搖頭嘆息、捶胸頓足甚至拿出「劣根性」來說事的時候，有一點必須明確：這些都不是華人社區獨有的問題。

就說「殺熟」吧，在網路壓縮了空間距離之前，世界上大多數騙子都是靠吃窩邊草起家。騙子也要考慮投入產出的比例嘛，目標鎖定沒有語言文化障礙，又天生容易親近的自己人，效率當然遠高於全天下無的放矢。2008年金融危機中爆發的馬多夫（Bernie Madoff）驚天騙案中，巨騙馬多夫的金字塔投資陷阱，最早一批客戶就是他身為會計師的老岳父幫忙介紹來的親朋好友。這起涉案金額達到近650億美元的騙案中，4800多名投資人包括了從馬多夫的太太、兒子到兄弟、辯護律師和幾乎他所有的身邊人。

就說貪小便宜吧，那些靠拚命生孩子賺福利，做到不用工作也可以衣食無憂的黑人，那些一邊拿著政府的殘障補助，一邊騎馬打球樣樣不誤的白人，難道不是都做著比倒賣罐頭划算得多的買賣嗎？

2013年，美國舊金山KRON 4電視台曝光華人領取教堂免費食品，轉手倒賣

發生在自己身邊的醜事，總會讓我們格外傷心。作為華人，因為切膚之痛，我們很多時候批評起自己的社區會更為嚴厲。要是自己不幸成為受害人，就更容易失去準確和客觀的判斷，犯下以偏概全的錯誤。比如，且不說信上帝的華人里有多少騙子，根據皮尤中心的調查，美國的華人中超過半數根本不信任何宗教，說這是「喜歡借『上帝』之名去欺騙」的群體，顯然是一頂過於誇張的大帽子。

帶著這樣的怨氣、不屑或怒火去看華裔社區，很容易會錯過那些溫暖閃光的東西。比如每次有華人遭遇變故急需幫助時，只要有社區組織振臂一呼，捐款就會紛至沓來。有些是千元支票，有些是皺巴巴的零散紙幣現金。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單是美東華人通過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轉到災區的捐款就超過1000萬美金，其中600多萬來自最底層的低薪勞工組成的華人職工工會。

當然，一群人可以在危難時同舟共濟，並不代表他們在平日里總能萬眾一心。不同的經歷、理念、訴求和利益讓華人常常在同一件事上爭得面紅耳赤，而這種爭執因為來自中國大陸不差錢的新移民的湧入，變得更加頻繁。吳華揚對新老移民分庭抗禮的擔憂不是沒有原因。

▍五

2016年2月20日，全美多個城市數萬華人湧上街頭，聲援因為在執勤中槍枝走火誤殺了無辜黑人而被控罪的紐約市華裔警員梁彼得。這是美國華人近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示威。但來到現場的並非都是梁彼得的支持者，華人領導的亞裔反暴力聯盟加入「黑人的命也是命」維權組織的隊伍中，呼籲將致人死亡的梁彼得關進監獄。

吵架這件事在華人社區里本來算不上什麼新鮮事。19世紀來美國修鐵路的華工大多來自廣東台山，構成還算單一。但20世紀初清政府利用庚子賠款退款派出的留學生登上了北美大陸，拉開華人中草根和菁英的距離。1965年排華法案徹底廢除之後，來到美國的華裔移民更是多元，從六七十年代的台灣、香港留學生，到七八十年代的大陸留學生，到八九十年代的福建偷渡客，到2010年以後來自大陸的投資移民、小留學生。這些人從經濟實力到教育水平本來就各不相同，來美國前生活本就沒什麼交集，來美國後別無選擇的都被歸入華裔社區，難免心中互有不服。

早在六七十年代，紐約的華人中就有唐人街華人和上城華人之分，前者是住在唐人街的底層勞工，後者則是住在曼哈頓上城、生活更接近白人的富庶階層。在前者眼中，後者驕縱忘本不接地氣；在後者眼中，前者辛苦恣睢難成氣候。這還只是心平氣和的疏遠，八九十年代肆虐唐人街的黑幫為了爭地盤大打出手，就是你死我活的殺戮了。

九十年代末，曾任達拉維爾州副州長的香港移民吳仙標創辦了政治組織「80-20促進會」，希望在各類選舉中整合華人力量。深諳美國政治遊戲規則的吳仙標知道，華人社區只有做到將八成選票都集中投給同一名候選人，而不是分散票源互相抵消，才能引起政界的重視。如今年過八旬的吳仙標漸退幕後，整合社區的理想仍是出師未捷。

吳仙標

不過，在此之前的華人社區內部衝突，大概沒有一種能像美國本土華人和近年裡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之間的衝突這樣，集草根與菁英、先來與後到之間的矛盾於一身。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數字，在美國的華人從2000到2010年間增長了38%，達到350萬，同一時期美國全國人口增長幅度還不到10%。根據紐約智庫機構亞美聯盟的分析，紐約的華人在2008到2011年間增長了11%，而同一時期，紐約全市人口出現了1%的下滑。從中可以多少看出新移民的洶湧澎湃之勢。

根據美國國際教育研究院（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調查，2015到2016學年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有32萬8547人，佔全美留學生總數的近四成。投資移民項目，90年代初推出後一直乏人問津，直到得到富裕起來的中國人的青睞。2009年投資移民申請人數首次破千，2014年申請人數超次破萬，從2009年至今的投資移民的申請人中近九成都是中國人。紐約市旅遊局的數字也表明，2016年到訪紐約的中國遊客達到95萬8000人，比上一年增長了10.1%，使中國僅次英國成為紐約外國遊客第二大來源國。

人多勢眾又財大氣粗的中國人，勢不可擋的改變了美國的生態環境：五大道上的名品店開始僱傭能說中文的服務員，林肯中心一板一眼的巡座員對違禁掏出手機對著舞台狂拍的中國觀眾已經開始放任自流。但對於本地華人來說，新移民的財力給他們帶來的更多是不安。這不單是因為老一代傳統移民看不慣新移民炫富，而是更多涉及在同一個碗里夾肉吃的利益之爭。

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教授譚婉雯在她2014年出版的專著《成就國際化移民小區：布魯克林日落公園》一書中就明確指出，來自中國的資本把日落公園地區的地產市場炒得炙手可熱，使本地低收入居民面臨因為無力交租而被迫遷出家園的困境。這個地區居住的大多是低收入華人，譚婉雯就是在這裡長大的。

眼看著自己辛苦一輩子掙下的基業，讓突然冒出來的新錢砸得搖搖欲墜，誰心理也不會平衡。去年，美國華人博物館辦了個口述歷史的活動，邀請一些在紐約唐人街長大的二代移民回憶當年，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站起來說：「我八歲從廣東來紐約，去上學一句英語也不會，非常痛苦。我拚命學英語，念了三個大學學位。現在我去很多活動，都是講普通話的新移民唱主角，我還是聽不懂，還是很痛苦。那些講普通話的人來了唐人街，就不停的抱怨，說這裡又臟又破，他們真的不知道我們當年經歷的艱辛。」要是你不明白她在說什麼，那你大概不知道，早期的華人移民大都來自廣東，在今天這批新移民到來之前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不說廣東話的人在唐人街根本就不被當作中國人。

不過這些都還算是瑣事，梁彼得事件里華人表現出的分歧卻是原則性的不同。梁彼得出事之前，美國已經發生過幾起白人警察致死手無寸鐵的黑人、之後卻未被起訴的事件，民情激憤。在這種情況下，大陪審團對梁彼得進行起訴的決定，被很多華人新移民看成是拿這位華裔警察做了緩解警民關係的替罪羊。但在一些本土華人的眼中，這不是族裔問題而更多是階級問題，在他們看來經常遭遇警察濫權的底層民眾才是一家，而警察無論是什麼族裔，犯錯必須追究。

梁彼得出事後，在大陪審團尚未決定是否對他提出起訴之前，亞裔反暴力聯盟和紐約市的華人市議員陳倩雯就已經發出聲明，支持起訴。在此之後一年多的庭審過程中，新老移民在這件事上的立場更加涇渭分明，一些年輕的二代移民還發出了《致父母的一封信》，向作為一代移民的父母解釋為什麼解決此類問題的關鍵是幫助受害的黑人爭取正義，而不是幫助犯事的華人警察爭取和白人一樣被寬赦的特權。

這種理念上的差異其實不難解釋，中國大陸人口構成相對單一，容易形成強烈的民族意識。加上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容易產生零和思想，認為自身權益不是來自跟同病相憐的人攜手並進，而是來自贏過別人。而在美國長大的少數族裔更容易明白唇亡齒寒的道理，事實上美國的亞裔社區這個概念就是在1982年的陳果仁事件之後才開始成型的。

當年美國汽車行業面對來自日本的競爭呈現出頹勢，車廠大幅裁員。華裔青年陳果仁在車城底特律被一對失業後懷恨在心的車廠工人父子當成日本人打死的。事後法庭對這對白人父子的輕判引發了亞裔聯合大示威，那場運動讓很多亞裔明白了一個道理：華人、日本人甚至黑人、拉丁裔在美國偏袒白人的不公平制度下，並沒有區別。

在梁彼得事件後，新老移民理念上的差異繼續延燒。在去年的總統大選中，老一代華人為希拉里吶喊助威時，很多挺梁幹將成了鐵杆川粉。他們不認為川普限制穆斯林入境、遣返非法移民的政策會讓反移民的野火燒到自己，反而覺得這樣可以讓遵紀守法的華人過得更好。

▍六

這種認識上的差異不是一時半會兒能夠彌合的，但華人甚或亞裔的聯盟，或許也並不像吳華揚所擔心的那麼岌岌可危。

今天的新移民來自北京奧運之後自信心高漲的中國，他們權益意識警醒，遇到不平喜歡拍案而起而不是一味退讓，他們擅於通過中文平台吹結集號，往往能做到一呼百應，這些都給曾經因膽小怕事而被稱作「啞裔」的社區注入了前所未有的能量。近幾年隨著新移民的湧入，華人社區的抗議和示威越來越常見。很多示威抗議的最初發起者都是來自中國的新移民。

這些示威並不是樁樁件件都合情合理，但要擊碎之前華人平日唯唯諾諾，出了事就息事寧人的刻板印象，不用點蠻力恐怕是不行的。

華人社區多年來一直在邊走邊找路，多一份力量就多一種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講，新移民的到來其實也給社區帶來了柳暗花明的轉機。至於新老移民理念上的不同，紐約亞美藝術中心總監伍振亮給我講過一個故事：

七十年代，紐約唐人街有個叫「地下室」的社團組織，早期成員包括後來名聲鵲起的大導演徐克、香港大學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創始人陳婉瑩和現任紐約市青年局局長商自來。「地下室」成立後，很多本土出生的華人為民權理念所吸引紛紛加入，卻跟「香港幫」產生了強烈的理念衝突，「香港幫」紛紛退出。「關鍵問題是他們很清楚自己是香港移民，在身份認同上他們很自信，而我們這些在美國出生的華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伍振亮說。

但當年「地下室」的成員很多人此後很多年裡仍然留在維權領域，在很多關鍵時刻跟本土華人並肩作戰，才帶來了華人在權益上緩慢卻持續的進步。「關鍵是我們的對手太厲害了，他們發明了『黃禍』這個詞，把我們全都包括在裡面了。」伍振亮說。

面對這樣的對手，誰能說天下華人不是一家呢？

【作者簡介】

榮筱箐|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專欄作家，旅居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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