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父親的年輕歲月——從兒子看見父親

重拾父母的年輕歲月——從兒子看見父親

2016-09-19薄文薄文

兒子的降生給我帶來很多感觸，其中之一是讓我感受到我父親。父親在我兩歲時去世，沒有給我留下任何印象。

照片是我父親在七十年代初北京的某公園的留影。

在兒子初生的幾周，每當我抱著他端詳，都會想到三十多年前父親一定也如此凝視過我。有好幾次我感到自己彷彿成了眼前的孩子，正望著我的父親，而父親成了現在的我，正望著初生時的自己。借著我的孩子，我得以重回睽違三十多年的父親懷抱，這令我非常感動和感謝。做父親才意識到我對父母特別是父親的經歷幾乎一無所知，感到很不應該。我想我應該去找老人問問他們的事。

於是我拿起紙筆錄音機，請親人們回憶家史。他們不約而同地談到我父母人生前三十年的不幸。我母親一九五零年出生，父親五二年出生。他們都是幼年都營養不良，童年飢餓，少年失學，參加上山下鄉，三十多歲時返城，托關係走後門找工作。回城還沒成功我父親就得病去世了，我母親開始一個人撫養剛滿兩歲的我。「上山下鄉」從一九五五年開始至一九八零年結束共持續了二十五年，其中「老三屆」是全體強制性參加，時稱「一片紅」、「連鍋端」。我父母、繼父、二大爺、二大媽都是老三屆。我繼父是投親靠友的」返鄉知青」。我叔叔七十年代中期在京郊農村當過知青，因為離家近他的插隊經歷比「老三屆」容易些。這樣算起來我家共有六位親人當過知青。

這是我二大媽七十年代插隊期間的日記本。照片為在內蒙豐鎮紅土台村的七位女知青，我二大媽是其中之一。

一九六八年的夏末和初冬，時年十八歲的母親和十六歲的父親相繼去內蒙古上山下鄉。我母親去的是內蒙中部偏北的西烏珠穆沁（西烏旗）草原，我父親去的是集寧以南的豐鎮農村。兩個人在內蒙幹了十年體力活，是為了改變中國的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體差別。然而後來他們發現改變這些是不可能的。農村的貧窮、枯燥、卻少閑暇時間，遠離親人朋友，無法找到合適的對象等等迫使他們越來越急切地想返城，想進工廠上班，想上大學。

七十年代末，兩人通過我爺爺和姥爺的門路，調到河北固城縣的郵電部幹校，在那裡相遇、結婚，然後把我帶到世界。我生父去世後，母親帶著我在固城幹校、小湯山幹校、北京的爺爺家和姥爺家輾轉借宿。憑一個允許特困知青「困退」回父母的單位工作的「紅頭文件」，我母親才得以回城。了解到這些以後我發現知青上山下鄉不只是父母的事，也和我有莫大關係。如果他們沒有上山下鄉，就不可能相遇，也就沒有我，或者那個我就不是現在的我。

從小聽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等口號，但那是什麼意思，背景是什麼，卻不慎了解。為了理解當初的歷史背景，我讀了好幾本書。其中法國學者潘鳴嘯（Michel Bonnin）認為，知青運動源自毛澤東對紅衛兵武鬥造成的混亂感到不滿，將之歸罪於建國後出生的一代人所接受的由劉少奇「修正主義」教育，因而決定把這些年輕人送到農村接受勞動教養。這結論解釋了為什麼只有六六－六八三年的「老三屆」的初高中畢業生被發送到最艱苦的地區。和發動紅衛兵一樣，毛再次對年輕人發出神一般呼召，讓大量城市年輕人立刻奮不顧身地放棄城市戶口奔赴邊疆。我母親就是其中的一員。一九六八年八月她瞞著家人報名參加上山下鄉，註銷了自己的北京戶口，然後告訴父母要去內蒙插隊。一周後她被卡車運送到了錫林郭勒大草原。

母親是北京宣武區六十六中第一批自願參加上山下鄉的學生。母親從學校停課到她參加知青前，也就是從一九六六年五月到六八年八月這段時間，參加過紅衛兵，在北京市工商聯批鬥過資本家，去西南各省「串聯」，全程免費參觀了遵義會址紅岩渣滓洞等革命聖地。回京後在北京市郊的工廠當過一段時間銑工。文革初期她曾到虎坊橋的北京芭蕾舞學院看紅衛兵辯論會。兩派紅衛兵一言不合就抄椅子大打出手，讓她非常厭惡。但不久後，她得知毛主席在廣場接見了紅衛兵，令她轉變了對紅衛兵的態度，並參加了紅衛兵。因為她相信：「毛主席支持的錯不了」。複課鬧革命期間，恢復的不是原先的文化課，而是由一位呆板的軍人每天在教室裡帶學生背誦老三篇，用機械的重複給學生灌輸毛澤東的話語。這種無所事事的枯燥生活讓她看不到盡頭。當招募知青的通知一下來，她立即就報了名。

我問母親對此舉有沒有後悔過。她說沒有。她覺得不能用後來的標準判斷當初，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必然，因為當時的價值觀和現在完全不同。當時她的腦子裡只有一個信念：「聽毛主席的話」。老三篇，以及宣傳機器中的英模形象，如草原英雄小姐妹和為搶救一根木頭而溺水身亡的上海知青金訓華等，樹立起集體利益高於生命的道德標杆。母親在個人崇拜、集體主義的影響下，在沒有更好選擇的情況下，無可避免地走向山鄉。

然而積極吃苦在階級鬥爭年代也不完全是犧牲。主動吃苦受窮曾是一項操行標準，這樣的人在政治上會更被信任，人生際遇可能會更好。不積極吃苦的，會被當作落後，與各種機會無緣。

插隊七年後，母親被推薦上中專離開草原，又在內蒙呼市和河北故城待了七年，戶口才回到北京。之後她用了二十多年不斷學習考取了若干個行醫資質。即便如此，她並不覺得插隊是浪費時間，而把上山下鄉當成人生歷練和財富。這是知青的普遍態度。

與我母親不同我父親當知青是出於無奈。他從寬街小學考入重點中學北京五中，在一九六六年上初二時因學校停課而輟學。因為「地主出身」的成分，文革開始後我爺爺被發配幹校勞動，奶奶被街道辦的被服廠辭退，家庭收入銳減，家裡的五個孩子吃不飽。一九六八年我父親跟他二哥，即我二大爺一塊報名去內蒙古烏蘭察布豐鎮縣插隊。一般一個家庭只需出一個孩子上山下鄉，我二大爺去了，父親就可以找理由搪塞。但去農村插隊可以自立謀生，能給家裡省開銷，我父親大概是因此而選擇了插隊。我問我大爺當時年輕人能不能拒絕上山下鄉。他說除了家裡特困離不開的，是老三屆的都必須去，如果該去不去，街道和知青辦的人就要到家裡做工作，到家門口敲鑼打鼓地歡送你。爺爺家是地主出身，爺爺奶奶已經挨整，一家人不敢再違抗命令。

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九年，我母親在內蒙古當知青、兵團戰士，上衛校一共生活十一年。我父親在內蒙古當知青和工人一共生活了十年。我訪問了父親插隊的內蒙豐鎮永善庄東官村，父親當工人的內蒙巴彥淖爾營盤灣煤礦，母親插隊的內蒙錫林浩特西烏旗哈日根台公社，以及父母相遇的河北固城幹校。下面就是我旅行和訪問的一些紀錄。

本文作者和父親的生前好友王蒙古，在父親曾經住過的房前留影。

（訪問記錄在下兩篇公眾號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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