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戛納拿過5次獎的金棕櫚導演，說電影需要適當的無趣！

最新 06-29

克里斯蒂安·蒙吉

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官方評審團主席，是在當代影壇具有重要地位的羅馬尼亞導演——克里斯蒂安·蒙吉。

蒙吉在過去十年中的創作力驚人的旺盛，三部長片《四月三周兩天》、《山之外》和《畢業會考》都讓他站上了戛納的領獎台，分別為他帶來了戛納的金棕櫚大獎、最佳編劇和最佳導演。

克里斯蒂安·蒙吉憑《山之下》折桂戛納

自新世紀以來，羅馬尼亞電影人才井噴，內策爾、普優、波藍波宇等人在國際電影節大放異彩，而蒙吉則是「羅馬尼亞新浪潮」中最耀眼的一顆明星。

不過在他看來，羅馬尼亞電影能夠在國際上大放異彩，恰恰源於國內電影產業的式微，正是因為如此，這一批電影人擁有更加自由的拍攝環境，不用考慮市場的接受程度。

在蒙吉看來，羅馬尼亞電影產業在這一點上和中國正好相反，他覺得中國有著巨大的市場和龐大的觀眾群體，而這正是中國形成明星制的根本原因。

不過蒙吉表示，既然中國已經形成了完整的電影產業，那麼證明中國電影就已經是成功的了。只不過，在商業電影高速發展的同時，需要有相關機構去保護電影這門藝術。他將藝術電影形容成柔弱的花兒，如果不多加呵護，就會被大個的蔬菜（商業電影）殺死。

談中國電影：形成了產業證明它已經成功了

小鳳：本次上海電影節的熱門電影票開售後兩三分鐘就被搶光了，但與此同時，藝術電影在中國面臨的處境卻很險峻，您覺得藝術電影在中國有什麼發展的機遇嗎？

蒙吉：說實話，這件事跟教育和體制密不可分。你說的沒錯，最近全世界的藝術電影發展都不太順暢。如果現在的標準不變的話，我們可能二十年後就不會再有這些類型的電影了。

但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在導演這兒，而是在於如何重新培養起人們對於這個類型影片的興趣，只有堅持當孩子們從小就能夠看到不同類型的影片時，才可能培養起這樣的興趣，如果你讓孩子從兩歲起就一直看迪斯尼動畫，雖然這些動畫都很有趣，但只是電影的一種，然後他們會看節奏非常快的電視劇，到了十八歲的時候，他們就只會喜歡某一種影片，而無法去欣賞其他類型的作品。

如果能讓孩子看一些電影史上的經典作品，讓他們知道電影已經有百年的歷史了，其中不乏很多佳作，告訴他們電影有不同的受眾，不僅僅只是娛樂而已，只有這樣才可能培養出一批觀眾。

另外就是藝術影院的建設，說實話我對中國還是有一些期待的，因為我覺得在中國，只要能夠讓觀眾受益，那麼組織一件事情是相對比較容易的。比如說，現在在西方國家，你就沒法硬著頭皮這樣做，因為市場只會傾向於那些能夠盈利的作品。

我對中國抱有一些希望，通過上海和北京這樣的電影節，重新塑造觀眾的品味，促使政府建立藝術院線，讓觀眾可以看到更多的藝術電影。關鍵的是要習慣在這些電影上消費，如果人們（特別是年輕人）有機會看這些影片，他們就會理解電影的多樣性，周五晚上可以去電影院看動作片，也可以看其他類型的影片。

小鳳：這次上海電影節的活動上，一位著名的中國導演說，票房大片都是垃圾，但這是因為中國存在著大量垃圾觀眾，你是否認同他所表述的觀眾和電影之間的關係？

蒙吉：當你用產業這個詞的時候，就已經意味著它已經成功了。電影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既是一個產業，也是一種文化，這就是它的問題所在。有時候我們會混淆這兩個概念，產業應當遵守自己的規則，你無法阻止人們通過電影賺錢，他們會賣能夠賺錢的電影，這也是這個產業永恆的驅動引擎，你無法阻止他們拍這些影片，蓬勃發展的產業會一直給觀眾提供他們想看的東西。所以產業沒有責任去教育觀眾，而是需要盈利，這一點你要清楚。

另一方面，保護電影藝術這項工作需要其它的機構來承擔。我想要提倡教育和文化，這一點需要得到倡導，因為它是非盈利的，電影在藝術這個層面上是非盈利的，所以你需要像對待一朵柔弱的花兒一樣對待這些電影，因為如果不這樣的話，那些各種各樣暢銷的大個蔬菜將會殺死它。

二者都需要保護，但一面是充滿生命力的產品，因為它在市場上有銷路，而另外一面是試著去探索藝術的含義以及如何去不斷突破藝術的邊界，所以二者需要共存。在理想情況下，這種藝術應當得到稅收和產業的支持。例如，在法國和我的祖國羅馬尼亞，我們總是在不斷修改電影法，如果藝術作品有很好的選擇電影主題的方法，那麼讓市場上盈利的影片在為藝術作品提供適當的支持，我覺得這還是挺公平的，但這在全球層面上就很難做到了，

小鳳：這位導演還說，導演不應該把觀眾當做上帝，而是看做強大的對手，那麼你是如何看待自己和觀眾之間的關係的？

蒙吉：我不會做取悅觀眾的事情，我試著將觀眾帶到他們想要到達的那個複雜的語言層面。

如果你默認觀眾是聰明的，那麼你在拍攝電影時就會面對一群聰明的人。但是你要知道有時候觀眾並沒有你聰明，因此我不贊同這樣簡化的說法，如果觀眾沒有理解電影，這不是他們的錯，而是作為導演，你應當考慮他們有多聰明、思想有多複雜，如果你總是能夠稍微高於他們的期待，這也是教育觀眾的一種方式。

很有可能，你會促使觀眾思考他們的所作所為，而不是永遠把看電影當做消磨時光的娛樂，電影最初的目的並不止於此。你要勇於帶動他們思考，讓他們對你的作品做出反應。想要做到這一點，首先不能只是拍一些取悅他們的作品。

除此之外，我認為不是只有一種觀眾，觀眾的層級不盡相同，我們有許多的作品和巨大的市場，應當針對不同的人拍攝不同的作品。

蒙吉在《四月三周兩天》的拍攝現場

小鳳：你對中國電影有哪些了解呢？

蒙吉：我對中國電影還沒有一個系統性的了解，比如說當我在上電影學校的時候，那時我還是個少年，有很多的片子要看，但沒什麼機會看中國電影。我能夠看到的中國電影並不是藝術片，當時我看的是70年代的功夫片，這是當時社會主義社會唯一會進行交流的影片，像是小孩子看的很初級的作品，所以我對中國電影的認識特別有限。

另外，我沒有刻意去區分中國內地電影、香港電影和台灣電影。我們知道它們之間存在著不同之處，但由於說的都是漢語，所以對於我而言都是中國電影。當然了，我能看到的那些電影都是能夠入圍電影節的。在東歐劇變後的20多年裡，我都沒有在自己國家的電影院里看到過中國電影。當然我看過李安的電影，以及王家衛的《花樣年華》，我在戛納做評審的時候，那是2013年，看了賈樟柯的《山河故人》。

今年我在戛納做短片評審時，把獎頒給了一部中國短片（註：《小城二月》）。我見到了那部短片的導演，是個非常紳士的人。我們都覺得這部短片起了一個很好的模範作用。這對中國電影來說是個好的兆頭，因為這種類型的影片需要得到鼓勵和認可。這對像他這樣的導演來說是個夢幻的開頭，他這次憑藉短片拿了獎，未來可能就能憑藉長片再次入圍。

蒙吉（右）為《小城二月》導演邱陽（中）頒獎

除此之外，我還看過幾遍紀錄片《鐵西區》，我非常喜歡這個作品，因為它的拍攝方法很不一樣，很像我會拍的電影作品，非常現實、簡潔，但他是用普通人來拍的，而我是用演員。當然，我還知道張藝謀，以及其他一些導演，我在不同階段會看一些台灣電影和香港電影，不過並沒有非常系統地來看。

談拍攝方法：我盡量讓電影簡單平衡，但適當的無趣是必要的

小鳳：去年上海電影節的評審團主席庫斯圖裡卡在接受採訪時，說自己在拍電影的時候總是會提出各種問題，避免讓作品很無聊，那麼當你在拍電影的時候，會問自己什麼問題？

蒙吉：如何讓電影更加有趣，這可能是每個導演都會遇到的問題。

但是還有其他一些問題，比如說對我而言，我會思考影片是否足夠誠實、是否有人文關懷、是否在操控觀眾、是否足夠簡潔、是否有意義。

當我在拍電影的時候，我會有很多問題，並試著給每個問題合適的答案，讓影片的時長和事件的數量都恰到好處，不去利用和控制觀眾，讓影片盡量簡單、平衡。我不想讓觀眾感到無聊，但是有些時候他們必須要感到無趣，導演要讓觀眾忍耐你的故事，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無趣是生活的一部分，你需要承認這一點，所以電影需要包含一定程度上的無趣。

觀眾其實沒有意識到，無聊的快節奏電影對電影藝術來說是並不是一件好事。這就像小孩子一樣，如果你一直去逗一個孩子，他會更容易失去興趣，因為中間沒有給他們時間去感到厭倦。如果你因為電影的節奏慢而感到無聊，那這就不一定是我的問題了，很可能是你自己的問題。我會確保我呈現給你的是現實的、有深度的作品，可能有些人會對這些感興趣，有些人則不會。

蒙吉在《山之下》的拍攝現場

小鳳：在當導演之前，你還做過記者和老師，這是否讓你有更多責任去拍攝你自己所提到的這類電影？

蒙吉：我對高質量的、能夠讓人們放鬆的電影並沒有什麼成見，只是已經有很多人在拍攝這種電影了，而且拍得很好，所以我沒有必要加入進去。拍攝一部電影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每次我拍完後就開始思考下一部電影的題材和故事。

我能感覺到拍電影這件事的重要性，不能為所欲為，因為我要花三四年的時間拍攝一部電影，所以我必須要保持自己的熱情，拍出來的東西要關懷人性。不是說我想通過它改變世界，但我希望觀眾能夠在看完後對自己和生活有某些不同的認識。

我覺得我有責任讓我的作品涉及一些人們感興趣的東西，同時能夠解決一些社會問題。我試著去探索當下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希望人們通過觀看我的電影能夠對這個問題有更好的理解。

小鳳：在中國，很多電影會請年輕的人氣明星來吸引票房，在羅馬尼亞有這種現象嗎？

蒙吉：並沒有。在中國有許多電影院和龐大的觀影群體，觀眾從觀看這些明星參演的電影中獲得樂趣。只有當你有一個巨大的市場並且人們理解明星的語言時，才會真正地形成一個明星體系，這個體系在美國、中國和印度都存在，但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沒有，在法國也不是特別完善。我們的人口在1800萬左右，每年大約會賣出1000萬電影票，但90%的人都是去看美國電影，所以其實明星體系在羅馬尼亞也存在，只不過都是國際和美國影星罷了。你沒辦法找到一個能把觀眾都吸引到電影院的羅馬尼亞影星。

蒙吉與《畢業會考》女主演瑪麗亞·維多利亞·德拉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