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坐標：地位無可替代，要發揮「走出去」優勢

【編者按】

香港回歸20周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已被證明是成功的。

澎湃新聞深入香港細部，觸摸20年間香港各個領域的變化，有的很大，有的很小。無論大小，均值得記錄。

澎湃新聞刊發的「香江廿年」系列報道，今天聚焦香港的獨特歷史地位。

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凌晨，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新華社 資料圖

1997年7月1日，香港結束百年飄零，回到祖國懷抱。

「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上世紀80年代這首《我的中國心》唱出了香港同胞的心聲，也反映了香港與祖國的連結從未因管治權的短暫改變而中斷。

不僅連結沒有中斷，香港在國家發展歷史中始終扮演重要角色。

從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到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建設、改革開放，「香港在不同時期都有其獨特的地位和作用，這是內地其他城市無法替代的。」嶺南大學榮譽教授、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劉蜀永說。

對於香港在國家版圖上的定位，劉蜀永更指出：「無論從政治角度還是經濟角度，認為香港不重要的觀點，是非常片面的。要從歷史到現在，正確認識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獨特作用，想一想用什麼方法發揮香港的優勢，這是香港回歸20年之際應該去考慮的問題。」

2017年6月23日，俯瞰位於深圳仙湖植物園內的香港回歸紀念林。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前夕，深港各界青年代表攜手在深圳仙湖植物園按中國版圖圖案共同種下了這片「香港回歸紀念林」。東方IC 圖

利用特殊地位開展革命

百年辛亥，風起香江。

香港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產生之地。1883年11月，17歲的孫中山被送到香港讀書，合計七年時間在香港的所見所聞，與封建制度下的清朝相較，觸動了他的革命思想。

若干年後，孫中山在香港大學演講時也說，「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香山、香港相距僅50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間在一荒島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隨後，孫中山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開展革命活動。1895年，香港興中會成立，會員入會時需高舉右手對天宣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香港設立分會。

從1895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16年間，孫中山直接領導的南方10次武裝起義，有6次以香港為基地秘密策劃。「這些起義雖以失敗告終，但它對喚起國人的革命意識，產生了重大影響。」劉蜀永強調。

此外，香港是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宣傳重地，也是革命經費籌集和轉匯之地。1900年，中國最早的革命報紙《中國日報》即在香港創刊。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香港與祖國內地休戚與共的緊密聯繫再一次得到體現。由於香港特殊的政治地位與地理位置，香港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活動中心之一。

1938年，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保衛中國同盟，中共中央在此設立八路軍辦事處，通過這些機構團結國際友人和海外華僑支援中國抗戰。一些香港民眾不僅在金錢和物質上給予各種援助，還組成救護隊、服務團等到內地參加抗日宣傳和賑濟活動。

1941年12月，日軍侵佔香港，英軍投降，在香港堅持抗戰的主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港九大隊還與英美等盟國開展了多方面的國際合作，例如從集中營營救盟國人士、向盟軍提供戰略情報等。

戰後初期，中國共產黨可以半公開地在香港活動，香港成為南方重要革命基地。

當時，因為國統區迫害中國共產黨人、民主人士，很多中國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撤退到香港，一些民主黨派在這裡建立新的組織，或是把原來的組織恢復。1948、1949年，大批民主人士又從香港北上參加新政協，為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貢獻。

這期間，「很有意思的是，中國共產黨曾在香港屯門和民主人士創辦了一所大學，叫達德學院，是一般人比較少知道的。」劉蜀永提到。

達德學院校名取自《禮記·中庸》：「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1946年10月正式開學，李濟深出任董事長，陳其瑗任校長，學院老師幾乎都是名重一時的左翼學者。

達德學院設商業經濟、法政、中國文學三個學系，另設新聞寫作班。從1946年至1949年不到三年時間，前後有一千多人在此學習，為國家培養了一批人才，在建國之初和改革開放期間都做了很多貢獻。

2017年6月，香港維多利亞港兩岸景色。新華社 圖

為內地制度建設提供參考和借鑒

新中國成立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始終堅持「暫時不動香港」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決策。

「正因為有這些經歷，在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沒有急於把香港收回來，而是表明在適當時期通過談判來解決。」劉蜀永說，「『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決策不是一時想出來的，是因為知道香港暫時不收回來對國家發展更有好處。」

特殊歷史時期，香港是中國通向西方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重要通道。

1949年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封鎖，香港成為主要的對外通道。到上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香港幾乎成了唯一一個對外通道。

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國家需要大量資金外匯以及管理經驗和技術。此時的香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濟騰飛中積累了大量資本，一方面要為資本尋找出路，同時也面臨著香港土地和勞動成本不斷上升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與內地一拍即合，互惠互利，港商大量到內地投資，為內地解決了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不足的問題，也解決了內地大量勞動力就業問題。」劉蜀永說。

例如內地所熟知的港商霍英東。1979年4月，廣州白鵝潭畔興建白天鵝酒店的協議正式簽署，由霍英東投資5000萬元及提供管理、技術，廣東省政府提供「磚瓦沙石」、土地和人力。白天鵝酒店是內地第一家中外合資五星級酒店。

在霍英東眾多內地投資中，以南沙的投入資金最為龐大，10年總計26億元人民幣，終將南沙由一個不毛之地變成了珠三角最具活力的區域。

在香港教聯會理事、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看來，港資進入內地一方面對於內地的制度建設具有參考和借鑒意義，另一方面對於其他外資的進入也有示範效應。

香港特首梁振英曾作為測量師向內地介紹香港土地經濟、土地管理制度，介紹香港城市規劃以及房地產開發。他所在的仲量聯行最早進入內地，參與探索內地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香港金融發展局主席史美倫曾於2001年至2004年出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為中國首位及至今唯一來自境外的副部級官員，為內地金融制度建立和完善作出了貢獻。其任上，中國證監會推出了公司治理準則、獨立董事制度、收購管理辦法、保薦制度等系列規章制度。

甚至在很多和社會民生相關的微觀領域，香港提供了很好的參考價值。

2008年汶川地震時，香港飛行服務隊轉運受災群眾、傷病員和部隊官兵100餘人，飛行服務隊的「貢獻不僅在於救了多少人，而在於如何把軍方技術運用到民間救災領域，這對內地是有啟示的」。

2017年5月18日，香港葵涌貨櫃碼頭。新華社 圖

「認為香港不再重要了是短視看法」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香港歷史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香港經濟規模在過去20年增長了一倍多，平均每年實質增長3.6%，與全球經濟增幅相若，並持續高於大部分高收入經濟體。同時期，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加約七成，平均每年增長2.6%。2014年，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按當時市價計算達39,994美元，在亞洲占前列位置。

回過頭看，香港這二十年並不平靜。

香港回歸不久即碰到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出現非典，2008年又經歷全球金融海嘯。「但是特區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還是很順利渡過了難關。」

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短短三個月內，特區政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入市干預，擊退了炒家。

2008年9月爆發的全球金融海嘯使平穩增長的香港經濟急轉直下，但香港憑藉中國經濟增長獲得的龐大商機努力拚搏，到2010年年底，香港經濟已全面復甦。

「『一國兩制』嚴格說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個國家之內不同的社會制度能夠共處，還能夠發展得比較好。」劉蜀永評價，「『一國兩制』基本上是成功的，是按照當年的構想來進行的。」

劉蜀永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快速發展，經濟總量增長很快，香港GDP佔全國GDP的比重逐年下降，有些人因此認為香港不重要了，「實際上，這是短視的看法。」

「一方面，不僅要看經濟總量，還要看人均；另一方面，香港過去發揮的作用主要在引進來，現在國家發展要『走出去』，中國經濟要走向世界，香港有它的優勢：香港和國際接軌程度高，對海外投資地的法律熟悉程度高，具備相關人才。」他認為，如果能夠發揮香港的優勢，香港與內地將形成優勢互補。

「無論從政治角度還是經濟角度，認為香港不重要的觀點，是非常片面的。要從歷史到現在，正確認識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獨特作用，想一想用什麼方法發揮香港的優勢，這是香港回歸二十年之際應該去考慮的問題。」劉蜀永說。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